徐可：「一說便俗」的背後
「一說便俗」的背後
——讀《知堂回想錄》隨想
「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余澹心編《東山談苑》卷七)這個典故在《知堂回想錄》中反覆出現，終於勾起了我一探究竟的興趣。
倪元鎮，號雲林居士，元代著名畫家、詩人，擅山水，以簡中寓繁、似嫩實蒼的風格推動了文人水墨畫、山水畫的發展，與黃公望、吳鎮、王蒙合稱「元四家」。雲林生活於戰亂之中，想逃避現實，過著漫遊生活，一生不隱不仕，飄泊江湖，別人不了解他，他也不想被人了解。看得出雲林居士確是一位雅人，上面那句話出自這位雅人之口就顯得不俗。知堂老人也是一位雅人，顯然他是以雲林居士自況了，那麼這個典故不也暗含著他對自己投敵行為的態度嗎？
這就說到了周作人投敵附逆的問題。對於這段歷史，周作人恪守「一說便俗」的信條，「絕口不言」。有人據此認為周作人聰明，留下這段空白，任後人評說；也有人認為周作人頑固，至死都沒有對自己的叛國行為作出懺悔。其實我看周作人也不免於俗，將「俗」字念叨上三遍，他身上也沾有不少俗氣了。他何嘗不想說說這段歷史呢？只是欲說不能、欲說還休，只好以「一說便俗」作遮羞布，迴避了過去。在《知堂回想錄·緣起》中，他感慨道：「古人有言，『壽則多辱』，結果是多活一年便多有一年的恥辱，這有什麼值得說的呢。」這不是積極的反省，但至少對自己的行為有了悔意了吧？
周作人是「雅人」，不肯多說；所幸的是這個世界上「俗人」還不少，使這段並不雅的歷史不致被湮沒。但據我看來，還沒有哪一種說法能令人十分滿意。今人分析知堂「下水」原因，我以為以李景彬著《周作人評析》(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所述四條最為全面、最有代表性：一是「中國必亡論」蒙住了他的眼睛，二是極端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使他在日偽統治者面前卑躬屈節，三是儒家的治世之道及入世思想迷住了他的心竅，四是亞洲主義意識的麻醉劑使他喪失了民族主義思想和民族氣節。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嗎？這正是我讀《知堂回想錄》所想起的。這本書提醒我們：不可忽視日本在周作人生活和思想上的地位之高，周作人對日本的民族意識、生活習慣以至文學、文化的極度欣賞以及由此產生的民族認同感，也許正是其他原因的催化劑呢？
這種想法並非沒有根據。在這本正文二〇五章的《回想錄》中，談及日本的就有三十章之多。在這以前，周作人曾多次作文談論日本，所謂「日本研究小店」是也。在《日本管窺》一文中(收《苦茶隨筆》)，他劈頭便說：「日本是我所懷念的一個地方。」在《日本的衣食住》中(收《苦竹雜記》)，他又宣稱，日本是他的「第二故鄉」。這種感情是不同於尋常的。這一點是很可奇怪的。在我們許多中國人眼中，日本的形象並不光彩，很難與之產生親近感，何以周作人卻十分欣賞它呢？這正是周作人獨具眼識之處。我們平常人注意的是日本維新的成功、經濟的飛躍，以及所謂的「武士道」、軍國主義。周作人所注目的卻是日本人民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由此發展探討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民族意識，發現了許多與中國相通之處甚至比中國高明之處，進而產生親近感和民族認同感。這種感情一旦根深蒂固，那是任何東西都不能使之動搖的；如果一個人再糊塗一點，有時候感情會掩蓋良知，做出愚不可及的蠢事。
周作人對日本的考察起始於生活習俗、生活方式。概而言之，他喜歡的是日本人「生活上的愛好天然，與崇尚簡素」，以及「清潔，有禮，洒脫」。具體說來，則是：
衣——「我現今不想來禮讚裸體，以免駭俗；但我相信日本民間赤腳的風俗總是極好的，……這實在是一種很健全很美的事。……我常想，世間鞋類裡邊最善美的要算希臘古代的山大拉，閑適的是日本的下馱，經濟的是中國南方的草鞋……凡此皆取其不隱藏，不裝飾，只是任其自然，卻亦不至於不適用與不美觀。」「這個木屐也是我所喜歡著用的，」「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前往帝大前面一帶去散步，看看舊書店和地攤，很是自在。」
食——日本人多吃生冷食物，而且獸肉稀少，中國學生皆以為苦，周作人卻別有見解：
「但是我自己卻不以為苦，還覺得這有別一種風趣……吾鄉窮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頓飯，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螄為菜，故不怕咸與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無論什麼都不大成問題。有些東西可以與故鄉的什麼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國某處的什麼，這樣一想就很有意思。」
「日本食物之又一特色為冷……我覺得這也很好，不但是故鄉有吃『冷飯頭』的習慣，說得迂腐一點，也是人生的一點小小的訓練。中國有一句很是陳舊，卻很是很有道理的格言道：人如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所以學會能吃生冷的東西，雖然似乎有背衛生的教條，但能夠耐得刻苦的生活，不是沒有什麼益處的吧。」
住——「這種日本式的房屋我覺得很喜歡。……我喜歡的還是那房子的簡素適用，特別便於簡易生活。」日本的房屋「土木功畢，鋪席糊窗，即可居住，別無一點不適，而且還覺得清疏有致。」
經周作人這麼一解釋，日本的簡陋、不舒適的生活方式倒成了一種享受，甚至還有了積極意義，成為人生訓練的一種途徑。尤其令人注意的，是他時時拿日本與中國相比較，在對比中發現相通之處，從而逐步培養起對這「第二故鄉」的感情來。不管這感情後來產生了怎樣消極的後果，但在當時，他的用意卻是積極的。他自己解釋喜歡日本的原因，一是「個人的性格」，二是「思古之幽情」。對於這兩點原因他又分別說明道：「我是生長於東南水鄉的人，那裡民生寒苦，冬天屋內沒有火氣，冷風可以直吹進被窩裡來，吃的通年不是很鹹的腌菜，也是很鹹的腌魚；有了這種訓練去過東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會不合適的。我那時又是民族革命一信徒，凡民族主義必含有復古思想在裡邊，我們反對清朝，覺得清朝以前或元朝以前的差不多都是好的，何況更早的東西。」這裡，他將東京的下宿生活看作是故鄉生活的延續，又把日本的生活習俗與民族革命相聯繫，也可謂新穎吧？
因為有了對日本生活習俗的深入考察和特別偏好，周作人對日本其他問題的見解也就非同一般。比如，關於日本的民族意識，「普通講到日本人第一想到的是他的忠君愛國」，周作人對此說卻「不以為然」。他認為「這是一時的習性，不能說是國民性。」「忠君愛國是封建及軍國時代所養成的，算不得一國的特性。」關於「日本人古今不變的特性」，他指出兩點：「一是現世思想，與中國是共通的；二是美之愛好，這似乎是中國所缺乏。」並且稱許「日本人是單純質直的國民」(《日本管窺》)。他的這一看法，顯然是取了一個新的角度，即從文化藝術著眼來研究日本的民族意識。這對於以「忠君愛國」為日本國民性特徵的片面認識，至少是一個有益的補充吧。再有，周作人特別讚賞日本「善於別擇」的文化態度。在《日本的衣食住》中，他指出：「中日同是黃色的蒙古人種，日本文化古來又取資中土，然而其結果乃或同或異，唐時不取太監，宋時不取纏足，明時不取八股，清時不取鴉片，又何以嗜好迥殊耶。」這恐怕是一般研究者所不曾注意到的吧？他又說：「我因深欽日本之善於別擇，一面卻亦仍夢想中國能於將來蕩滌此諸染污。」這又將日本文化與中國革命聯繫起來了。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周作人對於日本文化的研究，一是獨到、新穎，常能發人所未發，說人所未說；二是時時將日本與中國聯繫在一起。在他心目中，日本、中國雖有不同處，但相通處更多，頂多也只是第一故鄉、第二故鄉的區別罷了。這種感情不難理解。可惜知堂老人畢竟糊塗，加上思想上的弱點，終於掉進污泥而不能自拔。這是知堂的不幸，也是中國文化界的不幸。
曾經與一位友人談起周作人投敵事，他提出一種假設：假如當年不是日本，而是別的國家——比如美國、英國、德國等——侵略中國，周作人會當漢奸嗎？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不敢完全否定，但我也不能十分肯定，因為在這個假定中，缺少一個重要的條件，亦即是我上面所述的催化劑：民族認同感。
但歷史是無法假設的。周作人畢竟已當了漢奸，這是無法改變也無可辯駁的事實。從周作人的思想演變歷程來看，他的墮落也許是必然的吧？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多方面探討他墮落的原因。周作人常常自謂不為人知，又謂不願為人所知，所謂「不辯解」、「一說便俗」，也許確有難言之隱，只好以此作遁詞吧？那麼，我們何妨隨便說說，儘管這不免於「俗」？也許歪打正著，正好戳著痛處呢。近年來周作人研究發展很快，周作人在抗戰中的一段歷史成了敏感問題。我有兩點不算過分的願望：一望能將有關周作人的資料公之於世(比如能否將他的日記、書信等公開出版發行)，二望研究工作者能拓寬思路，不感情用事，既要注意周作人在抗戰期間的行徑及其產生的客觀影響，也要探索他投敵的主客觀原因和心理狀態。如能將這段公案弄個水落石出，也許周作人研究會呈現新局面吧？
(《知堂回想錄》，周作人著，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80年11月出版。)
作者：徐可
播音：萬瑾
責編：謝天謝地
《中秋專題》：那些被人們熟知的經典音樂靈焚：晌午的街道靈焚：守望夏天最後一個節氣楊志為何失陷生辰綱？
TAG:二馬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