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府」元老於右任的台灣生活

于右任(1879—1964)

摘自《歸去來兮：那些去往台灣的文化名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5月，已獲出版社授權。

于右任原名伯循，陝西三原人，祖籍涇陽。1906年在日本得會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先後創辦《神州日報》《民立報》，積極宣傳民主革命。長年在國民政府擔任高級官員，擔任國民政府審計院長、監察院長。 同時也是中國近代書法家，1932年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他又是復旦大學等中國近現代著名高校的創辦人。1949年去台灣，1964年病逝於台北。於陝西三原、台北等地建有故居、紀念館。

台北的北投，一個不很大的地方。

整整一天都在下雨，卻不能熄滅這裡女巫嬉遊的慾火，此地有「地熱如炙」之稱。日據時期，曾在此開闢出一個溫泉旅館聚落。

去北投的地鐵里很乾凈且有文化氣息，車廂里的裝飾帶著溫泉浴室的符號，如果不是周末乘客不多。

出了地鐵來到北投。眼前一條街上到處都是溫泉浴室，漫步行經北投公園露天溫泉，不遠處坐落著一座溫泉博物館，來此懷舊的男賓女客不少。

日本來的多是來泡溫泉的，也會偶然碰到去于右任故居的；大陸來的多是奔著于右任來的，也有順便去泡溫泉的。

隨著北投公園坡道拾級而上，不消一會兒就可以看到一扇大門，門前樹立著「江山如有待，天地更無私」的草書題字，大門口兩旁石柱上刻有「梅庭」二字，都是于右任的手書。

台北北投的于右任故居梅庭

這裡就是民國大佬于右任的別館，他居台後，以「每日三千字，長生一萬年」的情懷大寫特寫行草書法作品，有求必應。據說，他在台灣留下了五萬幅墨寶，他的公館據說在若干年前已拆遷，換了主人，不復追惜。

梅庭依山坡地形而建，分為上、下兩層。上層臨中山路，故居簡約，質樸的黑色屋瓦及木隔欞的日式建築，木造落地窗，外觀則是以石砌台基，呈現著恬靜、懷舊氣息，看了不禁讓人發思古之幽情。屋內是木造結構，陽光流瀉在木質地板上，回蕩出溫暖、浪漫的氛圍；庭院里生機盎然，花木扶疏，綠樹成蔭。這裡是于右任在台灣15年的生活中唯一保留下來的一處居所。

院長的十五年

有不少人說，1949年，于右任本想留在內地，但被蔣介石派人挾持到了台灣，繼續擔任「監察院」院長等高職。

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時，于右任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辭去監察院院長職務，但在一片「挽留」聲中，不得已繼續留任。

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國民黨的高級軍官來到於公館，強迫於右任上車馳往機場。于右任在上海沒住多久，解放軍就大兵壓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兒媳周寶珠及兩個孫子一道去了廣州，最後在蔣介石的催促下，輾轉飛往台北。

到台灣之後的15年間，于右任的監察院院長一職形同虛設，幾乎無所事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于右任彈劾「行政院」院長俞鴻鈞一事。

1954年6月，俞鴻鈞繼陳誠之後擔任「行政院」院長。于右任曾對俞鴻鈞目無「監察院」的行徑極其憤慨，於1957年12月10日親自來院主持會議，提出彈劾俞鴻鈞的動議。「監察委員」們也認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過了對俞鴻鈞的彈劾案，並將彈劾內容向新聞界公布，俞處境頗為狼狽。

在台灣，蔣介石造訪于右任公館

這事終於驚動了蔣介石。1958年1月16日，蔣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員、評議委員和國民黨籍的監察委員近200人開會，會上公開袒護俞鴻鈞，稱彈劾中所列各點，許多事不能責備俞院長個人。蔣介石還在會上當面斥責于右任：「院與院之間發生爭執時，可由『總統』召集有關『院長』會商解決之。我一直在等你們來報告我，讓我召集『兩院院長』會商解決，你們大可向我作此請求。」蔣厲聲斥責：「為何不走這條途徑?」

俞鴻鈞彈劾案對於右任打擊甚大。從此以後，他更加置身事外，寄情於書法、詩詞。不管怎樣複雜紛紜的文牘，到他手裡都只批一個字，如「是」「行」「商」「閱」等字眼，絕少用兩個字以上，加上簽名用的「右任」二字，批文總共不超過三個字。他最後15年的院長生涯就是這樣在台灣度過的。

白頭夫婦白頭淚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髮妻和女兒仍在重慶等他，於是從台北飛到了重慶。可是，妻子、女兒因等不著他，幾日前去了成都。在重慶，于右任一直設法與妻子取得聯繫，但沒有成功。11月29日，解放軍攻城的炮聲越來越緊，于右任在眾人的勸說下，不得不乘飛機返回台灣。他於是更加傷感，常嘆息道:「我好想念她們呀!」

他苦等時局的變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鄉，希望能見到自己的結髮妻子高仲林以及長女於芝秀等親人。

1958年，正是于右任與他的髮妻高仲林金婚之年，但本應在夕陽歲月中相偎相依的這一對夫婦，卻被橫亘的海峽所阻隔。人們都說少年夫妻老來伴，但當時，老伴在大陸的生活到底如何，他根本無處知曉。於是，他寫下那首哀痛的詩:「兩戒河山一日簫，凄風吹斷咸陽橋，白頭夫婦白頭淚，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1年，是于右任的妻子高仲林女士80大壽，這樣的重要時刻，于右任卻不能陪在妻子身邊，他在苦悶中給香港的朋友吳季玉寫了封信，傾訴衷腸。在吳季玉、章士釗的奔走下，這個消息被周恩來得知。周恩來親自安排，以高仲林的女婿屈武的名義，集合了于右任在大陸的其他親屬，以及老朋友孫蔚如、茹欲立等20餘人，在西安為於夫人舉行了壽宴。壽宴過後，高仲林欲寫信告訴于右任這一消息，又恐消息如果傳到台灣當局耳中，會給於右任帶來不好的影響。高仲林的摯友邵力子給她出主意說，宋代《愛蓮說》的作者周敦頤也姓周，有一號為「蓮花」，便為周恩來取了一個雅號名「蓮溪先生」，隱晦地告訴于右任，自己的壽宴，是在周恩來的關懷下，辦得圓滿熱鬧。

伊人隔岸，如何不應?於對此十分感動，思鄉之情更甚。

1964年，于右任的好友吳季玉從香港赴台為于右任祝賀生日，誰知這次台灣之行竟成兩位老友的永訣。吳季玉的行蹤已遭國民黨特務偵知，因此抵台後不久即遭暗殺了。于右任聞聽噩耗，悲痛欲絕，身體每況愈下，1964年5月1日，也成為于右任在世的最後一個生日。

每日三千字，長生一萬年

即使在病痛的時候，于右任仍然儘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最看重的事往往與文化教育有關。

看書、寫字是于右任的生活習慣，一旦離開便非常難受。他在1964年1月14日的日記寫道:「數日因事未看經書，心中不安。」而他之於「寫字」(書法)，則更是不可分離，以此作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從紙簍中揀回不少珍貴墨寶。于右任從11歲開始練習王羲之的《鵝字帖》，後來他又醉心於遒勁峻拔、莊重茂密的北魏碑帖。中年以後，又專攻草書，自稱:「余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即每日一個字寫無數次)，兩三年間，可以執筆。」

靠著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于右任最後博採眾長，融會貫通，自成一家，形成名聞天下的「於體」草書。他的初期草書，沿襲魏碑的磅礴之氣，用筆險勁峭拔，大刀闊斧，旁若無人。隨著年歲漸高，後期草書漸入寧靜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達到揮灑自如、爐火純青的境地，信手拈來，皆成佳構，被尊為「一代草聖」。

由於求他寫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寫三四十張紙，雖然勞累，但卻樂此不疲。他寫字沒有什麼特別的習慣，唯一講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寫字，必須現磨現寫，而且一定要用開水磨墨。每寫到痛快處，就大呼「取墨來」。

于右任一生寫得最多的條屏是「為萬世開太平」，有一兩千幅之多。這是他的心聲。如果是比較了解的人，于右任則特為其撰句，他給張大千的對聯是：「富可敵國；貧無立錐。」送給蔣經國的則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復旦大學校友黃季陸去台後，掌管教育，有一次請他書贈數語，于右任揮筆題書：「將中國道德文化從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頭趕上」。

于右任一生寫的書法作品，有人粗略估計在五萬件以上，作品之多，當代無雙。為此，著名書法家沈尹默曾當眾調侃于右任：「於院長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錢，因為于右任寫得太多，而我寫得少。」于右任聽了不以為忤，笑著說：「物以稀為貴嘛。」

于右任晚年貧病交加，生活寂苦，處境凄涼，以至於鑲不起一副假牙，在榮民總醫院住了三天院就喊著要回家，連說：「太貴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厲害，朋友勸他拔牙，並推薦台北最好的牙醫，拔一顆牙300元台幣，于右任苦笑著搖搖頭，「太貴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錢為意。他手臨的《標準草書千字文》，彙集從東漢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書法家，共計1027字。這本書在他生前共修訂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時，于右任與出版商約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價低廉，便於讀者購買，意在推廣、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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