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四海結學緣

學緣如同『血緣』，它是一種永遠割不斷的人際關係和情感聯繫，具有一定偶然性和獨特性，往往會對一位學子的學術道路乃至職業生涯產生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 張三夕

劉守華教授

一

我手頭至今還保留著一個紅皮硬殼筆記本，第一頁上寫著：「鑽到通俗民間語言的優美里去，鑽到歌曲和童話故事句子的結構里去」，在高爾基這些話的鼓勵下，我把精力轉向了民間文學。這個本子就算是這一工作的開端。上半本我打算記錄一些我自己直接搜集的以及書報上較優秀的民間歌謠，下半本打算記錄一些諺語、歇後語同精鍊的民間口語。材料盡量求原始，哪怕是為作家所不屑，不能登大雅之堂。

這段話下面還標明：「1953年3月24日於洪湖。」那時我正在位於湖北新堤的沔陽師範學校（後更名為洪湖師範學院）三年級就讀，學校在課內外很重視解放區吸收民間文藝的新文學，曾排演歌劇《王貴與李香香》，將高爾基、魯迅讚賞民間口頭文學的論著列入教學內容，加上採錄和演唱「洪湖革命歌謠」在當地蔚然成風。被這股文化新潮所深深吸引，又被借調參與籌辦洪湖縣土地改革展覽活動，我承擔「革命歌謠」這一塊，於是邊干邊學，除完成布展任務外，還選輯了《賀龍軍》等幾首革命歌謠在北京新辦的《說說唱唱》雜誌1952年第8期刊出，又寫出散文《洪湖漁民的歌聲》投寄《湖北日報》1952年10月1日「國慶徵文」發表。到1953年便形成了投身於民間文學事業的初步意願。

1953年9月，我被選送進入華中師院中文系學習。這時鐘敬文先生在北京師範大學示範性地開設了民間文學課程，華中師大也派出何奇雄老師前往北師大進修，為開課作準備。以郭沫若為會長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1950年春於北京成立，專業性的《民間文學》雜誌於1954年4月創刊。民間文學作為一項新興的人民文化事業方興未艾，加之以李希凡為代表的年輕學人的堀起受到社會高度關注，1956年更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青年學生「向科學進軍」的熱潮。我們這個年級的許多同學紛紛按興趣成立課外學習小組。這一社會文化潮流使我受到巨大激勵，前幾年萌生的對民間文學的喜愛便進一步深化為一種學術志趣了。

《王貴與李香香》

此時在武漢大學就讀的廣西壯族學生韋啟麟以壯族民間傳說為題材創作的長篇敘事詩《百鳥衣》於1956年在《長江文藝》發表，受到全國文化界的好評。我就全國中學文學課本所選《牛郎織女》課文的整理改編得失，寫成評論文章《慎重地對待民間故事的整理編寫工作》，大膽投寄北京《民間文學》雜誌於1956年第11期刊出，所引起的爭議與熱烈反響始料未及，在我的學術生涯中烙下深深印記。此文學理上的粗疏不言而喻，而最令我難忘的是《民間文學》編者對年輕學人的熱切關懷和認真指導，以下是他們於1956年11月6日的來信：

你的談「牛郎織女」《慎重地對待民間故事的整理編寫工作》的文章已經發稿，將在十一月號《民間文學》刊出。我們十分希望你能常寫一些這樣的針對實際問題的文章。你想全面地對民間文學作專題研究，這是很好的，很必要的，但是這樣的研究是需要多花一點時間，才會有成績；要真正對豐富的材料作深入、反覆的考察分析，對有關的各個問題都考慮周到，方能得到比較科學的概括的結論；否則很容易流於空泛。這類的稿件我們收到很多，大家引用的材料都差不多，所用的方法和工力也都差不多，寫出來的文章也差不多，甚至連文風也都相似。我們覺得你是有敏銳的頭腦的，文字也比較活潑生動，建議你一方面作那樣全面性的專題研究，逐漸形成自己的體系；一方面多關心民間文學範圍內當前存在的現實問題，寫一些帶批評性的文章，這樣對於讀者是有好處的。

此信用毛筆小楷流利寫成，在肯定現有成績的基礎上提出進一步的努力目標，既鼓勵作專題性的理論探討，又強調解決一些現實性的課題。這位編輯是誰，我至今未弄清。而來信本身所體現的完全是學術導師的品格，給我以終身難忘的影響。

此後，我於1958年正式參加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後更名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從80年代開始，在湖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擔任正副主席達20年之久，又被推選為中國故事學會副會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民間文藝事業最紅火的那20年間，每年都要參與一兩次全國性或地區性的學術研討會，在《民間文學》和《民間文學論壇》上先後刊出了40多篇文章，同湖北和其他地區在一線從事民間文學採錄研究的多位青年民間文藝家保持著密切聯繫。跨人新世紀，又擔任《中國民間文藝學年鑒》主編至今。中國民協多年來由賈芝、鍾敬文、劉錫誠等學人擔任領導工作，在中國文聯各協會中雖是一個地位不高的小協會，卻有著很強的凝聚力，老中青幾代人矢志不移，多年來對推進這項新興的「人民文化事業」起著核心作用。我這幾十年的學術生涯，可以說主要是在這個文化學術圈子中進行的，同中國民間文藝事業不斷邁步向前的步伐息息相關，這也就構成了我的學緣特色主調。

二

下面再說一下我同海內外幾位前輩或同輩學人的機緣，他們是鍾敬文、季羨林、丁乃通、金榮華、李福清和譚達先。

李福清是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著名漢學家鮑利斯?李沃維奇?里弗京的中文名字，生於1932年，1955年畢業於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中國語文科，進入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的民間文學和古典文學。曾多次來中國學習訪問，以《關於孟姜女傳說》及《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兩篇論文獲得副博士和博士學位。我於1956年在《民間文學》發表《慎重地對待民間故事的整理編寫工作》深受他的關注，他就新中國十周年所撰寫的一篇專論《現代中國民間文藝學》，刊於《蘇聯民族學》1960年第1期上，對我批評語文課本中《牛郎織女》整理編寫之不足給予肯定，由此我們建立了頗為密切的聯繫。1988年他在北京出版《中國神話論集》，立即寄贈給我，我寫了書評發表。因對有關中國神話和民間文學特徵有些爭議，我們又友好商定，分別寫出公開信在《民間文學論壇》發表。我於1990年5月邀請他來華中師大中文系講學並赴荊州遊覽三國征戰遺迹。在蘇聯解體之際，他因將多年積蓄存人戈爾巴基金會受損而陷入困境，我幫助他在中國翻譯發表學術論文，將稿酬用來購買中文圖書和稿紙。我倆多次通信，互贈新作，直到2011年。我給他提供中國民間口頭流傳的三國故事供其研究，也向他請教有關蘇聯民間文藝學的一些事項。新中國成立後，雖然我國受「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影響，譯介了一系列蘇聯民間文藝學成果，其實大多屬於普及性學術論著，真正具有學術深度的論著如普羅普的《故事形態學》、《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等，並未引進。因而李福清著意倡導中國學者應更深入地吸取蘇聯民間文藝學更富於科學性、特別是歷史詩學方面的成果。

「由A?維謝洛夫斯基建立的俄國歷史詩學的某些基本觀點成為日後蘇聯藝術起源理論、神話學、史詩學、民間文藝學等學科的理論基礎，成為蘇聯學派區別於西方各學派的重要標誌。」「歷史詩學強調把文學的起源和發展理解為一個合乎規律的過程，必須從邏輯概括的角度把握各種文學形式的形成和演變過程。」李福清對中國民間文學的研究既建立在見識廣博、資料豐厚的實證基礎之上，又富有俄國歷史詩學的開闊學術視野，常使我在民間文學研究上受到有力啟示，成為我漫憶學緣中的一個重要節點。

譚達先教授

譚達先大我10歲，當我在華中師院剛跨進民間文藝學苑時，他已在中山大學中文系走上民間文學講壇並出版專著了。卻不料在「文革」中被打進「牛鬼蛇神」行列，於80年代初移居香港。在艱難求生、年屆花甲之時，還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碩士與博士學位，並勤奮筆耕，先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叢書》8種，進入90年代後又在台灣貫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中國民間文學知識叢書》4種。在先後問世的40多種著述中，以《民間文學與元雜劇》、《中國的解釋性傳說》和《中國二千年民間故事史》最具代表性，又以在香港《文匯報》等海外報刊連續發表對中國民間文學的評論文章而蜚聲學界。不論就評述的民間文學體裁的宏大體系，還是就論著的數量及在海內外的廣大影響而論，他在同輩學人中都是出類拔萃的一位。

我久仰達先兄的學術與人品，1986年首次在深圳會晤，1997年9月我邀請他來華中師大講學一周，1998年我赴台參加學術研討會途經澳門時曾到他的寓所拜訪。我們之間既有多次促膝暢談，更有長達一二十年頻繁的書信往來，最難忘的是他用心撰寫並在海外報刊發表了8篇關於我的書評，從《中國民間童話概說》到《道教與中國民間文學》，從《故事學綱要》到《比較故事學》等。對友人著述既有熱情洋溢的肯定與讚譽，也大都有坦誠的商榷或批評，如《中國民間故事史》的研究寫作，我就是按照他審閱書稿的意見，對所有涉及的古代作者均加註了生卒年月。對《道教與中國民間文學》一書，也是吸取他在書評中的批語意見，在修訂再版時新寫了「道教與民諺」一章。

特別可貴的是，譚達先博士的四十幾本書，大都是在他處境艱難時，本著對祖國民間文學的摯愛，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完成的。80年代初他移居香港，因缺乏英國大學畢業學歷，無資格在大學乃至中學正式任教，只能靠到處打零工代課來維持生活。晚年移居澳洲依託小女，全憑一點微薄的養老金過活。可他連這點養老金也盡量擠出來補貼出書。正如他2007年2月14日在寫給我的長信中，憶念自己一生的坎坷經歷時所寫的：

回想1952年入行弄民間文學，五十五年了。窮困了一生，「文革」時受苦不必說，1980年到香港後，也是在苦中作樂。1991年退休來此，無退休金，以一萬元把一萬多冊書運來，定居於此；政府給我一些生活費，我盡量節約，擠一點作每年回國及出書之用。一連五十五年，未曾休息過，旅遊也無精力、時間和金錢，全花在弄民間文學上了，真是十足的書獃子。如今我的微薄的努力，在海外多少起了一點作用，僅以此自慰。

他於2008年3月患肝癌去世，已有幾年了。他勤奮執著地從事研究中國民間文學「苦中作樂」的傳奇經歷與品格，一直有力地激勵著我在這一學圃中耕耘不息。

三

美籍華人學者丁乃通教授本是浙江杭州人，早在1936年即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並於1938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英國文學碩士學位，三年後再獲博士學位，隨後開始在國內外許多高校任教，1957年起客居美國，最後任教於西利諾大學，1989年病逝。他本是研究和講授英國作家文學的，直至上世紀60年代，「看了許多中國各民族的故事，認識了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才能，深刻了解中國民間文學在世界上佔了一個不但是重要而且是領先的位置」，於是和中國民間故事結下不解之緣，在西方研究民間故事的芬蘭歷史地理學派的影響之下，以十年心血慘淡經營，撰寫了一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於1978年由芬蘭科學院出版，成為各國學者檢索中國民間故事最便捷的工具書。他還撰寫了關於《白蛇傳》、《灰姑娘》、《黃粱夢》、《雲中落繡鞋》等經典故事的系列論文，成為以歷史地理學派方法研究中國故事而蜚聲世界的學者。

1985年9月，華中師大中文系邀請丁乃通前來講學並由章開沅校長出面聘請他為我校客座教授。他用美國湯普森的《民間故事分類學》作教材，一面翻譯一面用漢語講解，時間長達一月之久。他帶來一箱子外文參考書，其中有鄧迪斯的《世界民俗學》（後來由陳建憲譯出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問世，成為中國民俗學科同西方接軌的主要論著）以及《世界民間故事母題索引》等。我們特意組織了一個小班聽他講課，深受他熱愛中國民間文學的愛國情懷的感染和世界民俗學新進展的啟迪，其中多人一直鍾情於民間文藝學科，如今已出了5位教授。在十分簡樸的接待安排中，他欣欣然同我們十幾位師生研討中國民間故事，樂而忘倦。他拒收任何報酬，將帶來的一箱子書全部捐贈給我們，甚至連他應邀來華中師大講學的機票錢也捐贈出來，要我們買一個書櫃收藏有關資料，這個資料櫃一直使用至今。他鼓勵和熱情幫助陳建憲、黃永林兩人將他用英文撰寫的評述白蛇傳故事的長篇論文《高僧與蛇女》譯成中文發表，由於當時他倆的英文水平不高，此稿又涉及大量西方學術文獻，因此初譯稿中錯訛較多。丁先生和夫人許麗霞就如同批改小學生作文那樣，用紅筆在原稿上改寫得密密麻麻一片。此文是丁先生的成名之作，用五萬多字的篇幅探索美女蛇故事在東西方文化語境中的生活史，其中涉及蛇在佛教文化中的文化意象，為此他用半年時間專程到香港去通讀《大藏經》；概括性的論斷只有幾句話，可他注釋中註明見於《大藏經》的有關頁碼卻達150多處，其治學功力之勤謹，使審閱書稿的出版社責編驚嘆不已。

由丁乃通教授所編著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

對中國民間故事的喜愛，將我們的心緊貼在一起。在初次通信中，他就表示：「深深了解你對故事學的熱誠，在這一點上，我們真是志同道合。」他推薦介紹我和烏丙安等人加入芬蘭科學院主持的國際民間敘事文學研究會(ISFNR)作會員，先後在國內外參加了三屆會員學術研討會。由此得以和歐美許多民間文藝學家結識交往。他以自己的研究實績說明歷史地理學派故事學方法的要領，特別是著重指導和幫助我探索題為「求好運」，列入AT461型的一個著名故事圈的生活史。他於1983年5月寫來一封長信，信中稱：

今天收到來函，當然是非常高興的事。AT460和461是一個故事圈或集團，流傳極廣，若能查清來龍去脈，對國際民間故事研究是一個大的貢獻。……你若要比較中印兩國的說法，當然是好的。可是了解中國的傳統，在我看來並不需要把印度的說法作為前提。……假如我是你的話，一定會先把中國的說法整理成一組，用歷史地理法探測傳播地區及方向，起源民族及地域，原始形式及意義，尤其要查找古書里有沒有這樣的故事。先把中國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了，再研究別國的傳統也不遲。

他隨即寄來一些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供我參閱。我對此故事不斷追蹤，搜求到的中國「求好運」故事異文，從丁著《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所錄40多例達到200多例，30多年來先後寫成《一組民間童話的比較研究》、《千年故事百年追蹤》和《蘊含史詩魅力的民間故事》（見《光明日報》2012年2月17日「國學版」）等7篇文章。丁乃通既有關於中華傳統文化和中國民間文學的深厚積累，又熟諳芬蘭歷史地理學派的學術傳統，以貫通古今中外人文的科學眼光來研究民間故事，使我同國際學苑結緣。

任教於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的金榮華教授，多年來一直以繼承弘揚丁乃通優良學術傳統為己任，他培育了一大批有作為的台灣民間文藝學家，修訂完善丁乃通的故事類型索引，終於完成了涵蓋大陸《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這部宏大故事書的新編《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又率領學生廣泛採錄台灣各地民間故事，撰寫出了一系列見地新穎的故事學論文。他成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民間文藝學科帶頭人，我倆由丁先生於上世紀80年代初牽手相識，在丁先生去世前後相互扶持，正積極推進兩岸民間文藝學和故事學持續向前發展。

四

在憶述自己的學緣時，不能不提到國內的兩位大師——鍾敬文和季羨林。

我是由華中師院中文系本科畢業留校從事民間文學專業的。民間文學是「五四」以後新興的人文學科，上世紀50年代只有鍾敬文教授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率先開設民間文學課程培育這方面的專業人才。他被稱為中國的「稀有金屬」。我沒有機會進入他的門下受業，而我的專業啟蒙老師卻是曾赴北京師大鐘老門下進修的何奇雄老師，當時閱讀的主要參考書也是鍾先生編著的《民間文藝新論集》。以北師大的民間文學專業為模式，我和何奇雄兩人於1960年合編了一部《民間文學》教材在校內印發並走上講壇授課。民間文學作為選修課，雖然中斷過幾年，我們仍緊跟北師大堅守陣地，並曾經將民間文學融匯吸納到中國當代文學的教材和教學之中，開拓新的空間。直到上世紀80年代，隨著全國進入科學文化的春天，民間文學專業在華中師大獲得引人注目的穩步發展，培育了多位碩士和博士。在這二三十年間，我們和鍾老主持的北師大民間文學專業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陳建憲曾在鍾老門下作訪問學者，協助他主編全國高校使用的《民俗學概論》，林繼富曾去北師大攻讀博士學位；就我個人情況而論，經常向鍾老求教，同樣獲益良多。

鍾老於上世紀30年代投身於民俗學和民間文學事業，最吸引他的也是民間故事，他借用西方民俗學方法解析《天鵝處女》、《蛇郎》、《蛤蟆兒》、《田螺精》、《呆女婿》等流行故事，運用當時西方民間文藝學家解析民間故事類型的新方法，歸納提取了45個中國民間故事型式，其學術開拓性受到日本學界的高度評價。我於80年代初開始作比較故事學探索，就深受他的啟迪。我只要有機會赴京就會去拜訪他，經常就故事研究問題向他求教，他總是侃侃而談，不吝賜教。我撰寫的《中國民間童話概說》、《故事學綱要》，均由他題寫書名。他在我的《比較故事學》一書首頁題詞：「比較方法是現代科學研究手段之一；只要善於運用，就能奏效立功。」隨後又在專為《中國百科年鑒》撰寫的《民間文學理論的發展》中，就「比較方法的運用」單立一節，評述了我於80年代初發表的4篇比較故事學論文，是「在新的學術思想基礎上採用了這種科學方法」，他以欣喜之情給予肯定，又從更廣泛深入地聯繫社會文化語境作跨國比較上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於1999年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印行《中國民間故事史》一書，他讀後即十分欣喜地給我來信，稱道它「作為系統研究中國民間故事史的第一本著作，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我送給他一本他還覺得不夠用，又從自己口袋中掏錢托學生再郵購兩冊，以便他自己作為禮物贈送給外國同仁。

我在《百歲老人千秋業》一文中，著重概述了鍾敬文先生對建設中國故事學的卓越奉獻。特別是他作為規模宏大的《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的總主編，從總體設計、撰寫序言、確立框架到一卷又一卷地審閱書稿，提出修改意見，更是他用自己寶貴心血澆灌而成的燦爛花朵。我撰寫了《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的特徵與價值》一文，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刊載後又經《新華文摘》轉載，作為對這位百歲老人的永恆紀念。

他作為享譽世界的中國民俗學之父，在風雷激蕩的中國百年歷史中，對作為人民文化重要一環的民間文學堅守學苑矢志不移，並以與時俱進的敏銳學術眼光和舉旗領軍的磅礴氣勢來奮力推進，成為一項光耀百年的學術傳奇，不論學術與人品，都是激勵自己奮進的楷模。

鍾敬文教授

講到學緣，還有一位季羨林先生，也是我難以忘懷的。我無緣直接在季門受業，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卻因為弄比較故事學幾次獲得他的鼓勵教誨。1980年寫成的《印度和中國民間故事》這篇論文就是在讀到他當時刊於《書林》的《漫談比較文學史》受到啟迪之後的習作。當即將初稿斗膽寄給季先生審閱，想不到他幾天之後就於1980年5月13日復函給予熱情肯定：「大作已拜讀，獲益良多。現在東西各國比較文學之研究均極盛行，我們學術界在這一方面似乎也有點落伍，急起直追。希望我們共勉之。」他介紹了北大興起比較文學研究的情況，並寄贈了新創刊的《比較文學通訊》（以後每期照寄，直至終刊）。北大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吸納國際學術潮流，十分著重民間文學的比較研究，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問世的中國第一本《比較文學論文集》中，所選取的出自錢鍾書、季羨林、樂黛雲等學人筆下的18篇論文中，拙文就佔了兩篇。幾年後我將刊出的10多篇文章集結為《民間故事的比較研究》交付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印行，頗受讀者歡迎。1990年被提名參加中國比較文學圖書評獎活動時，因該出版社違反國家出版法規而遭取締，於是組織者提出在此情況下本書是否可參與評獎。聽說時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的季羨林先生明確表示：出版社出壞書受處罰，和《民間故事的比較研究》參與評獎是兩本賬，不應攪和在一起；這本書能否獲獎只能由我們評定。結果本書獲得二等獎。

1986年北京大學舉辦首屆東方文學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邀我參加。我以《蛇郎故事在亞洲》為題發表論文受到關注，選編論文集時，將這篇比較故事學論文置於首篇。季先生在研討會上對我給予親切鼓勵，在他所作的總結性發言中，理直氣壯地批評了只承認國與國文學之比較才是比較文學的洋教條，大力倡導在一國之內開展跨民族文學比較研究。由此開拓了中國的比較文學的新境界。

季羨林先生認為，「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研究相得益彰，沒有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研究將流於表面，趨於片面。沒有民間文學，則比較文學研究內容也將受到限制」。他還說，「我寫的這一些比較文學的文章，卑之無甚高論，然而卻都是實打實的東西」。「我羨慕天馬行空，但是我更讚賞在地上腳踏實地走路的人。……我贊成比較文學研究直接影響的一派。」筆者在多年從事比較故事學的研究中，將民間文學和比較文學的方法交叉融合，而且致力於實打實的跨國和跨民族的影響研究。1987年我晉陞教授時，將有關成果請季先生評審鑒定，他在評語中寫道：「掌握大量資料，言必有據，不發空論。」「論證具有說服力。」「結論平正公允，決不武斷。」這些特點正是我認真吸取季先生的教誨及其卓越學術成就，努力端正自己的學風與文風有所進步的表現。2012年我的一部新作《佛經故事與中國民間故事演變》在上海問世，它更是受季先生關於加強中印文化比較研究直接啟迪，經數年耕耘而完成的。因此我將刊於《文匯讀書周報》的《風範長存憶季老》一文特地收錄其中，現在就以這段話作為我這篇學緣憶述的結尾：

在這30多年向季老請教，同季老交往的過程中，我作為一個身居外地的年輕學者，對季老學術人品了解的程度自然十分有限，而他對學問的認真執著，對年輕一代中國學人的深切關懷，以及平易樸實的生活作風卻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記憶里。他關於比較故事學的一系列真知灼見，更成為啟迪我進行學術創造的牢固基石。季羨林先生離開我們已有三年了，他關於弘揚中華文化、東方文化的宏偉構想與身體力行的豐碩成果將啟迪激勵我們朝向這一目標不斷奮勇向前。

文章來源：《華中學術》 第6輯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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