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什麼時候才是做和尚最好的時代?
文/秒一
近幾年,去寺廟做和尚,做尼姑的薪酬待遇已經趕超了很多傳統優勢工作崗位。而且,應聘要求在本科或者研究生水平,還是擇優錄取。這種模式基本等同於一個社會企事業單位的標準運營形態。
很多人都會驚訝,佛門聖地,豈是一般人等可入。但是現在很多地方寺廟的招聘就是這樣百花齊放,相應地也弱化了佛教本來的高冷,甚至可以說從陽春白雪走入下里巴人。如今社會更多學者將其稱為「佛教商業化」,而這不是從我們這個時代開始的,自古有之。或許這也是佛教順應時代潮流的發展要求。
其實相對於古代和尚的收入,現在的寺廟招聘待遇只是小巫。
古代和尚是大地主
佛教立教之初,崇尚苦修,僧侶們「持缽出丐」,化緣只以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為主,更從來沒有聽說大肆蓄田從事農業經營。佛教日益發展,信徒日眾,上自天子公卿,下自黎庶百姓,布施的資財早已遠遠超出僧侶日常所需。隨著佛教地位的上升,一些高等僧侶實際上已經成為大地主。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南朝的梁武帝深信佛教,先後四次玩「行為藝術」,放著好好的皇帝不做,要去捨身為僧,其實就是想要變相給寺院布施。大臣們雖然都心知肚明,對於這樣的皇帝也沒有辦法,只能先後總計花費四億錢把他贖回來。
世俗的政權掌控者和信徒不僅僅向僧侶和寺院布施錢財,甚至包括土地。其實,寺院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是國際的的土地配額、封賜,還有信徒的布施,以及土地買賣、兼并,寺院的設備出租、實物出借與貨幣借貸等等。
唐高宗一次賜給一座寺院「田園百頃,凈人百房,車五十輛,絹布二千匹」,稱得上是大手筆。大詩人王維和他弟弟王緒,都崇信佛教,由於母親過世,於是在自己輞川家中建了一座寺廟,實際是贈送了部分地產。而宦官魚朝恩,以為過世的章敬皇后祈福為名,賜田莊為寺。所以,我們如果不能在自己家中建造寺廟,是很難理解王大詩人的情懷的。
賞賜和布施之外,寺院也通過各種方式巧取豪奪。
梁武帝曾經強迫王騫賣田八十餘頃給寺院,王騫作為顯貴尚且如此,普通升斗小民更是難以避免。
而僧侶由於享有免稅權、免役權,寺院其實成了「法外之地」,而對於被稅賦和繁重的勞役折磨的普通百姓而言,把自己的地產以布施或出售的方式轉讓給寺院,只要繳納相當數量的地租,就能換取寺院的庇護,免除賦稅和勞役,不失為一個良策。而在這樣的交換背後,寺院幾乎不用付出多少代價,就能憑空得到一部分土地,還能免費獲得一批勞動力。
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土地兼并十分嚴重,寺院會佔有大量土地。北魏遷都洛陽之後的短短几年,寺院多有「侵奪細民,廣占田宅」的行為,甚至到了「寺奪民居,三分且一」的局面。在南朝梁武帝時期,首都(今南京)附近「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
而在佛教興盛的唐朝,唐初的僧尼有二十萬眾,他們「驅策田產,耕織為生,估販成業」。在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寺院廣占田地和水碾,侵奪百姓,官府甚至都奈何不得,僧侶已經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和經濟勢力。
很多經濟行為由寺廟開始
由於僧侶們強大的經濟實力,從事商業活動就在所難免。中國最早的金融業,就是僧侶以寺院的質庫形式開創的。
南北朝時期,在佛寺里最早出現了能典當的機構。據《南齊書》記載,一個叫褚澄的官員,曾經用一萬一千錢,向一所寺院贖回其兄長抵押的「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而很快,僧侶們已經不滿足於典當,寺院開始經營高利貸事業。北齊時期有個叫道研的和尚,他是濟州的僧官(沙門統),他資產巨富,向外出借高利貸的範圍遍及一郡,甚至還藉助官府的勢力幫他追債。
但其實高利貸根本不違反當時的法律,也無法加以根除。可以借貸的品種有金銀、布帛、糧食、油,甚至還有活物,有些寺院把耕牛借貸給農民,收取利息。
寺院的高利貸還有一個特點,利息通常高於世俗放貸人。
僧侶們常常會藉助佛祖的威力恫嚇借貸人,如不償還,將下地獄,永世不得超生之類,藉此獲得更高額的利息。《宋會要》中一份奏摺提到,長生庫利息「不止倍徙」,利息率甚至超過100%。而對於不能還錢的借貸人,寺院也毫不客氣,會向官府訴訟,利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甚至逼迫其服役來償還債務。
買賣田產,放貸典當在封建時代尚是合法生意的話,有些行為不軌的僧人甚至干出不法勾當。那麼,有一個問題,當寺院從事經濟經營時,它們與世俗能否區分開來?這就關係到寺院及僧眾在宗教上的正當性問題,同時寺院經濟也會與其它民間經濟力量產生競爭。但是,寺院經濟仍然有宗教本質。寺院經濟的宗教特性體現於寺院常住財產所引起的以產權為基礎的財產觀念上。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認為,僧侶們親自管理通過布施得到的、不可分割的財產 ,即「常住」 ,其主要目的在於「將本圖利和謀求新財產」。特別是在作為農業社會之根本的土地問題上,中國傳統的做法是耕者有其田,而在佛教寺院經濟中,依附於土地之上的農民必須將每年的部分收入交給寺廟 , 但獲得了世襲的耕種土地的權利。寺院得到皇帝賜予的土地,但僧侶們充當了農業管理者的角色,而不親自從事農耕,寺院獲得的只是土地的收益權,這與佛教一切皆空,滅貪去執的基本教義是相符合的。
除了發達的經濟行為,僧人本身也很厲害
古代的僧人學問可不低
僧人有學問、有道德、有修持,那不是假的。所以古代地方官員遇到困難事情不能解決,親自到山上廟裡去找和尚,和尚等於他們的顧問。
僧人們《四書五經》、《十三經》都讀。有德行,也要考試,皇上要看,德行更要看。你比如 說在「佛經」裡面,佛有經,有戒律。有經律論,這是佛家的三學。
戒學,定學,慧學。慧學是教下,定學是禪宗,戒學是戒律,這些東西都要學習。學習後更重要是修行實踐,才能往生極樂凈土,要是破戒,重者打入地獄,或打入餓鬼道和傍生道,輕者進入人道和阿修羅。而且都有許許多多公案可查。
佛教2500多年,延續至今,經歷無數磨難,這與僧人們的精神修養不可分。
佛教傳到中國是典型的文化傳播。佛教很快融入到中國傳統文化,也秉承中國傳統文化一個主流,儒釋道三足鼎立。那麼古時候學佛很普遍,到了北齊時代(公元550--577年),就有高僧獲得「國師」稱號。
「國師」是我國歷代封建帝王對於佛教徒中一些學德兼備的高僧所給予的稱號。
我國高僧獲得國師稱號的,一般以北齊時代(550—577)法常為嚆矢。
據《佛祖統紀》卷三十八說,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550),詔高僧法常入宮講《涅盤經》,尊為國師;國師的名稱以此為始。但從唐法琳的《辯正論》卷三「(僧)實國師」的記載看來,則在北周時似已有國師的稱號了。
宋志盤《佛祖統紀》卷四十三述國師稱號的由來說:「自古人君重沙門之德者,必尊其位, 異其稱,曰僧錄、僧統、法師、國師。入對不稱臣,登殿賜高座,如是為得其宜。」因此,後來有些學德兼備的高僧,常被當時帝王尊為國師。
佛教東傳以後,西域也有國師的稱號。如前秦建元十八年(382)時,西域車師前部王彌第來訪長安,其國師鳩摩羅跋提同來,獻胡語《大品般若經》一部(《出三藏記集》卷八《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
此外,漢地高僧也有為當時西域國師的。如隴西高僧法愛,深解經論,兼通術數,為西域芮芮(亦稱蠕蠕或柔然國)國師,俸以三千戶(《高僧傳》卷八《法瑗傳》)。
和尚也多才多藝。他們更是著名的畫僧、詩僧、藝僧、醫僧
在中國繪畫史中,湧現過許多以畫聞名的和尚。
清初有四個著名的僧人畫家,他們是石濤(元濟)、八大山人(朱耷)、石溪(髡殘)、和漸江(弘仁)。除了眾所周知的「四僧」之外,還有道芬、善導、貫休、巨然、法常、惠崇、擔當等等。他們遁入空門,在青燈古佛下,他們孜孜以求的不僅有佛法經典,還有翰墨丹青,歷經歲月的流逝、光陰的砥礪,最終使他們的名字在史書中星輝般璀璨閃耀正是他們的書畫作品。
而且出家不是那麼簡單
古時候出家要經過考試,好像唐朝以後就有度牒,這個度牒是經國家認可的,因為你這一出家了,經典上講「天人師」,那你夠不夠「天人師」的條件?皇上稱弟子,三寶弟子,你也是皇上的老師。那皇上得問,你夠不夠條件做我老師?所以要考試。
度牒是國家對於依法得到公度為僧尼的所發給的證明文件(度是說度之入道)。度牒在唐代也稱為祠部牒,都是綾素錦素鈿軸(北宋用紙,南宋改用絹,見《宋會要輯稿》第六十七冊《職官十三》),就是品官所用的綸誥(其實物在日本還保存有最澄入唐所得的一軸,那上面詳載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齡、所屬寺院、師名以及官署關係者的連署)。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確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時還可以免除地稅徭役。
要想拿到度牒,還得考「三藏經典」,通過之後皇上給畢業證書給你,叫度牒,你拿到這個度牒,你到哪裡出家,拜哪個做老師是你的緣份,國家不管你,但是寺廟的老和尚,你要跟他出家,先把度牒給他看,有度牒、有緣他可以給你剃度,沒有度牒不可以收,收了犯法。所以出家人的地位在社會上高,皇上尊重,文武百官誰敢輕視?所以那個時候出家人社會地位高。
原因分析:佛教成為下里巴人,不再陽春白雪
但是明顯看到,歷史上佛教並不是一味繁榮,寺院經濟如此肆虐下去必然危及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間的會昌滅佛,使得佛教各發方面的發展來了個大轉彎。唐武宗敕令各節度使及州轄區內只准留一寺,其餘佛寺或被毀或被撤,田產沒官 , 僧尼還俗,銅像、鐘磬法器熔銷鑄錢。整個滅佛過程毀佛寺萬餘所, 還俗僧尼上萬人,沒收良田數千頃、奴婢萬人。佛教的繁榮嘎然而止。自此而後,劫後重生的佛教以禪宗、凈土最盛, 天台、華嚴、三論、唯識等經籍宗派式微。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古佛教的寺院經濟屬於獲政府特許的經濟經營。在政教關係良好時,寺院經濟有可能擁有大量的金銀動產,居於金融流通的中心地位 , 這在農業傳統的中國是比較突出的現象。但是,在政教關係惡化時,國家對寺院經濟的干預,甚至財產的侵奪,則表明其發展方式及關係類型完全不同於重商主義時期商業資本依賴新興民族國家、實現對外擴張的模式。
會昌滅佛後,佛教僧眾的供養方式有所轉變,除了世俗供養之外,懷海禪師所倡導的「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的自我供養發展成修行與勞作相結合的農禪方式。佛教開始走入鄉間。僧人也都不再是大地主,滿足基本溫飽即可。
宋代地方財政支絀,寺院開始在地方公益事業中發揮積極的影響。但是 宋以後,佛教已完全融入中國本土社會,與中古時期相比較,僧眾以顧命守成居多, 已很難如前代高僧大德那樣發大悲願、行菩薩道。
元朝佞佛之後,明清兩朝的佛教寺院幾乎已經沒有什麼經濟上的特權, 經營範圍基本上限於農業, 在本質上就是地主租佃制的經營方式,規模也有限。從制度上,明太祖朱元璋對佛教實行管制、隔離和懷柔等三類政策,並將佛教分為禪、講、教三宗,令研究教理的講僧、有行持的禪僧離群索居, 而與民眾接觸的主要是執行經懺禮儀的教僧,這不僅從內部割裂了佛教,而且使佛教留給人們的印象就是避世苦修或以經懺為業。清承明制 , 佛教仍繼續在與思想界疏離 、與世俗界融合的方向上發展。
清承明制,佛教仍繼續在與思想界疏離、與世俗界融合的方向上發展。漸漸,宗教在社會公益方面的事業日漸勃興,而中國佛教入世經營背後有出世之心與救世熱忱,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的一維,自覺地負起救貧濟困、勸善止惡的責任,從而有助於社會良俗的形成。近世的佛教一方面退居山林、一方面以迎合的姿態融入民俗社會之後,也就是它於社會這一維度逐漸收縮之時,它所提供的宗教庇佑越來越有限,在宗教影響、經濟力量等方面均走向衰落。
我們現在看到的佛寺都是在深山老林里,就是這樣一種現象的切實反映。
身是菩提心滿塵,物慾橫流難自持
明清之前尤其是唐宋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僧人形象多是宣化眾人、看破世俗、棄塵絕緣的形象,然而時過境遷,明清小說中的僧人形象逐漸流於下品,成為「物慾」的代表甚至「情慾」的化身,其社會地位不斷淪喪,成為三丈紅塵里院囿的一員,一顆「仁心」已蒙塵難拭,這不僅從側面反映了明清社會極端世俗化的時代特色,也是文人在社會風氣下文化心態的必然折射,更能反映出佛教從純精神 的產物逐漸屈從於現實過程中的扭曲與異化
美國著名漢學家孔飛力教授在《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一書中描述了清朝乾隆年間爆發的一場妖術恐慌,不論國家機器還是普通居民,都將矛頭指向僧道,可見僧道形象在中華帝國晚期已頗為難堪,蒲松齡曾將之概括為「淫僧妖道」。
縱觀中國古代文學史,僧道形象轉為負面,是元明清三朝以來的現象。比如雜劇《竹塢聽琴》《桂枝兒》《女貞觀》,小說《水滸傳》《金瓶梅》、「三言二拍」,都出現了犯色戒的僧尼形象。《水滸傳》寫到裴如海和《金瓶梅》寫到潘金蓮請和尚為武大郎做法事時,都出現了「一個字便是僧,兩個字是和尚,三個字鬼樂官,四字色中餓鬼」這首打油詩。
而道士做法的神異傳說到明朝世情小說更是蔚為大觀,不是用妖法害人就是用藥物施展騙術。一本明清時的相書《神相鐵關刀》還專有口訣教大家如何識別「奸僧妖道淫尼」。
佛教與政治的關係直接決定了和尚的社會地位。如果說和尚現今作為一門職業,我們不追求多麼高尚的超度眾生,還是希望它有自己的職業操守。
希望佛門依舊是人們對俗世的紛紛擾擾倦怠之後,心靈可以棲息的佳境。
參考:
[法]謝和耐,《中國中古時代5-10世界的寺院經濟》。
何蓉,《佛教寺院經濟及其影響初探》,《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4期。
何子文,《古代的佛教寺院經濟及其社會功能》,《中國集體經濟》,2009年第36期。
賈亞冰,《宋代寺院經濟收入與消費研究》,雲南大學,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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