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憂而憂，何以讓天下皆憂？

范仲淹乃北宋名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便出自他之口。他主持了北宋初年的「慶曆新政」。但這場改革推行得舉步維艱，而民間也對這項改革怨聲載道，最終搞得天下皆憂。大約是這一改革違背經濟學規律吧。本文摘自央行新任副行長陳雨露和楊忠恕的著作《中國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財》，有刪改。

民間經濟鼎盛、封建官僚「積貧積弱」的北宋是一個清平世界，第一個下大力氣改變這種情況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慶曆年間官拜參知政事，死謚文正，所著《岳陽樓記》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過，洋洋洒洒一篇《岳陽樓記》為何沒有一句話提到岳陽樓，而是一直在描寫洞庭湖？

答：仁宗年間的「岳陽樓」其實是一家名滿江湖的青樓，《岳陽樓記》則是送給岳州知府兼這家青樓老闆滕子京的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覺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稱讚一家青樓不是太合適，於是就顧左右而言他。

我還要告訴大家，滕知府雖然因為貪污發配岳州，重修岳陽樓確實既沒貪污也沒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術——「資產置換」，即，低價收購民間沉欠多年的不良貸款，然後再派兵連本帶利一塊要回來——看誰敢欠知府大人錢！

范仲淹居然稱岳州「政通人和，百廢俱興」，還要與這等開青樓的知州「微斯人，吾誰與歸」！

仁宗朝的事情，就讓我們從范仲淹說起。

慶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從西夏前線調入朝廷中樞，這位出將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條施政方針：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就是慶曆新政的開端《答手詔條陳十事》。

有人高度評價這份《答手詔條陳十事》，畢竟這十條合理化建議看起來條條站得住腳。實際上，這份著名的奏摺其實就說了兩件事：抓權和摟錢。

當然，要先抓權才能再摟錢。

先說第一條，抓權。

北宋疆域遠不若漢唐遼闊，卻是一個花團錦簇的盛世。王安石曾經這樣評價仁宗慶曆新政之前的朝局（當然，這句話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里並非褒義）：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興勞役，不曾殺掉一名罪犯，朝廷寧可耗費錢財送給契丹、党項，也不願意妄動刀兵。

不大興工程、不妄動刀兵、不發號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權力、哪有威風、哪能撈錢？

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范仲淹引經據典說明了朝廷大興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爭雄之時，諸侯國寧可向鄰國借貸也要大興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蘇州也有營田軍專管河堤，現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糧食販運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糧食販運到浙右，從中要盤剝多少利潤！

只要有一批幹吏能臣，這個問題就由我范仲淹解決！

一是一定要給封建官僚以實權，尤其是下級官吏任免權。至此，宋太祖趙匡胤有名無實的官僚制衡體系被徹底廢棄，官員此後要打起精神，以興弊除利為己任、置民於水火之中（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讓當官的人先富起來，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給他們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祿，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職之地獲得一批土地，數量按官職高低分配。除此之外，還要定時發補貼，婚嫁喪葬都要給錢。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國最有實權的官員。各路轉運使可任命知州，至於各路轉運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說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錄》為我們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對話：范仲淹在挑選各路監司的時候，經常對著官員名冊看，看到不順眼的名字（所謂「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筆勾掉。

看到這種情況，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樞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這一筆不知有多少人會為此哭泣。

范仲淹顯然對此不以為然：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

那麼，范仲淹究竟用了什麼人呢？

答：誰能摟錢，就任命誰當官。

王夫之對此曾有深刻的評價：一批急功近利的人藉機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斂財之術，范公「先天下之憂而憂」之時，便是蕩滌天下錢財殆盡之日。

再說第二條，抓了權就能摟錢。范仲淹為摟錢想出了很多辦法，條條都跟金融有關。

第一，貨幣貶值。結果，無效。鑄造大錢摟錢簡單易行，實在是謀財害命的不二法門。慶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開始鑄造「慶曆重寶」，錢重7.5克，卻要當十枚市面上的銅錢。不過，當時是典型的自由經濟，市場根本就不買賬，慶曆重寶自發行之日起就只能當二至三枚銅錢，與實際重量相仿。

第二，重農抑商。結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種紙幣——「錢引」。范仲淹給商人起了一個帶有侮辱性的綽號叫「遊人」，只有讓「遊人」都回家種地天下才會太平，否則，「遊人」終日浪蕩在城市之間，惟一的作用就是敗壞倫常綱紀。

要想管住「遊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設立鹽、鐵、茶等產業的管理機構。在延州做知州的時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盤上成立了官營鹽、鐵、酒、茶的專營機構，禁止民間私營這些產業。

現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這條經驗推廣到全國，他成立了「督鹽院」等一批機構，對商人發放「鹽鈔」、「鐵鈔」、「茶鈔」——統稱「錢引」，即配額。從今往後，你生產多少鹽、生產多少鐵，能賣多少茶葉，都要有相應的「錢引」。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錢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國的紙幣——「鹽鈔」。與官交子相比，鹽鈔以足額食鹽作為準備，獲得鹽鈔的人可以在全國兌換食鹽。商人很快發現，鹽鈔不僅可以兌換食鹽，還可以作為市場上的交換憑證；同時，官交子的流通範圍僅限於益州、西北諸路，鹽鈔卻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無阻。

此後，鹽鈔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種新紙幣。

儘管熙豐變法期間鹽鈔發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產食鹽總量，但是，朝廷還要靠食鹽專營牟利，歷代帝王對鹽鈔發行限制頗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對鹽鈔發行進行多次整頓。整個宋代，鹽鈔的信用都好於官交子，一直到南宋滅亡。

第三，建立官營信貸機構，即「回易」。「回易」產生於隋代，通俗地說就是官府出面做買賣，不過僅限於與游牧民族「馬匹—糧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強的金融創新意識，他所謂的「回易」是以軍費對外放貸。在一封名為《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的奏摺中，范仲淹明確提出了回易的目標：增息財利，使天下之財再無流通之虞！同時，范仲淹還洋洋得意地敘說了功績：我挪用軍費放貸，一年就賺了四十二萬貫錢。四十二萬貫，已經是澶淵之盟歲幣的40%，這些錢全部來自陝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經下詔「官吏不得經商」，此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張胆地違反太祖遺命！還自鳴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義，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滲透進商業，所有賺錢的行業必然壟斷在官府之手。慶曆新政之後，北宋禁軍開始全面滲入商業、銀錢拆借，那位重修岳陽樓的滕子京，被發配之前他手下的軍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販賣茶葉，結果當然是「回易私茶，破壞茶法」。

後代史學家徐夢莘這樣評價「回易」政策：這些人靠著官府的威風，與市井之人爭利，既損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損國體的事情（挾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傷公害私，虧損國體）……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靜無為的治國方略下，民間產業創新才是創造財富的最佳途徑，北宋也成為第一個不對土地兼并設置門檻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權力牟利，才不會有時間和腦子考慮創新，但是，他們的財富又有著相當統一的去處——土地。《宋史》記載，慶曆三年後，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封建官僚開始廣置田園，府邸如烏雲般覆蓋了整個城市……

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規模土地兼并中，我們看到了慶曆新政另一項顯著的效果——流民（軍隊）兵變：慶曆新政剛剛實施，解州、鄧州廂軍就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變、京東路士兵殺死當地巡檢使；慶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間規模最大的兵變爆發了，保州雲翼軍（禁軍）四千多人兵變，軍隊衝出軍營自謀生路，成為流寇……

面對亂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產生了恢復王莽「王田制」的奏議。有人這樣評論時政：只有天下大亂、兵鋒再起，讓大多數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

北宋王朝當然需要一個強勢集權對抗外敵，但是，慶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就變成官僚新秀的一場盛宴，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脫亂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慶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個乾脆的決定：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兩路宣撫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沒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後，我要告訴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爛攤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間評話中的「包青天」。在京劇戲文中，包拯用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鍘了很多皇親國戚、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績是在全國丈量土地，設立了一道類似「開元限購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員購買田地一律不得超過三十頃，多出來的土地必須充公。

關於「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講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開元年間，宇文融為了限制土地兼并曾經頒發過一道史上最嚴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購買土地，不承認帝國一切土地買賣。後來，楊國忠放開了「開元限購令」，十年之後，大唐帝國40%的人都變成了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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