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讓之仿秦漢印之研究
吳讓之（1799-1871）是繼鄧石如（1743-1805）之後一位書法篆刻家，活躍於清代嘉慶、同治年間的揚州地區，早年從書法理論家包世臣習書法、篆刻，為其入室弟子，更藉由包氏習得鄧石如書印之精髓，後世公認為鄧石如再傳弟子，對於皖派的繼承與發揚，具有承先啟後之功。關於讓之習印的經過，大致可分為秦漢印、近代名工、鄧完白三個階段，由吳氏流傳下來的篆刻作品中，無論是早年臨摹期，或是中晚年自我研創時期，皆無間斷，對於秦漢印的學習與探索，因領略體會的差異，於印藝中有不同的表現，而非僅是形式上的模仿，這種納古而出新創作手法，無疑是值得後輩學習借鑑之處。
一、前言
吳讓之六十五歲前，雖以篆刻名世，卻未見有任何篆刻理念的論述傳世，直到遇到魏錫曾（1828-1881），印學家魏稼孫雖不治印，但極嗜印，更好集印，曾手拓印譜多種。同治元年（1862）七月，浙江一帶遭洪楊之亂，於此時游泰州，面謁六十五歲的吳讓之，應魏氏之所求，將齋中的篆刻作品，鈐拓輯成《吳讓之印譜》兩部，一部魏錫曾自存，一部交沉均初收藏。沉本先後有魏錫曾、趙之謙、吳昌碩、趙時棡、褚德彝、曾熙、任堇、王禹襄、黃賓虹、高時顯、王福廠等人題記。魏錫曾當時並請吳讓之作序一篇。首先讓之於〈《吳讓之印譜》自序〉中，談到自己一生習印之經過：
讓之弱齡好弄，喜刻印章。十五歲乃見漢人作，悉心橅仿十年。凡擬近代名工，亦務 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見完白山人作，盡棄其學而學之。
可知吳氏幼時即喜好刻章，故早年習印，以濃厚的興趣為出發點，直到十五歲時，看到一些優秀的秦漢印譜，始正式習印，進入堂奧，其學習過程大略可分成三個階段：一、十五歲至二十五歲，乃仿秦漢印時期；二十六歲至三十歲，為仿近代名工時期；三十歲之後，始盡棄前學，乃為仿鄧石如時期。吳氏年幼十五歲時，正值浙派風靡之時，讓之身處於人文薈萃地區的揚州，亦受到地區性印風所影響，但站在學習的角度上，能夠上溯至秦漢古印譜，用心臨摹十年，而不受時風所囿，其寫篆排稿的功夫，在方寸之間，逐漸磨練而成，為往後的創作，提供了更寬廣的空間。以下就讓之仿作中，從早期以秦漢印為師，到自我研創期，試圖分析探討其學習與創作理念。
二、以秦漢印為師
由目前讓之流傳的印作中，以秦漢印面貌為創作元素，從早年的模仿，到中晚年的研究創新過程，多所發現，更配合刀筆上精彩的表現，逐漸發展出個人的面貌，故吳昌碩跋《吳讓之印譜》曾云：
讓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於秦、漢印璽探討極深，故刀法圓轉，無縴曼之習，氣象駿邁，質而不滯。……而愈信秦、漢鑄齒渾穆淵存。
此論實道出吳氏創作的泉源，除了對鄧印的研討極深之外，早年對秦漢印璽的臨摹，領略漢印或鑄或齒，其神採為渾穆淵存，更爲其習印之初，奠定良好的根基，與現今學習治印之始，必宗秦漢，是一樣的道理。王北嶽談到漢印的美術性有「方正清勁」、「渾厚典正」、「婉通流美」、「斑斕古拙」、「裝飾魚鳥」五種，其中以「渾厚典正」與「婉通流美」二者，對讓之影響較多：
渾厚典正：這一類型的漢印甚多，大多筆畫厚實，結體方中帶圓，因為在方形印中求穩固，則字形必趨於方，而純方則板刻，於是在方中求圓，使穩定中有流轉之氣趣，這也是漢印中漸次發展的必然現象，使漢印方圓兼備，有筆有墨。
婉通流美：漢印中一種，強調小篆筆意的印章，尤其是玉質印章，大多採取婉通流麗的筆勢來刻制，在銅質印章中，能表現筆意婉暢的亦有之，只是不大經見而已。印章既然是使用小篆，當然要把小篆的情意表達出來，所以這一類印章是漢印的精品，也比秦印表現得更為完美。皖派的鄧石如即由此出。
以〈奉檄之餘〉白文印為例，章法平方正直之餘，帶有圓轉流動之趣，線質轉折處略細，乃配合篆書筆法所致，雖以衝刀爽利刻出，但仍保有漢印厚實感，具有「渾厚典正」的特點；而〈雜佩以贈之〉白文印，無論橫豎，皆善用曲線，自然地扭動篆文線條，使印面產生活潑的動勢，與「婉通流美」不謀而合。
目前流傳印作中，關於早年款識署明仿漢的作品未見，但從其作品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受漢印影響，章法的設計，尤為明顯，於平方正直之中，略加變化，或方或圓，以〈日利〉白文印為例，明顯仿漢代玉印，以衝刀刻之，其線條細勁而圓轉流動。
而〈富貴日昌〉白文印，出自方去疾編《吳讓之印譜》，此印雖無直接仿漢印，但篆文寫法與漢印文一致，並無差異，值得一提的是，此印類似漢代鑿印，或近浙派一路，以切刀法刻出，故線條斑駁而古韻有致，細勁處猶如曲鐵般，唯不多見。
漢印中，有所謂的「朱白相間」印，本在化解印文筆畫數目過於懸殊的方法，其目的使繁者白文化之為簡，簡者朱文化之為繁，更甚者讓朱文、白文和諧安置於同一方印面中，製造出錯覺的視覺效果，而讓之亦善用此章法的變化，配合自身篆法，鎔鑄於一爐之中，正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營造出新面貌。如〈甘泉張本〉、〈岑鎔私印〉二印。
溯自秦印的田字格與日字格，可以讓印面顯得規矩方正，例如〈張大之印〉、〈永基〉二印，配合自身的篆法，藉由界格線的橫、豎、長短等粗細輕重線條，可以讓印面產生更豐富多變。也由於擅長使用界格，影響往後的章法佈局時，即使不用墨筆設計印稿，亦會在印石上輕輕畫出界格，以示規矩中求變化。
戰國鉨印中，有朱文界格，或是寬邊細朱文的形式，為讓之所取法之一，邊欄形式的多樣化，可以增加印面章法的變化外，亦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唯一差別在於仍以擅長小篆入印，而非戰國文字。
三、自我研創期
讓之以漢印為創作手段，從早期的〈廷颺私印〉、〈熙載白箋〉、〈陳官俊印〉來看，並非僅僅十五歲至二十五歲之間，一直到晚年六十多歲，均有漢印面貌的印作產生。據大陸學者毘陵生所言：
在讓之生前好友陳守吾的後人手中，有兩冊讓之手拓的印存，其中就有讓之早年仿刻的漢印五十五方，冊首還有讓之的親筆行書序。
然而晚年讓之治印，仍多宗秦漢之因，實為五十七歲時，乙卯、丙辰年間，得以觀看吳雲（平齋）的《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虢季子伯盤考》、《秦漢官私銅印譜》；之後又為吳雲編輯《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二百蘭亭齋古印攷藏》等書，對讓之的創作思維，產生影響如下：
1. 〈長宜子孫〉白文印（24-035-1），款記：「仲陶屬仿漢印，時戊午冬至後三日，熙載。」六十歲作。
仲陶乃岑鎔，富收藏，讓之曾於泰州寄食岑鎔處，於作書、作畫外，為其治一百數十方印。「長宜子孫」四字，乃漢代鏡銘文中吉祥語，漢印中類似此用語，如「宜子孫」句，其印文寫法仍以漢印文為主，而非鏡銘書法，顯然，六十歲的讓之對漢印，有了新的體悟與瞭解，切刀、衝刀、削披並用的結果，導致印風古樸淳厚，饒有韻味。
2. 〈岑中陶父〉白文印（24-127-1）款記：「仲陶得佳石勝玉屬刻，因仿漢人玉印為之，時庚申四月，讓之年六十二。」（隸）
試將戰國玉印與漢代玉印比較發現，戰國〈裘〉白文印與漢代〈任疆〉白文印相較，線質的的差異頗大，這是因為戰國玉印尚未發展成熟，此時期的文字書寫、構圖形式與銅質鉨印類似，例如線條圓起尖收、或尖起尖收等特點，而玉印的工藝製作，一直延至漢代始達到高峰，無論是章法的佈局或是線條的書寫，皆能看出其精湛的技術，而讓之雖說仿漢玉印，實際上可能是仿先秦玉印。
早在明代甘暘，對玉印即明確指出：「其文溫潤有神，愈舊愈妙」。而明代另一位印學家徐上達，則從另一角度說明玉印與銅印上的差異，他說：「以石摹玉易，以石摹銅難。蓋石與玉同性……」認為玉與石屬「同性」，所指為硬刀刻鑿時產生的物理效果有相似之處，因而玉印的風貌較易為石章所模擬。大陸學者孫慰祖先生認為：
從明代諸如文彭、汪關等人的印作中，我們看到的基本上還是一種尚未脫出模擬層次的追仿，在篆法、佈局、線條等形式上缺乏更新、更高、更強烈的個性靈魂。
顯然，吳讓之屬於後者，藉由鑑漢玉印古法中，以自我的篆法、刀法、章法來表現自我，而非復古的再現。
3. 〈岑鎔之印〉白文印（24-033-4）款記：「仲陶屬仿漢銀印，讓之。」
4. 〈吳雲私印〉白文印（25-133-1）有徐新周（1853-1925）所跋云：「吳攘之先生刻印，安閑秀逸，是印極似漢人銀印，庚戌十一月，星州附刻。」
漢代銀質印章，在著錄中並不多見，以湖南省博物館所收藏的兩方銀質漢印的〈王嘉〉白文印、〈朱萌私印〉白文印為例，與出土之實物比較可知，漢印的風貌與材質（金、銀、銅）並無絕對關係，前作〈岑鎔之印〉顯然離漢印尚遠，出己意甚多，後者則讓之在漢印的基礎下，筆畫伸曲之間，略加變化。
5. 〈仲陶〉朱文印（24-107-4）款記：「仲陶屬仿漢銅款識，讓之。」
仿「漢代金文的刻文」，但同樣明仿鄧印的〈仲陶〉朱文印（24-035-2）兩印相較，篆文寫法並無差異，可見此類作品仍出己意為多，而非實際臨仿。
6. 〈興言〉朱文印（23-035-2）有吳昌碩（1844-1927）跋文云：「道在瓦甓，攘老有焉，此刻實深得漢塼遺意，缶。」讓之雖無刻意仿漢磚文，其平方正直的筆畫，深得漢磚文字的遺意。
7. 〈蔣照〉白文印（23-073-2）吳昌碩（1844-1927）跋文云：「攘老擬漢印之清者，苦鐵。」
讓之曾以「橫直相安」、「安頓」為自我要求的標準，細審之，應由漢印中擷取而來，試將此印反黑後並去除不必要的橫、斜畫後，可發現直畫在整方印作的聚散關係，尤為明顯，不僅互相略為傾側，產生險絕般的動勢，筆畫疏密之間，更合乎鄧石如「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的要求，顯然已能從漢印「平方正直」之中，自出機抒。
8. 〈汪鋆〉白文印（25-003-1）款記：「硯山名印，讓之六十二歲得心之作，庶不負此佳石。」汪鋆跋記：「老辣痡峭，氣橫九州，斯冰內蘊，金石外遒，超元軼明，惟漢與牟。汪鋆謹贊。」六十七歲作。
9. 〈硯山〉白文印（25-005-1），有汪鋆跋贊云：「咸豐己未，先生將赴胡文忠公之招，鋆曾寫圖，並賦七古以贈於將發也，匆匆購得此石，先生頃刻奏刀，興到之作，神妙無似，不第魄力沉雄已也，而先生亦極得意，屈指廿年，恍然在目，而鋆亦冉冉將七十矣，然亦何幸獲此，殆與斯刻同不朽雲。光緒九年（1883）試燈日，追溯大始，乃為贊曰。」六十七歲作。
上述二方為對印，為讓之以漢印為之的另一個階段，印面的佈局除了注意橫直筆畫之間的關係外，印面中刻意的留紅，塊面製造呼應等變化，以披削的刀法，使線條呈現另一種斑剝的狀態，線質的變化處尤多，粗細之間，一任自然，讓簡單的二字印產生許多效果，誠仿漢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10. 〈攘翁〉白文印（24-017-2），有高時顯（野侯）之觀跋云：「攘老治印，使刀如筆，不放漢而得其神，可謂前無古人者，七三叟野矦。」
此印雖未署年款，但經由自稱「攘翁」判斷，可知為六十歲後所使用之字型大小，高野侯所謂「使刀如筆」，堪稱是評，端看讓翁印作，如〈汪氏八分〉白文印，可以明顯看出其落刀、運刀、收刀的表現，猶如寫篆般輕鬆刻畫出，乃畢生刻印以萬計之功，「翁」、「分」字上方兩筆，信手揮就，極盡草隸、草篆之能事，乃為漢隸個人書風所致，而非刻意為之，故能得「不仿漢而得其神」讚譽。
四、小結
錢松（1807-1860）與讓之同時代，篆刻由浙派入手，曾摹漢印以千計，四十三歲時在〈米山人〉款記：「國朝篆刻，……悉臻其妙，予則直沿其原委秦漢。」又在〈范禾私印〉款記：「得漢印譜二卷，盡日鑒賞，信手奏刀，筆筆是漢。」，錢吳二者，雖皆自雲仿漢，因各自領悟上的差異，或鐫刻刀法上或切或衝，產生不同的印面效果，而合浙皖兩宗為一的趙之謙，亦致力漢印甚深，在〈何傳洙印〉印款記：
漢銅印妙處，不在斑駁，而在渾厚。學渾厚則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處，應手輒落。越拙越古，看似平凡無奇，而殊不易貌。此事與予同志者，杭州錢叔蓋一人而已。
趙之謙曾自詡「讓之論余印，近漢官印者為然，而他皆非。」顯然吳趙兩者雖稱取法漢印，皆不盡相同，張恆凱認為讓之取法平正一路的漢私印（含玉印）上；而之謙則取法秦漢鑄鑿官印，故體現兩者印學觀的差異。
讓之創造性學習漢人的佳作，在於總體特徵的領悟和意韻神採的傳達。吳在繼承傳統時，確有師古不泥的特點。他能將漢印精髓與鄧派印風相結合，巧妙地運用自身的創作中去，從而形成獨特的藝術風貌，即李流芳所謂「妙處正不在規規秦漢然而有秦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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