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公廁和馬桶的蔣介石
文 | 諶旭彬
世人皆知蔣介石「獨裁」，蔣氏亦曾在日記中評述己之「獨裁」，乃是「以一人治天下，以一人敵一國，以一人敵一黨」。此一看似狂妄，實有悲凄之感的自評，是否中肯，又該如何理解？
身為最高統帥，連公廁的清洗規範都要管
重慶市檔案館曾公布過106道蔣介石手令，這些手令下達於1939-1944年間，全部與重慶市政直接相關。從這些手令中，可以清晰發現，蔣氏事無巨細，連馬桶的清洗問題都要親自指示。所謂「以一人治天下」，殆非虛言。試舉幾例如下：
1、市內車輛超載，及其具體解決辦法和處罰標準，他要管
1939年3月2日，蔣介石下達手令，命重慶市政府想辦法解決市內車輛超載問題：
「重慶市內外大小汽車坐位皆有逾額過多，而以營業之小汽車為更多，且有汽車外兩傍附帶立人，而人力貨車搭載物品過量，致車壞、路壞、人疲與延時等弊，極不經濟，應特別設法限制規定，並令警兵必須熟察詳知其至何程度為逾量過分，應加干涉之道。因此事甚難判別，更非切實訓練不可。」
3月18日，蔣介石再次下達手令，傳達自己所擬訂的解決超載問題的三條辦法：
「最近人力貨車載重量，仍未減輕照規定辦法。因一般警察無常識，恐不能實行，應另設辦法，使其不能載重之道：第一、分量應再減少現定者五分之一；第二、重要出入路口準備秤磅，如見有逾量之車，令其卸下過秤；第三、過秤後如有過分之重量，一面處罰，使其過分量之貨，不能再搭原車，一面必須覓保取回其原貨。如第二次再犯此規，即應充公。此外另有他種簡便之法，可令市府警局設計實施。」
直到1941年，還可以在蔣氏手令里看到其對重慶市內車輛超載問題的指示，並替重慶市政府擬好了具體的處罰標準：
「公共汽車與各公路所行駛之車輛，無論新舊車輛，皆應嚴格檢查，每日有否修整與洗刷，凡破爛與污穢以及塵土久積之車輛，皆應徹底取締，停止行駛。叉車旁不許立人附車，此皆應由市府與警察負責取締，如有車輛旁邊附帶口人或站立在車旁，車應立刻令其停止行駛，並將其車輛與車夫記錄。凡犯有二次以上者，應即將車輛充公，車夫充苦役可也。」（1941年 7月 8日）
「重慶市區內常見有載重過量之卡車與板車，並時見有人站立於汽車或卡車車門之外。以後此類事件皆應由警察負責取締，至少應勒令停車改正，或將其車輛扣押，若有再犯者 ，即予其車帶物一併充公；如有警察熟視無睹，不加取締，應予懲處。希即擬具取締辦法，通飭全市警察切實執行為要 。」（1941年8月29日）
圖：1941年2月，日機轟炸後的重慶街頭。蔣氏認為市容整潔對維繫民眾抗戰信心很重要，故其手令深入干涉各種細節
2、市內馬車車廂污穢、馬匹瘦弱，他要管
1942年 9月 24日，蔣介石向交通部長張嘉璈、重慶市市長吳國楨下達手令，要他們整頓市內外馬車行業的問題。手令說：
「張交通部長、吳市長：市上與市外馬車，最近車輛不良，而馬匹疲敝瘦弱難堪。主管機關及其主管人員，為何不加註意，切實整頓；而且馬夫懶惰，對於馬匹調教餵養，並無定規，任令馬匹終日背軛，毫無脫軛休息之時，以致馬匹病弱日甚。此種事業，必須於主管機關負責講究與時時檢查教戒，方能使之持久不頹。望即切實改正，負責取締為要。」
次年6月22日，蔣氏再度向重慶市市長賀國光下達手令，重申市內馬車骯髒、馬匹瘦弱的問題：
「賀市長、譚處長 (驛運管理總處)：重慶市內之馬車，其車廂之污穢，御夫之襤褸以及馬匹之瘦贏，殊屬有玷瞻觀。日前中曾令切實改正，然至今仍未見效。具征各該主管人員，苟且敷衍，奉行不力。以後倘再不將車廂保持清潔，馬匹挑選精壯，與御夫穿著制服，定將先懲各該主管人員，以戒怠忽。如何整頓，並希詳報。」
1943年12月14日，蔣氏再度在手令里對市內馬車的搭乘人數作出了規定：
「賀市長、譚處長：自明年一月一日起，凡行駛於重慶市區內之馬車，應嚴禁其車夫於駕駛時吸煙，一面並限定每輛馬車連同車夫在內，只准搭乘五人為限，否則應嚴加處罰。希即照此遵限實施為要。」
3、警察的雨帽雨衣樣式、公共場地的籬笆，懸掛國旗的高度，他要管
1939年3月18日，蔣介石就市內警察的雨衣雨帽樣式和公共衛生的打掃規則，向市政府下達手令：
「警察雨帽，必須與雨衣聯扣，不準現在之雨帽批帶帽上，不成樣子。又河下沿灘與山坡路傍之垃圾，應嚴令市政府積極清除，一面嚴禁附近人民亂倒垃圾，一面多指定垃圾堆積處，使人在其附近指定範圍自某起至某止公共場所，由何家或由某幾家負責清掃，並強制執行，清掃不凈者定罰則。掃除方法，亦須規定，先由警察教導。此種辦法，自當先要有準備一切實習方法，乃得實施也。」
1940年5月30日，蔣氏又就市內籬笆牆倒塌問題，向市長吳國禎下達手令：
「吳市長：市內各處倒塌之竹籬圍牆，應嚴令其管戶限期修整，如公共場地之竹籬，則應特別堅實，勿使隨時倒塌。如見倒塌，應即刻修整，不得逾二日為要。」
1943年4月5日，蔣氏又通過手令，就市內國旗懸掛的高度作出具體指示：
「重慶市區街道兩旁所懸國旗太低，其高度應整齊劃一，以其垂下最低之旗角為準，該角必須離地面十市尺，以免阻礙行人。」
4、公廁的設置、啟用、關閉，乃至馬桶的清洗時限，他也要管
1940年2月27日，蔣介石就防空洞內須設置廁所等問題，下達手令給市長吳國禎，手令說：
「吳市長：本年防空，應特別周備，務使每次空襲無人死傷為標準，每防空洞設備必有坐位，且在其附近必設廁所。對於年老與幼童以及婦女三項人士，須設特別坐位與於空氣較好之處。每洞必有一人主持與宣傳，此可令青年團員任之，必須盡致敬老扶少、愛群互助之精神，並在防空洞內推行新生活，凡老幼婦女聚集之洞所，並設備茶水。而主持其洞者，並備簡單藥品，其使用藥品以後，必須令其報告使用人數與分量，以免流弊。望速照此進行為要。」
7月24日，蔣氏又就防空洞內廁所的啟用和關閉規則，再次下達手令給吳國禎：
「民間公共防空洞內及其廁所，近皆污臭不堪，尤其洞深處黑暗污臭更甚，應切實檢查並按期派定人員(各區黨政救護人員)掃除。且在解除警報以後，立即掃除、清潔，並分區派員負責檢查。凡新式廁所，平時應閉鎖，非警報時不開啟，解除警報清掃後，應即鎖閉，平時不開為要。」
蔣氏甚至還用手令規定了防空洞外馬桶的清洗時限。5月30日，蔣氏下達手令：
「吳市長：防空洞外新設各廁所，其便桶應規定解除警報以後三點鐘以內，必須清除洗凈，各區警長負責檢查，不得疏懈。市長與警察局長亦應輪流巡察，凡有不潔凈、不照時刻實施者，應嚴加懲處。」
1942年3月23日，蔣氏又手令賀國光，就市內公共廁所的清洗規範作出具體規定：
「賀市長、唐局長：前令每保設立一公共廁所，現在有否實行，對於此等廁所之清除，應規定每日早晚兩次。即責成警察督導人民實施為要。」
綜而言之，在這106份手令里，大至房價、物資配給、難民救濟，小至廁所設置、馬桶清洗，蔣氏無不包攬。蔣氏如此重視重慶市政，固有戰時陪都形象關係國際觀瞻的因素在內，但手令之細碎，乃至還有「重慶市建築與道路，必須預留裝置地下電線電燈之設備為要」這般諄諄提醒市政府的手令，實不免給人一種視市政府為無知幼童尚未成年的印象。
1941年，重慶某處的地下防空洞。蔣氏手令，曾對防空洞內的廁所設置問題，有過許多非常細緻的指示。
蔣氏自辯：人才太少，「所用之人，幾無一如意」
蔣氏之近侍陳布雷曾講：「委座處理政治，如同處理家事，事事要親自處理」；蔣氏則時常感嘆：「世道日非，人慾橫流，欲得一賢能之士為助，如何求之」。殊不知，這對矛盾，實互為因果。
1、軍政要員們都很煩惱蔣氏事無巨細的「獨裁」
蔣氏對重慶市政干預之深入、細碎，其實只是其大陸主政時期治國模式的一個縮影。事實上，無論內政、外交、軍事；無論事之大小，從會戰部署到女學生的標準髮型，蔣氏之干預實可謂無處不在。
蔣氏干預的主要手段，即「手令」。大陸時期蔣氏究竟發出過多少手令，迄今並無確切統計。據曾在蔣的侍從室工作過的秋宗鼎披露，僅就其個人所見，「從1936年1月起，到1948年4月止，這一段時間裡，侍從室積累收藏蔣的『手令』已達120多公文箱之多。如果把1936年以前的和沒有收回來的蔣的『手令』攢在一起，恐怕還不止這些了。」蔣氏即依靠這巨量的「手令」，維繫其對整個國家的治理。
國民政府的軍政要員中，對蔣氏「手令」不滿者甚多。1937年的忻口會戰，本該由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結果因蔣氏直接用手令越過閻氏指揮前線部隊，導致閻氏「轉下之命令早發遲到」，蔣氏「徑下之命令遲發早到」，前線部隊拿著兩份命令，「不知所適，幾乎全部錯移其地位」，徐永昌因故在日記中指責蔣氏：「徑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長官，因之誤事者有之，發生誤會者有之。」再如，李宗仁在《八年抗戰敵我優劣之檢討》一文中說：「長沙三次會戰時，薛岳本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戰正緊張時，蔣先生一個電話把軍隊調亂，薛岳一時無法補救，被打得踉蹌大敗，失了長沙。薛伯陵一氣，不聽統帥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隊撤到江西去了。後來薛岳幾乎為此受處罰呢！有人問薛岳為何要到江西去，薛說：『跑遠一點，他(指委員長)電話便打不通了！』這是抗戰期間，高級將領盡人皆知的趣事。」當然，李是蔣的政敵，其所言太過戲劇性，當有不少誇張成分，不過也可看出蔣直接用手令越級指揮，在當時是常見事。惟李宗仁乃桂系領袖，與薛岳地位不同，故敢於事先向蔣氏聲明，希望其「不要打電話直接指揮五戰區的部隊」。礙於派系，蔣氏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李宗仁說：「終我六年之任，委員長從未直接指揮過我五戰區的部隊。」
虛偽應付，是國民黨前線軍事將領對付蔣氏「手令」的常規手段。據曾負責主管戰地情報工作的軍統局第一處處長鮑志鴻披露，豫湘桂戰役期間，「黃伯韜……為了躲避蔣介石命令，早晨起來，告訴部下，如蔣介石來電話，就說軍長到師部去了。電話打到師部，又說，軍長到團指揮部去了。王耀武軍則採取口頭應付，實際按兵不動的態度。一天深夜，戴笠指示傳達蔣介石命令王耀武派一個加強營，攻擊日軍側背，救援衡陽第十軍，……王耀武複電戴笠說判斷如神，實際上依然按兵不動。」
1943年，宋美齡在好萊塢露天音樂廳為抗戰演講。蔣氏日記曾謂：「除妻之外無一人能為余代負一份責，代用一份心。」
2、蔣氏抱怨黨內人才太少，「委之事權，類不能達成任務」
據在蔣氏侍從室工作多年的唐縱披露，1942年11月25日，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黨政總檢討時，曾有委員批評蔣氏手令太多，「各部長只知道忙於應付手令」，無暇處理一般正常事務。蔣氏在會上強作辯解稱：「並沒有好多手令，有時想到的意見交給各部長參考則有之，正式手令甚少。」稍後，蔣氏即指示多用「手啟」、「手條」名目，能不用「手令」名稱者則盡量不用。
這自然只是掩耳盜鈴。在針對親近之人的批評時，蔣氏另有解釋。熊式輝曾當面建議他：「不宜日理萬機，陷於事務主義之深坑。……事必躬親，終必自誤」，並告誡蔣：「一等人用組織，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蔣的回答則是：「中國人才太少，委之事權，類不能達成任務。」蔣氏還曾向史迪威抱怨將領們的無能：「在晚上，我必須醒著躺在床上，想他們可能會作些什麼愚蠢的事，然後寫下來並且告訴他們不要作這些事情。但是他們實在太笨了，除非你凡事先替他們想好，否則他們就會作許多蠢事。這就是帶他們的秘訣——你必須先想到他們所可能會作的一切錯事，然後預先警告他們」——史迪威與蔣不睦，他的這段轉述或有誇張，但蔣氏對前線將領們能力的不信任，早已透過各種手令體現得很明顯。蔣氏日記中更是多有此類記載：「所用之人，所有機關，幾無一如意」；「除妻之外無一人能為余代負一份責，代用一份心」；「對內對外，對老對少，對文對武，皆須以一身親當。」
學者王奇生也講，他看蔣介石日記的一個感受是：
「蔣在30年代中年以後，開始出現一種目中無人的狀態。所謂目中無人就是他經常感嘆國民黨內無人，反覆在日記中強調他身邊的人都很無能、愚蠢、幼稚，他常用這些詞形容黨內人才。……他的日記顯示他認為黨內無才，對別人不放心，唯有自己親自做才能成功。例如軍事上，他對任何高級將領都不放心，所以他越級親自指揮，有時在一場戰役中，他直接用電話遙控，他自己說好像親臨戰場指揮一樣；同時行政上也是如此。我們知道他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愛兼職。過去我認為他的兼職也是一種權力慾望，但現在我認為他的兼職是出自他的不放心，所以他自己兼任省長、校長、部長等職位。一般來說，他已經是一個元首，最高的首長，如果說他要追求權力慾望，他已經達到巔峰，他沒必要由高往下去兼職，所以我覺得這不是權力慾望，而是他不放心，事必躬親的緣故。所以我認為他獨裁的狀態，很大程度是他認為他手下無能無才。這也是他的一種無奈。」
1961年，蔣介石與陳誠（左）。蔣氏曾竭盡心力指導陳在修身上下功夫；陳卻認為蔣推崇的王陽明「蔽於文」。
3、但重德甚於重才本是蔣氏大陸時期明確的用人標準，其抱怨實在沒有道理
但嚴格說來，由蔣氏來抱怨黨內沒有人才是沒有道理的。一者，蔣氏大陸主政時期的用人標準，本就一直是重德甚於重才。1933年4月23日，蔣氏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用人之道：「緒山謂：（王）陽明用人之法，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是誠吾之藥石也，中正勉之。」
敗退到台灣後，蔣緯國也曾就用人標準問題，與乃父有過一番辯論。據蔣緯國回憶：
「有一次為了一個想法——選擇幹部究竟是道德重於學術，還是學術重於道德，我們爭論了兩個禮拜。最後父親接受我的意見。一般來說當然是道德重於學術，不過，我認為在方法上一定是學術第一，不講道德，因為我們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們說某人是個了不起的君子，這是從結果顯示，而我們選擇幹部時，事前無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選擇幹部的依據只有學術，學是理論、術則是方法。我舉了一個例子向父親說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學無術的人，帶頭者道德學術兼備；另一群人則是學術超群，帶頭者也是道德學術兼備。前者帶的這一群人雖然品德好，但不學無術，他自己雖然品學兼具，但是這也要幫忙，那也要幫忙，非常辛苦。我跟父親講：『那就是您。』」
所謂「那就是您」，顯然系指蔣介石事無巨細，樣樣包攬的治國模式。
二者，黨內無人，在一定程度上實際上也是蔣氏事必躬親之「獨裁」的結果，而非止是原因。以軍事將領群體為例：蔣氏對他們的不信任固然有因——黃埔早期訓練時間甚短，所學有限，抗戰之前，亦多無大兵團作戰經驗，故而如丁治盤所言，蔣氏「老是覺得這些毛頭小子會出亂子而不放心……什麼事情都不能放心他們去做，而事事干預他們，而且干預得很厲害」。即便是親信如陳誠者，亦視如未畢業之學子，時刻不忘加以指導。這種干預的後果，則如李宗仁所說，「（中央軍的將領都知道）奉行蔣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敗仗，但是如不聽他的命令，出了亂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讓委員長直接指揮，吃了敗仗由最高統帥自己負責，大家落得沒有責任。」蔣氏還曾對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說：「你們副院長、各部部長，以為我不懂經濟，其實我何嘗懂外交。我的軍事是苦幹成的，今日外交的形勢也是我們苦幹的結果。如果你們懂經濟，拿出辦法來，否則就應聽我的話，照我的意見做。」蔣氏既如此說，下屬為了不負失敗責任，也往往樂得凡事無動於衷，一切靜候蔣氏指示。從這個角度上講，所謂黨內無人，實是蔣氏自己一手造成。
4、事實上，蔣也知道自己管得太細，「實嫌有失體統」
結語
蔣氏曾在日記中喟嘆：「舊黨人皆腐敗無能，新黨員多惡劣浮囂，而非黨員則接近不易，考察更難。再之，山林之賢，今不可復見。」既抱持此種「天下無才」的成見，他也就只好去走「以一人治天下」的「孤家寡人」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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