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並非易事 從古代雅典衰落說起
本期作者：蕭瀚（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雅典民主制的重大缺陷
西元前415年——距今2431年——初春的一天，雅典人召開了一次不僅對自己很重要，在後世政治學史上也極為知名的公民大會。這次公民大會是雅典帝國衰落的開始，也是人類自治與民主政治並不容易的一個典型例證，甚至縮影。
這次公民大會的內容是討論遠征西西里，各派主要政治家都作了陳詞，甚至辯論，比如亞西比德和尼西阿斯。公民大會作出一些奇怪的——並且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決定，比如，堅持繼續任命極力反對遠征的尼西阿斯為遠征軍三位指揮之一，有瀆神嫌疑的三位指揮官之一亞西比德出征前主動提出的調查請求未獲准，卻在戰事進行過程中被召回審訊，導致其叛國。安排的三位指揮官，觀點各異，甚至對立，雖然遠征本身是否是最大的錯誤在歷史上一直有爭議。
雅典西西里遠征的三位指揮官之一亞西比德
雅典派出最精銳的主力遠征西西里，其目的主要是垂涎於信息並不確切的財富，既無國防，也無實際和近在眼前的政治戰略需要。西西里的厄基斯泰人（Egestaeans）為了對抗敘拉古人，謊稱西西里各城邦的金庫和神廟裡有很多錢，竭力慫恿雅典人介入西西里事務，這無疑激發了雅典人的貪慾。
這支雅典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軍隊，由134艘三層槳戰船、130艘供給船，共25000名士兵組成，隨著戰事的展開並且逐漸處於失利狀態後，雅典又應尼西阿斯請求，派遣德謨斯提尼率領72 艘戰艦運來8000名增援士兵，但這只是為最後的決戰增加敘拉古人的榮耀。按照修昔底德的說法，總共大約40000名雅典士兵的這支遠征軍，全軍覆沒，除了死亡的，最後被俘虜的有7000人。
西西里遠征
尼西阿斯和德謨斯提尼兩位主將，戰敗被俘後，也被敘拉古人處死。德謨斯提尼來之前的另外兩位主將，亞西比德被受操縱的雅典公民大會殘害而流亡叛國，投靠斯巴達，出謀劃策，助其進入西西里，成為雅典勁敵，由此成為雅典在西西里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拉馬卡斯則在到達西西里不久就陣亡；最後只留下了反對遠征的尼西阿斯一人指揮戰局，他向來備受稱道的謹慎、正直與溫文爾雅等美德，在嚴酷的兩軍對壘中，全都悲慘地成為了雅典軍隊失敗的直接因素：謹慎變成了猶豫不決、缺乏決斷，正直變成了缺乏謀略，溫文爾雅變成了缺乏軍紀和治軍權威。
西西里遠征的恥辱失敗，不僅使得雅典從此一蹶不振，最後被斯巴達征服，而且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那個時代民主制度的嚴重缺陷——西西里遠征這個案例充分表明了當時雅典民主制並沒有像樣的政治決策能力，也沒有充分議事的習慣。至少在那一時期，雅典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墮落為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里所批判的群氓甚至暴民政治。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
民主並非一勞永逸
其實，從民主通往自治的道路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伴以驚濤駭浪甚至波詭雲譎並非難以理解。遠如古希臘，近代英法美，當代如俄羅斯、烏克蘭、土耳其，時常翻轉的歷史巨輪，並沒有給民主一勞永逸的忘憂散。民主作為實現自治理想的一條通道，或者民主自身即成其為一種人權，在怎樣的狀態下才是良性的，才是能夠成功到達自治的橋樑，遠比爭論民主本身好不好這種陳詞濫調更重要。
美國歷史學家珍妮弗·羅伯茲在其《審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傳統》一書中認為，西方思想界自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長期存在著貶低雅典民主的傳統，而這恰恰是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批評。
珍妮弗·羅伯茲的《審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傳統》
然而，無論是高抬還是貶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民主並非如胡適之先生反駁專制獨裁論者時講的「民治是幼稚園政治」那麼簡單——否則就不應該有那麼多新老民主制度翻船的故事。而雅典的民主，由於是當時世界上罕見的政治制度（不過在地中海沿岸並不罕見），其原生性也決定了缺乏可借鑒的外來經驗，因此，在政治實踐的篳路藍縷中，實踐者被沿途荊莽圍困、糾纏、扎傷，都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從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記述中，可以大致看到，雅典公民大會所能討論的問題，一則數量有限，二則能夠發言的人數也有限（以法定最低人數6000人論，能夠上台發言的人數比例少得可憐）。丹麥古典人口學家摩根斯·漢森的著作《德摩斯提尼時代的雅典民主：結構、原則與意識形態》提醒人們在閱讀雅典民主史的時候，要注意區分集會式民主和代議式民主——也就是後世討論極為激烈的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問題，如顧准先生《希臘城邦制度》一開篇就說過的，希臘城邦是一種城市國家，而不是領土國家，「實行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領土國家因為幅員遼闊就無法像城市國家那樣實行直接民主制。漢森認為雅典公民大會上討論的那些主題，通常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所以重大問題要獲得充分討論之後才付諸投票表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修昔底德，其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紀錄為研究該段歷史的重要一手資料來源。
至少在西西里遠征這件事上，當時雅典民眾受亞西比德的甜言蜜語蠱惑是不爭的事實，至少在當時，並沒有顯著的事實表明雅典民主制有足夠能力抵禦煽動性和民粹性的政治蠱惑——即使是當代，民主政治要抵禦這些東西也遠非易事。而此前的公元前406年判處十將軍死刑事件以及公元前399年的判處蘇格拉底死刑事件，都意味著雅典民主制存在嚴重缺陷——大民主司法本身就是個嚴重錯誤。
民主要保證個體的自由和權利，須劃定範圍
民眾情緒多變，不僅僅是近代以來勒龐等大眾心理學家們研究的對象，古代的文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都對此表示困惑。包括《裘力斯·凱撒》《科里奧蘭納斯》等多部戲劇中，莎士比亞都對此有深刻的藝術刻畫，李維《羅馬史》則講過更多相關的故事，其中有一起特別值得討論。
摘自《科利奧蘭納斯》第五幕，第三場，由Gavin Hamilton所繪，James Caldwell所刻。
事情發生在坎尼會戰之後不久，公元前三世紀末的卡普阿，當時羅馬因人民與元老院之間相互仇恨而騷亂不斷，卡普阿地方首席法官（Chief magistrate）卡拉猶斯（Pacuvius Calavius）為了讓雙方和解，就召集元老們，告訴他們說，你們現在有可能會被暴民們殺死，也可能落入漢尼拔之手，如果你們相信我的話，我可以解救你們，條件是允許我將你們關在宮殿里，並且授權人民可以處罰你們。議員們沒別的辦法，只好答應卡拉猶斯。卡拉猶斯將議員們關進宮殿後，就召集人民，對他們說，你們報復貴族們的時機已經到了，因為我已經把他們全關起來了，不過，我相信你們依然會需要政府，如果要殺死舊議員，就得選出新議員。接著，卡拉猶斯寫下議員們的名字，裝在一個瓮里，當著民眾的面逐一抽出這些名字，每抽出一個名字，他就要求民眾選出一個新議員，表示以代替這個即將被殺掉的舊議員。於是，有趣的事情發生了，每當卡拉猶斯抽出一個名字的時候，便眾聲喧嘩，人們對這些議員非常憤恨，但當卡拉猶斯要求大家選舉替代者時，先是一陣寂靜，後是有人怯生生提名，接著被提名者就被其他人炮轟，七嘴八舌，無法定奪，每一個被提名者都遭遇了這樣的結果。於是，人們發現他們雖然厭惡眼前的議員，但他們也無法選出他們不厭惡的議員，於是集會散去，懲罰元老院議員的事也就此作罷。人民和議員也因此獲得了和解。
正如勒龐、霍弗、卡內蒂等大眾心理研究者所揭示的，民意非常不穩定，不同人的動機和目的各異，產生的後果也相差很大，因此他們都得出過類似的結論，群氓行動的道德水準往往非常兩極化，關鍵看誰掌握並且引導它。這也導致了民意所具有的偶然以及偏執效應問題。上述卡拉猶斯案例中，倘若主導局面的不是卡拉猶斯，而是法國雅各賓統治時代的聖鞠斯特或羅伯斯庇爾，估計元老院議員會被殺得一個不剩。
漢森講到西元前4世紀，雅典民主制中已有一些預防煽動性和遏制集體性歇斯底里的制度，但這在西西里遠征時代尚未出現，晚到德摩斯提尼主政（Demosthenes，並非前文所說西西里遠征時的援軍指揮官德謨斯提尼將軍，雖然同名）的前四世紀中期才出現了針對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將立法權和司法權交到法律委員會和陪審員手中，法律委員和陪審員年齡都在30歲以上，並且宣過誓（見漢森上引著作）。
雅典人聚集到廣場上實行自己的民主
應該說，民主之所以在很長時間裡名聲不佳，確實跟有缺陷的民主制度容易成為不良政客操縱民意的道具有關。在民主和民粹暴政或由民粹掩護的獨裁暴政之間，常常缺乏經驗意義上十分顯著的分界。這也導致另一個現象，即有些專制歷史悠久之地背負沉重的專制遺產，在民主實踐的最初階段往往缺乏經驗，也缺乏正確的民主觀念，將民主片面地意識形態化，而不是理念與技術並行，從而忽視具體制度的推敲與夯實，導致了制度演練的失敗；這種失敗引發了許多人對民主過早失去信心，將民主演練中的正常成敗錯誤地當作對民主本身作出負面定論的依據。
正是因為這些複雜的原因，使得民主即使在許多傑出的推崇者那裡，也變得態度十分曖昧。1835年，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出版，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學意義上的多數人暴政問題。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民主制度的根基，即民主如何對待自由，以及民主如何使得自由通往自治與共和。民主只有在一個有限範圍內活動，才能既確保個體應得的權利和自由，又能幫助個體的自由人聯合成為共和的民主共同體，否則，它就會成為它自身的反面——當年雅典處死十將軍以及處死蘇格拉底都是十分典型的多數暴政現象。這個問題直接關涉具體民主制本身的優劣以及具體制度的精密度——頻發多數人暴政的民主制必然是質量低劣的民主制，能否防止甚至消除多數人暴政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具體民主制本身的質量。
托克維爾和《論美國的民主》
民主的希望與困惑
自治的目標決定了人們希望能夠從民主中獲得平等的保護，而不是傷害——哪怕那是平等的傷害也不行，因此，由民主制度所產生的公共權力就不能沒有邊界——這在政治實踐史上成為英美派和歐陸派的最重要分野。然而，雅典時代的直接民主制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羅馬法治時代也同樣缺乏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直到最近400年，英美兩國才逐漸完成了對權力設限的制度安排；而在法國，自18世紀末以來，迄今未能妥善釐定權力邊界——從法國大革命到當今第五共和國，公共權力缺乏有效分衡與制約一直是法國政治的痼疾。
或許從最近數百年世界各國民主化歷史中，可以理解1850年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驚呼，他在《當代小冊子》（《Latter-Day Pamphlets》）里發問道：「民主，這個不可避免的巨大宿命物，在我們當今歐洲，它到底意味著什麼？……這個普世、巨大而黑色的民主，它來自何方？它將何往？而這些又意味著什麼？」
如所周知，卡萊爾一直謳歌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認為那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但他在滿懷喜悅地迎接民主時，依然懷著幾乎同樣巨大的困惑，這段話中，他就用了「黑色」這個詞形容民主。即使在卡萊爾發出驚呼百年之後的1950年代，民主已經幾乎成為全球共同膜拜的政治教條，但人們對於民主到底意味著什麼依然存在巨大分歧——以個人主義的政治觀來理解民主和以集體主義政治觀來理解民主可能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直到20世紀末，以1999年巴基斯坦發生軍事政權更替民主崩潰為界——這通常被政治學家們視為當代民主衰退的標誌性事件，隨著新興民主國家表現各異，民主給當代全球留下的與其說是更多的信心，還不如說是更多的困惑。
法國大革命的百年板蕩警示後人，古希臘或近現代瑞士那樣的直接民主，在當今世界已經難有廣闊市場。直接民主只能局限於很小範圍內，作為全局的代議制民主之基礎組成部分而存在（那是選民真正行使民主權利的地方，即選舉本選區議員），任何試圖在普世的廣土眾民中實施直接民主的念頭都蘊含著巨大的兇險——它可能會變成古希臘神話中的烏拉諾斯，專吃自己的兒女。
194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即紐倫堡審判的天才設計者），在「西弗吉尼亞州教育委員會訴巴尼特」國旗敬禮案中，有一段重申公權力無權干涉各種自由的經典判詞，傑克遜大法官寫道：「一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和集會自由的權利以及其他基本權利，不能由投票表決，它們不取決於任何選舉的結果。」
羅伯特·傑克遜，1941年至1954年擔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紐倫堡審判中擔任美國的總檢察官。
這一自由和權利觀念清晰的表述，從法治意義上總結了貢斯當、托克維爾、伯林以來自由主義者關於兩種自由及其與民主的關係問題，保護基本人權和基本自由正是民主的起點。當年，如果雅典的民主制能夠保障亞西比德的基本訴訟權利，他就不必叛逃，而他是三位指揮官里最有決斷力、最有國際眼光也最有縱橫捭闔之外交才能的政治家……
再完善的民主制度也無法保證人們一定能倖免當年雅典人西西里遠征那樣的慘劇，但不斷完善的制度，至少會儘可能降低發生那種慘劇的概率。畢竟人們活在蓋然性，而不是必然性中。（作者：蕭瀚；編輯：鬍子華；文中圖片系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
作者簡介
蕭瀚，20世紀60年代末生人，浙江天台人。本科和碩士分別畢業於華東政法大學和北京大學法學院，曾任中評網執行主編。2004年至今任職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從事憲政以及社會理論方面的研究工作。曾在各種學術期刊以及大眾主流媒體上發表過論文、散文、評論等上百篇文章，並在法律出版社出版過著作《法槌十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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