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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醫學的文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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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醫學的文化特徵


——新安醫學的文化學探討之二


1、注重醫德,以仁為本


新安醫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大都具有較高的職業道德修養。不僅注重精湛的醫療技術,而且形成高尚的醫德醫風,主要表現為:宅心仁慈,待患若親,純樸誠信,謙恭明理,樂善好施,恆德忘利。


新安醫家的「醫德」和「仁心」為世人所稱讚。明代祁門人徐春甫,一生博覽醫書,濟世仁人,不求於利。他主張:「醫以活人為心,故曰醫仁術。」提出救人如救火,「凡來請召,急去勿遲」,並要不避風雨。還說「勿問貴賤,勿擇貧富,專以救人為心。」還於隆慶二年(1568年)在北京首創我國第一個醫學團體「一體堂宅仁醫會」(亦稱「仁醫會」)。醫會的命名,體現了醫者「宅心仁慈」的宗旨,要求入會醫生須有良好的醫德,「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要求會友「深戒徇私謀利」,做到「善相勸,過相規,患難相濟」。學會還約定:誠意、力學、明理、講習、格致、辨脈、審證、處方、規鑒、存心、恆德、體仁、忘利、恤貧、自重、自得、法天、知人、醫學之大、醫箴、戒貪鄙、避晦疾等22項條款,「仁」、「德」貫穿全部宗旨中。

歙縣張一帖世醫不但醫術精湛,一帖而愈,而且慷慨好義,樂善好施,著名國學大師吳承仕稱讚曰:「術著岐黃三世業,心含雨露萬家春。」 張一帖為人治病總是有求必應, ,不辭勞苦,世人稱讚:「定潭向有車頭寺,半夜叫門一帖傳。」。又如清代歙縣人鄭梅澗,精喉科,擅用湯藥和針刺治喉症,救危起死,其處方起首章刻有「一腔渾是活人心」七字,用以自勉。歙縣名醫張伯行醫不僅從來「不厚責人報」,而且總是急患者所急,患者「以病亟請,即夜十餘起弗辭」。


新安醫學代表人物之一的汪機在有一年祁門縣突發瘟疫中,當即傾其家財,購備藥物,用大鍋煮湯,向百姓施藥救治,治人無數,緩解了疫情。清代僑居杭城的歙縣名醫吳志中,醫術高明任太醫院吏目。有一年瘟疫流行,百姓惶恐。緊要關頭,吳志中為購葯救治百姓,毅然傾賣家產,全力向患者施藥,搶救了萬餘條百姓生命,而自己家裡的生活則陷入窘困之中。


新安醫家在行醫的同時,對家鄉的修路、建橋、辦書院等公共事業多有義舉。如清代婺源慶源人詹鍾,以濟人為念,診不受謝,並不惜捐資修路橋,濟貧困,置祠田,修廟宇,人稱「有腳陽春」。


新安醫家開設的藥鋪都能以誠信為上,重義輕利。如始建於同治二年(1863年)的屯溪「同德仁」葯號,以「誠信輕利」為店規店約,其座右銘為「同德同心利人利己,福國福民仁慈仁福」。通過大量的歷史資料可以看出,歷代新安醫家都十分注重高尚醫德修養,形成了極具特色的新安醫學的醫德醫風。


2、儒學為主,融合道佛

徽州人有著愛讀書的習慣。有一幅著名的對聯:「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幾百載人家無非積善。」讀書以求仕,如不能入仕,或被免官,或告老退官者,很多人「不為良相,即為良醫」,以醫為業,「功同良相」。已入仕途者,亦受「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儒家「孝道」思想的影響,仕而兼醫,乃至執醫為業。據有關專家文獻統計研究,新安醫家兼及研醫者中,由儒而習醫者佔70%。另30%繼承家傳的專科醫生,由於受當地人文思想的熏陶,亦有著好儒發奮讀書的習俗,從而構成了高密度、高水平的儒醫群體。


新安醫家信奉儒學,習醫行事「一以儒理為權衡」。不僅以儒家倫理道德為規範,而且將儒理融入醫理,援儒入醫,以儒解醫。如新安醫學「培元」派的開創者汪機,其醫學思想產生的大文化背景是新安朱熹理學,小文化背景是金元四大家醫學。汪機「早歲習春秋經,補邑庠弟子員。」從小受到新安理學的教育。汪機《自贊》說「心存仁術,主好儒書」,早年為儒生,後「棄去科舉浮文,肆力醫家諸書,參以《周易》及先儒《性理論奧》而融會於一,皆余醫所未聞也。」汪機對《周易》、程朱理學有很深的研究,「學足以溯河洛之趣,醫足以逼岐黃之真。」易學、理學的陰陽學說、太極學說、元氣學說是汪機「營衛」學說、培元學說形成的文化背景。明代休寧大醫家孫一奎,為汪機「固本培元」派的再傳弟子,著有《赤水玄珠》、《孫文垣醫案》、《痘疹心印》等重要醫著。孫一奎認為:「易醫同源」,十分贊同孫思邈「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醫」之說。他倡導用《易經》太極理論解釋「命門」,強調人體「理氣合一」,注重人與天地之生生不息。清.嘉道間婺源醫家王桂元,12歲即通誦四書六經,尤精易理。名醫吳澄自幼習儒,認為:「醫之理即《易》之理」,其根據《易經》「易化而裁之存乎變,推之行之存乎通,變動不居,周流無虛」之意,著作名曰《不居集》。另像吳正倫、程敬通、方博九、汪文綺、張柏、程國彭、程衍道、程嘉謨、汪昂等眾多醫家,都精通易理,以太極陰陽之說察寒熱虛實,究元陽溫補之法。表現出鮮明的儒醫相通的特徵。


不少大儒也對醫學進行研究,如樸學家江有浩、俞正燮、胡澍、汪宗沂對《黃帝內經》、《傷寒論》等經典著作從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進行深入的考證,如胡澍的《黃帝內經素問校義》,汪宗沂的《雜病論輯逸》,都是重要的考據著作。


儒學為主,並非排斥佛道。徽州集儒、道、佛人文盛景於一地,不僅有黃山白岳——白岳就是道教名山齊雲山,又毗鄰九華山。新安山水間佛教寺院眾多,尤以歙縣天寧萬壽寺為中心。佛道氛圍很濃厚,對醫家的影響也很大。新安醫家與道士、僧侶的關係很密切,許多是身兼道醫、僧醫兩重身份。如新安名醫程林為和尚,自稱靜觀居士。新安名醫孫文胤師從九華山天台大師習醫而成名。


3、勇於創新,學派紛呈

新安醫學形成於宋元,鼎盛於明清,名醫雲集,眾多醫家各抒己見,兼收並蓄,博採眾長,形成了各種學派,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明代汪機開創的「固本培元」派,其他還有明代方有執為代表的《傷寒論》的「錯簡重訂」派、清代鄭梅澗為代表的「養陰清潤」派、葉天士為代表的「時方輕靈」派和汪昂為代表的「醫學啟蒙」派等等。


汪機將易學、理學的陰陽學說、太極學說、元氣學說和醫學的陰陽學說、營衛學說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培元學說。他以《內經》氣血營衛立論,溝通朱丹溪、李東垣之說,將朱丹溪的「陽有餘陰不足」比作衛氣和營氣,據李東垣《脾胃論》提出調理脾胃培補元氣以扶正祛邪。汪機主張滋陰降火,但不拘泥於朱、李,既批評徒泥「養陰」者,又批評東垣的「昇陽辛散」觀點,進而提出「調養氣血,培補元氣」的學術觀點。其父汪渭說:「病當昇陽,治法則從東垣;病當滋陰,治法則從丹溪。不可南北異宜而不化。」


明代歙縣名醫方有執,在先後兩番喪妻,5個子女又夭折於驚風急症,自己亦險遭病厄的逆境中,發奮攻醫,乃竭20餘年之精力,將《傷寒論》逐條改訂,重新編排成篇,加之註解,寫成了《傷寒論條辨》八卷,開《傷寒論》「錯簡重訂派」之先河。


此外新安醫家還創立了不少有影響的學說。如明代的孫一奎開創了「命門太極說」,清代程國彭首創「醫門八法」,總結八綱辨證。自宋至民國,新安醫學有800多部著作,涉及基礎理論、臨床醫學、藥物學等各個方面,不少著作都提出了獨具特色的學說思想,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4、家族傳承,代代因襲


新安醫學的教育、傳承方式是家族傳承、師承相授。其中又以家族傳承為主。祖孫相承、父子相襲、世代業醫的「家族鏈」現象十分明顯。有專家研究統計,自北宋以來,三代以上至三十多代的家傳名醫「家族鏈」有63條,記載名醫300餘人。其形成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範圍不大的新安地區,出現了如此眾多的醫家家族鏈,鏈條有長達三十多代,這是醫史上少見的現象


最早見於史書記載的新安醫學家,當是北宋末年的歙縣人張擴(約1058—1106年)。他青年時從湖北蘄水名醫龐安時學醫,得其傾囊相授。隨後又赴西蜀,跟王樸學脈。學成後,行醫於南京、當塗一帶,察脈語病,開方用藥,無不準確,人稱「神醫」。著有《醫流論》、《傷寒切要》二書。張擴傳醫術於弟張揮及子張師益,張揮又傳於子張彥仁,彥仁再傳子張杲。張氏三代業醫,前後達100餘年,成為新安第一代名醫世家,其中以張杲醫名最為顯赫。張杲以儒醫著稱,潛心醫學五十餘年,博覽諸子百家之作,於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著成《醫說》十卷,成為第一部醫學史著作。堪稱「新安第一代名醫世家」。張氏醫學由「滿田張」分支傳到「定潭張」,在明嘉靖年代張守仁開始,由於醫術精湛,常常一帖(劑)而愈,被稱為「張一帖」,世代相傳,由張根桂到張舜華、李濟仁,已經傳承14代。如果從北宋張擴算起,則有30餘代。張氏醫學久盛不衰成為新安醫學家族鏈的典型代表。


又如聞名全國的歙縣鄭村「南園、西園喉科」,同樣是家族世襲醫業,有「一源雙流」之稱。指得就是清.康熙五十年前後,鄭於豐、鄭於蕃倆兄弟同業喉科。於豐住宅南園,世稱「南園喉科」,於蕃住宅西園,世人稱之為「西園喉科」。尤以南園鄭於豐之子鄭梅澗(1727年~1787年)繼承家傳衣缽,擅長用湯藥和針灸療法治療咽喉疾病,著《重樓玉鑰》,開創了喉科學上的「養陰清潤派」。鄭氏至今已傳九代、十代。新安王氏醫學始於王學健,他受業於清嘉道年間名醫程敏之,子王心如、孫王養涵得其所傳,王養涵傳子王仲奇、王殿人、王季翔,殿人傳子王任之,季翔傳子王樂匋,王樂匋傳子王鍵,至今相傳六代,代代名醫,歷100餘年,當代影響頗大。歙縣蜀口曹氏外科,從清咸豐年間曹啟梧開始,傳子益新、丞隆,益新傳子崇竹、典成,崇竹又傳子嘉耆,嘉耆傳子恩澤、恩溥,恩溥傳外甥章英,歷經六代140餘年而不衰。此外,著名的醫學世家還有歙縣的余午亭、王養涵,吳正倫、殷世春等內科世家;許豫和、程公禮兒科世家;吳山鋪程氏傷科,歙縣程氏內科、歙縣黃氏婦科、歙縣正口王氏婦科、休寧梅林江氏婦科、休寧西門橋汪氏兒科等均在數代以上。新安眾多的家族世醫,為祖國醫學事業的持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原載於《中國中醫藥報》200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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