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給韋小寶上的一堂政治課

文 | 張明揚

導讀

作為一個前現代政權，大清朝顯然是不懂 " 無代表，不納稅 " 這些近代西方憲政理念，但在具體行為上，卻精準的把握住了近代西方革命爆發的關鍵：稅收。

…… 行痴睜開眼來，微微一笑，說道：" 辛苦你啦。回去跟你主子說，不用上五台山來擾我清修。就算來了，我也一定不見。你跟他說，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賦』四字，務須牢牢緊記。他能做到這四字，便是對我好，我便心中歡喜。"

韋小寶身負康熙找爸爸的重託，跑了一趟五台山，已經出家的順治爺只送給兒子 " 永不加賦 " 四個字。

康熙似乎也把這政治遺囑一般的四字真言很當一回事，在吳三桂造反的艱難時刻，還自信滿滿地對韋小寶上了一門政治理論課，" 父皇諄諄叮囑，要我遵行『永不加賦』的訓諭，我細細想來，只要遵守這四個字，我們的江山就是鐵打的。甚麼洋人的大炮，吳三桂的兵馬，全都不用擔心 "。

一向對各種學習都還很不上心，甚至對師傅陳近南教武功都糊弄糊弄的韋小寶，似乎也被這四個字深深感染了。當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這些理論大師親自上門，勸說韋小寶當皇帝領導反清復明大業時，他理直氣壯的和大師們展開了政治辯論，" 他（康熙）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過得比明朝的時候好 "。

而韋小寶由 " 永不加賦 " 衍生出的這一番話竟也堵得諸位大師無話可說。

經由順治的發明，康熙的政治課，韋小寶的辯論， " 永不加賦 " 這四個字，似乎也成了《鹿鼎記》中大清朝合法性的主要來源。

電視劇《鹿鼎記》劇照

而在真實歷史中，至少大清朝自己也是這麼認為的。不過，最早將 " 永不加賦 "（低稅收）視作爭奪政權合法性的大清政要並不是順治，而是攝政王多爾袞。

多爾袞在八旗入關之初，便大義凜然的批判說：" 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後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而後多爾袞又代表新政權表態大力減稅，稱 " 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 "。

在此刻大清朝的政治認知中，明朝的滅亡主要源於肆意加稅後的高稅收，臭名昭著的 " 三餉 " 已成為明末惡政的代名詞。因此，大清朝無論是站在 " 吸取前朝教訓，防止重蹈覆轍 " 的現實政治角度上，還是有針對性的構建自身合法性的角度上，都將 " 減稅 " 視作新政權的主要政治抓手。然後，就有了多爾袞在入關伊始便發布的 " 一號文件 "。

而真正意義上的 " 永不加賦 " 政策其實是康熙五十年（1712）才正式頒布的，更完整的說法是 "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大意就是，無論今後人口增加多少，丁稅（人口稅）都不再增加。

從多爾袞的 " 一號文件 " 到康熙朝的 " 永不加賦 "，基本可以看出一項清帝國一以貫之的國策：低稅收是大清朝合法性的第一來源，是大清朝超越前朝的主要標誌，是大清朝實踐儒家式 " 仁政 " 的首要政績。

而在《鹿鼎記》中，這則被總結為康熙的那句 " 只要遵守這四個字（永不加賦），我們的江山就是鐵打的 "。

康熙像

但從康熙朝的具體政治上來看，面對不斷增加的財政壓力，嚴格意義上的 " 永不加賦 " 事實上有烏托邦之嫌。為了緩解財政壓力，但又不能違反 " 永不加賦 " 的莊嚴承諾，康熙朝的解決方式主要是 " 稅外收費 "。

雍正上台之後，為了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問題，同時控制官員在灰色地帶的貪腐空間，便出台了所謂的 " 火耗歸公 " 政策，將此前各種隱形收費都 " 顯性化 "。

從現實效果來看，雍正的改革無疑是有正向效果的。但到了乾隆時代，卻爆發了一場針對 " 火耗歸公 " 改革的激烈政治辯論。

一項看起來利國利民的政策為何會如此有爭議？更關鍵的是，在這場辯論中，乾隆還站到了反對者的陣營中。乾隆的行為本身或許可以被批為 " 腦殘 "，但背後的政策考慮卻是非常嚴肅的。

在乾隆及其支持者看來，" 火耗歸公 " 在實質上構成了加稅行為，違反了康熙時代 " 永不加賦 " 的承諾。在這些支持乾隆的言論中，有一些即使到今日也未過時的政治洞見。比如， " 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 " ，你政府只要開了加稅的口子，雖然理由是光明正大的費改稅，但又如何保證將來不重複 " 增加收費，然後改稅，越改越多 " 的加稅邏輯呢？

最讓人動容的是，在這場辯論中，一些官員竟然很具現代政治意識的 " 自我批判 " 稱，地方官員總是在尋找新的辦法剝削人民，火耗歸公這種將收費合法化的結果，就是不斷的為貪婪的官員製造合法化所有收費，進而加稅的理由。

在康熙和乾隆這一派看來，稅外收費縱有千般不好，終究總比以國家的名義 " 加稅 " 要好。更直白的說就是，大清朝承受不了任何 " 加稅 " 以及 " 高稅收 " 的惡名，因為 " 永不加賦 " 本身就是大清朝的合法性，就是立國之基。

而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國起事之前，即使考慮到各種稅外收費以及 " 費改稅 "，清代的農業稅始終保持在一個大致的定額水平。在這背後，無疑是盛清帝王對 " 高稅收 " 與明亡教訓的始終警惕。

在多爾袞發布減稅聲明的 1644 年，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剛剛爆發 4 年。而細究英國革命爆發的直接動因，就是國王試圖不通過議會直接徵收新稅為戰爭籌集軍費。而在 " 光榮革命 " 之後頒布的《權利法案》中的第四條，便是有關稅收，" 凡未經議會准許，借口國王特權，為國王而徵收，或供國王使用而徵收金錢，超出議會准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為非法 "。

不僅是英國革命，在之後陸續爆發的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中，稅收始終成為政治危機的一大原因，而 " 加稅 " 更是成為了革命爆發的魔咒。在那個時代，所謂的限制君權，最直接的意義就是限制君主的 " 增稅權 "，所謂的 " 憲政 "，就是將國王的收稅衝動關在議會的籠子里。至於什麼 " 一人一票 "，是很久遠以後的事情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同時代的大清王朝儘管在 " 國會 "" 限制君權 " 等政治文明的進化程度上遠遠不如西方，但在對稅收的理解上，特別是對 " 高稅收 " 引發政治危機的認知上，卻走在了西方君主政體的前面。

站在盛清帝王的角度，大明朝的易代，英國斯圖加特王朝及法國波旁王朝的覆滅，以及英國喪失北美殖民地的 " 慘劇 "，幾者在本質上的確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只不過，清王朝的應對方式不是英美式的 " 憲政 "，而是 " 以史為鑒 " 式的自我節制。

在權力無法得到有效約束的時代，在稅收無法從制度上限制的時代，大清朝給韋小寶上了一堂很棒的政治課：如果還有自制力、國家信用以及敬畏歷史，就可以說句 " 永不加賦 "。

【責任編輯：陳小遠】

TAG:騰訊·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