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鳥兒為什麼叫，作家為什麼抄

近日，《河北青年報》用大篇幅揭露了河北某市作協主席的抄襲事件，引起讀者、網友熱議。一本散文集中有超過90%的篇幅被網友找到了抄襲的出處，有抄襲李銀河的《鳥兒為什麼叫》，只是掐頭去尾、獨立成篇變成自己的。還有的抄自馮其墉、林語堂等名家，並且抄技極為低劣，只會照原文而抄，整個段落沒有變化。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位作協主席根本不承認自己的抄襲，還振振有辭於辯解之中。

按照我的理解，一個地級市的作協主度肯定是作家了，並且是體制內的、享受著各種補貼、福利待遇的、甚至還有著職稱和行政級別的作家了。在一個連和尚都套有行政級別的年代，地級市的作協主席一般也是處級作家，也就是與縣長平級的作家。因為有作家的職稱身份，又有體制的保障，一個作協主席在當地的範圍內足以把人嚇倒。中國有著崇拜作家的傳統，每一個人從上小學受到教育起，老師都在分析課本中每一篇文章作者的「高尚情操」以及懷憂天下的利他情懷。屈原、文天祥不必再說，單就魯迅和郭沫若在我們的心中已塑成神一樣的雕像。我們實在不曾想過作家和我們這些普通人一樣也會犯錯，這到底是我們曾經所受的教育在說謊，還是現在的作家出了問題。

這裡所說的作家不包括曹雪芹和王小波，因為他們沒有職稱，沒有作協的會員證，最多算是江湖之野的文學愛好者。所以，他們更沒有什麼作家的級別和「拔尖人才」之類的稱號。這裡所說的作家只限於作協體制里的會員，何況在這些體製作家的眼中也根本不會承認除了他們自己，世界上還有什麼其他類作家。即便有，也只能是業餘的，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社會化分工的社會，未在專業的範圍內，自然就沒有了「權威」的話語。何況是體製作家操控著發表、出版、評獎機器，曹雪芹們沒有作協頒發的許可證，又怎能入列。幸運的是曹雪芹早死在了作協機構的隆重產生之前，從而獲得了榮耀。在中國文化里，死人為大，作協也無奈。只是你千萬別活著，活著，作品就不能露頭，一露頭超過了這些科班出身的正牌「作家」，哪還了得。

前些年我寫過呼籲解散作協的文章，並建議驅散這些被豢養多年的文人，因為他們是養雞場里難以產蛋的雞。既浪費公共資源，又沒有有效的產出，最多釋放一些文字的垃圾效應。但是今天，我聽說作協主席抄襲之後，已經與作協一樣變得不再「生氣」。過去對於這樣的畸形機構的生氣是看著他們可憎，因為由國家供養，花著人民的錢，交換髮稿之後又掙著讀者的稿費。今天的不再憤怒，是因為看著他們可憐，因為上帝要讓稅吏和行淫的婦女生存，何況一個標榜駕馭文字的人。但是我不會與這樣的作協主席同席，因為她至今沒有對自己的抄襲有任何負罪感，遠不如阿嬌承認自己曾經「很傻很天真」的可愛。

最近在課堂上給大三的學生解剖經濟學案例，我試著讓他們用經常學原理來理解這一抄襲行為。不料我的學生們都甚感驚訝，他們說即便抄襲，也不能抄名人的呀。名人的作品讀過的讀者多，最容易被人識破，顯然是她低估了信息市場而忽略了風險規避。我告訴這些青春的臉龐，其實人們都高估了這位抄襲者，為什麼高估了她，是因為我們犯了一種認識邏輯上的「後此謬誤」。我們總認為作協會員是作家，作協主席是當然的作家，是作家中的首長。這樣的作家之首肯定是這個區域最高文學水平的人，雖比不上我們中學課本里學過的高玉寶、劉白羽，但也一定是一位飽讀之士。她不至於連馮其墉、李銀河、林語堂也不知道吧?可是，作協主席的可憐也就在此，在我的工作經驗里，每一天都在推翻著我多年形成的認識基礎。體制內的作家，或作協主席不知道李銀河根本算不了什麼。因為人家是寫政策文學的，也就是根據報紙的頭版頭條寫抒情文章，你見過哪家正統報紙的頭版頭條登載和介紹過李銀河呢?或許她更沒有必要知道誰是馮其墉、誰是林語堂，還有搞理論的謝明順。作為她來說，開會時能講出人民作家趙樹理、魏巍、藏克家也就已經是學富五車了，與其講什麼陳寅恪、穆旦、張朗朗，她會仰著脖子嘲笑你「太偏激」了。所以，在她的眼裡，李銀河、馮其墉、林語堂都是些名不見經傳的無名作者，這些人的習作，我作協主席拿來一用應該是你的榮幸。你還叫什麼屈?清代大學士汪由敦、於文襄的吟詠之作，還不都要署上乾隆爺的名。再說了，作協主席是有行政級別的，一個處級幹部又怎能自己親自動手寫作。現在連科長、鄉長都有人代筆寫材料、寫文章，何況一個地級市的作協掌門人。人家已經夠自覺了，沒有給作協辦公室的人添麻煩，不就是借用了一些現成的她認為「無名小卒」的文章，你們就吵成這個樣。現在的領導講話和公文材料基本都是互相傳抄的，你見過有誰追究過什麼版權問題。只是鄧小平早就知道此事，講話基本不用秘書的材料，他還勸當時的省委書記們也別用。

本人愚鈍，但生來好學，不恥下問。本來是利用各種機會求知，可常常使人尷尬。一次與一科技局長同席吃飯，順便與其談起霍金，我說他的《時間簡史》讓我讀得很費力。此公說：「我在科技局已執掌十年多，哪個處室、下屬單位也沒有這個人啊」。聞此，我忙說是我記錯了。另一次與一文物局長請教羅哲文，他想了想說：「你記錯了吧，過去我單位的那個電工叫羅德文，早就不幹了，自己開了個五交化門店」。聞此，我啞口無言。一次與幾個文化局長同機去深圳，途中要三個小時飛行，坐我旁邊的是一哲學系畢業的局長，就此向他請教阿奎那和奧古斯汀，他說他那個年代不學這幾個「蘇聯人」。我明白了，於是轉移話題想與其談談我們的同行局長龍應台，他說：「不是龍應台，是祝英台，是一個深刻的悲劇啊」。聞此，我只是點頭稱是。無獨有偶，一次與一位大學校長同在候會室候會，因準備參加的議題是關於高校學生秩序問題，我就順便向他說起蔡元培。這位老兄出語驚人：「什麼蔡元培，我與你嫂子才是原配」。此語令我目瞪口呆。後來，一位長兄告訴我，這些小官員都不是專業出身，他們只是管理者，不要請教他們專業知識。因此，我似有所悟。但後來，我還是很敬仰專業機構的「首長」，遇到社科院長願向其請教馬克斯·韋伯，遇到農科院長願向其請教哈丁、袁隆平……。但每一次請教的機會大都會讓你哭笑不得。

所以，今天我們發現一個作協主席抄襲名人的作品，已經是小巫見大巫了，也沒有必要大驚小怪。網民的憤怒只能說明對作協的期待值太高，只能說這些網民缺少我這樣的經歷。如果有了我這些請教專業「首長」的經歷，你還生得了氣嗎?鳥兒為什麼叫?科學家們的研究表明，鳥類的叫，可分為敘鳴和囀鳴兩種。敘鳴是日常生活中不分雌雄鳥都能發生的鳴，受外界環境影響所致。囀鳴，是雄鳥在繁殖季節所特有的一種鳴叫，是鳥類的一種婚期行為。用我們人的觀點看，鳥兒不叫不足以體現鳥的價值，不足以引起同伴的注意。實際上我們無法知道鳥叫的真實意圖，只知道，鳥的叫聲會讓我們注意它的存在。不管它的存在是美麗還是醜陋，是接受還是拒絕。起碼這叫聲讓我們知道世界上還有這種動物，我們不能獨享這個陽光和水的世界。而作家為什麼抄?我想不會象鳥兒一樣是一種婚期行為，而無非也想證明自己的存在。因為憑自己的天賦和能力不能發出悅耳的聲音，不妨就借用別人的。這種證明不是證明作家作為人的存在，而是證明作為體製作家、作為作協主席的存在。這種存在在她看來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與權力、地位、功名聯繫在一起的存在。作為人的有限性其實是一種被造理智，體制和作家的理性有限也正是我們作為人的有限。如果一味否認這種有限，或掩蓋這種有限更放大這種有限。所以，對於這種有限就象對待世界的荒誕一樣，只有首先正視這種荒誕才能還原這種荒誕，才能讓荒誕揭下被包裹了無數油彩的盛裝。因為抗爭荒誕會有極大的機會成本，世界的無原則不會考慮我們內心的原則，世界又往往嘲笑忠於它的人。所以，對於作協主席的抄襲門事件，我們不妨把她看作是東方文化與體制合謀中的互娛運動。雖然這裡有著牢固的權力傳統，但也有更多的社會畸變和民間墮落。在一個缺少超驗正義支撐的維度里，我們既無法指責作協，也無法詬病作家，我們只能學會向荒謬妥協，回歸深不可測的上帝的公義。耶穌對那行淫的婦女尚能如此關愛，我們為何總抓著世俗的荒謬不放，為何總堅持我們的價值評判。我們價值系統中的許多道德義人莫不受到世俗命運的百般摧殘，何況幾個才華畢顯的在野之士，又怎能去怨恨體製作家的抄襲。

與體製作家王兆山的「幸福鬼」比起來，這位作協主席已經進步多了，她既沒有號召我們去作鬼，也未煽動我們感恩。她抄襲的作品還都是深入本體的人性關懷，沒有多少朵朵葵花向陽紅的熱烈。只能說她有一定的鑒賞力，能夠在維護人的個性張揚和大膽拿來方面有著常人不及的勇氣。而這種偷又不能算竊，藉此讓更多的人知道了李銀河、林語堂和馮其墉的文章。或許抄襲事件本身就是她精心謀劃的行為藝術，在一個精神萎縮、思想乾癟的文壇投擲了一顆黑色幽默。既讓我們又重新打量起作協和作家，又讓我們關注這個文學的祭壇。本來作協這種機構正在被整個社會所遺忘，因為這次提醒，使我們知道上帝的光芒沒有按照我們的意願而有分別。看來，世界上任何東西並不是多餘的，也不是應該完全消失的，包括疾病、蒼蠅和小偷也都將永遠伴隨著人心的驕傲。所以，我們還是要耐心地聽鳥兒在叫，虛心地看作家在抄，值此，使我們的存在也獲得了別樣的意義。（文/左春和）

TAG:共識網 |

※為什麼皇帝愛抄家，抄家的手段都有什麼
※古代的雙休日叫什麼？做什麼？
※嬰兒為何撿到什麼吃什麼？
※夜為什麼是黑的？
※黑夜給了我們什麼？
※什麼叫浪漫？
※王小波：我為什麼寫作
※愛是什麼？
※為什麼日語中的小偷叫做「泥棒」？
※你吃的是什麼肉？
※野史里的上官婉兒什麼樣？除了偷皇帝的男人，她還幹了什麼？
※田朴珺做錯了什麼，為什麼被黑成這樣
※佛源老和尚禪七開示：什麼是禪？禪是什麼？
※為什麼別人盤玩的小葉紫檀這麼漂亮，你知道是怎麼做的嗎？
※孩子，你為什麼這麼熊？
※十作家臨終說了什麼？
※你認為什麼才叫「對的人」？
※琥珀里的琥珀酸到底是什麼？有什麼作用？
※喵星人連黃瓜都克服了，還有什麼它們會怕的？
※慈禧為什麼要稱為「老佛爺」？這背後有什麼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