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檸：一個「舉國一致」的日本讓我窒息
文 |劉檸
今年3月，NHK的衛星放送頻道BS SPECIAL，播出了一部電視紀錄片《我們喜歡日本的理由——中國開始變化的對日觀》[1]。3月5日周六晚10：00的黃金時段首播，不到一周，NHK便安排重播，後來又有過若干次重播，直到6月。不僅通過電視，紀錄片還被人放到youtube等社交媒體上，在虛擬空間里也同時傳播。
在這部紀錄片中，筆者無意間有幸與《知日》雜誌的青年主編一起，成了「主角」之一，我在武漢大學和漢街文華書城的講座，以及在自己書齋中工作的情景被攝入鏡頭。
為什麼說是「無意間」呢？因為我不喜歡電視。但攝影師和編導都是我多年的友人，他們希望我幫忙，我也覺得有義務幫助他們。可對於電視片的主題、構成，包括涉及本人的內容及其多寡，我一概不了解，也沒興趣過問。在拒了多次未拒成之後，我只有「聽天由命」了。在內心裡，卻對自己說：下次絕不再出鏡。
可沒承想，電視播出後，還是被驚到了：在從編導和攝影師朋友處得到DVD之前，先遭到了NHK的記者朋友的盛讚，並好意傳來了節目的鏈接和下載密碼，使我在手機上先睹為快；日媒的北京特派員朋友，從共同社、時事社，到《每日新聞》《東京新聞》，均在第一時間發來微信，無一不是「正面評價」；我曾長年就職的公司前同事（不止一位），通過電子郵件表達了祝賀——祝賀我在日本「成了名人」；日本學者和作家朋友，時間稍遲，大致於首播的翌日到第三天，分別發來了觀後感似的長信，評價紀錄片的「意義」，並肯定了我的comment，包括「出演」的氣質、風度及書房規模的了得……我想，這大約就是傳說中的「熱播」效應吧？
本文作者出鏡NHK紀錄片《我們喜歡日本的理由——中國開始變化的對日觀》
▍一
在電視片中，我的comment其實很簡單，即再次強調了我個人一貫的立場：一是反對安倍政權以政府「行政釋法」的方式為集體自衛權鬆綁。憲法之修改與否，是日本的內政和日本人民的權利，但理應在問信於民的基礎上，走法定的修憲程序。以政治權力釋法的暗度陳倉式玩法，聰明則聰明矣，卻是對憲法和憲政的消解，在長遠的時間軸上，不利於日本的法治國家。
二是每年數以百萬計的中國普通中產，到日本去旅遊觀光購物，是一個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大移動式」的民間自由交流的場域。這對中日兩國來說，都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對經過在這個場域中充分的交流、碰撞之後，重新熔鑄的中日關係，抱一分謹慎樂觀的期許。
其實，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在日本出鏡。早在十年前，大陸「反日運動」一周年時，我就上過東京電視網（TBS）已故明星記者筑紫哲也先生主持的時政欄目「NEWS23·多事爭論」。筑紫先生在「觸電」前，是《朝日新聞》的名記者，曾主導過安保運動時代的《朝日Journal》，是如假包換的左派良心——當然，也是我的偶像，從思想，到氣質。正因為是他老人家的節目，我才答應出的鏡。不過，我還是不喜歡電視，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國外的。
作為以公共媒體為平台，表達觀點的「意見人士」，我曾在很多場合，毫不掩飾地流露過對電視媒體的「歧視」。在電視業已成「夕陽產業」的今天，我這樣說，似乎有失厚道。但就中日兩國電視媒體的比較而言，我還是要為日本的電視說幾句公道話：
儘管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前輩作家大宅壯一就曾預言「電視是把一億人變成傻瓜的道具」，但不得不承認，日本電視，還是有相當的正面意義和價值——所以，我們才會有NHK字幕組。
雖說遠離電視，是中日兩國共同的趨勢，但日本人的「脫電視」遠不如中國徹底。電視在日本，並不僅僅是老人們打發時間的道具。年輕人，包括很多知識分子，仍然在看電視，這從很多職場（不僅是媒體，也包括大學和企業）多會有電視機這一點，亦可窺豹。
國會選舉時，無論多忙，大公司的董事會成員、部長們，也會停下手頭的工作，在電視屏幕前觀看選舉結果——因為即將上台的政客的財經政策，會對宏觀經濟乃至股市構成影響。知識分子們，也會看電視。遇到個人感興趣的節目，如果沒時間看，還會通過數字電視的預約錄像功能錄下來，待有時間時觀看。
我自己也喜歡看日本的電視，當然多半是出於現實需要，少半是出於興趣。我會在入住商務酒店的第一時間，打開電視機的開關，直到睡覺，始終開著。新聞時政自不在話下。如朝日電視網，有一台叫「辯論到天明」的節目，由著名政治評論家田原總一郎主持，從深夜11點左右開始，直播到黎明。
多年來，我都忘記了陪田原老頭和那一群政客，消耗了多少聽啤酒，熬了多少個通宵。除此之外，我還喜歡看讀書節目，周末下午的美術節目和深夜的「洋畫劇場」。
總之，從電視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現代傳媒，其主要的三種功能——即新聞、教育和娛樂——而論，在第三者看來，日本電視業可以說是在及格線以上。可相形之下，你能說清中國電視在做什麼嗎？肥皂劇？電視購物？法制節目？NHK再墮落，人家也做到了零廣告。而本土電視廣告插播之濃密，到了令人起急的程度。但惟其如此，中國人的脫離電視，才更徹底。
寒舍的老式電視機，最後一次在平日的開機應該是北京奧運的開幕式。然後就是每年除夕看看春晚，可那基本上也是為了吐槽。我身邊，置業後，根本不買電視機的朋友比比皆是。
扯遠了，趕緊拉回正題：然而，我對這部自己「本色出演」的電視紀錄片並不是很感冒——豈止是不感冒，甚至頗有違和感。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它有些主題先行，一廂情願，預設立場太過露骨。
對我來說，日本只是一個客體，是我的研究對象，我只是在持續地關注它，思考它與我的國家的關係，及其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的關係，僅此而已。
我其實不大願意用「愛」「喜歡」等訴諸情感的表達來談論自己的研究對象。因為我覺得，無論我愛與不愛，喜歡與否，它都在那兒，且一樣的任性，斷不會因某個中國人的情感取捨而做出一絲一毫的改變，正如它也不曾為黃遵憲、周氏兄弟、秋瑾、郁達夫、戴季陶、蔣介石、周恩來而改變過一樣——當然，也根本無從、無須改變。而惟其任性，難以捉摸，甚至不可理喻，在研究者的心目中，反而構成了某種魅力。
我自揣相當理解紀錄片的製作者和一般日本國內受眾的心理：實際上，他們是試圖從他者打量自己的目光的折射中，發現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日本像。至於說這個日本像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客觀的，靠譜的，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平衡他們內心的失落感。因文化的原因，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像日本人那樣更在乎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的問題（即日本像）。
但這種日本像，又是經過日人以精緻到了挑剔程度的口味精心過濾過的，吸收的基本上被認為是無害的、易於消化的、有利於健康的。而對那些偏激的、過於堅硬的、不易消化的，則統統被過濾掉了，一般公眾是無緣了解的。
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靖國神社中有眾多的紀念石碑，唯一的「外人」，是印度的帕爾法官，因為他在東京審判中為日本做過無罪辯護。當然，日本的公眾傳媒NHK與特殊法人靖國神社，性質完全不同，殊難同日而語，但在對外部評價的選擇性取捨上，則不無某種相通之處。
譬如，發端於十六世紀，在戰後走向繁榮，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日益顯學化的日本學（Japanology），因為研究對象是日本文明的生態和文化身份（identity）的問題，直接關涉國家軟實力，故一向備受日本的重視。
但在日本學領域眾多的外國學人中，受到日人青睞者，清一色是那些對日本文明抱有敬意，對東洋文化充滿溫情的學者，從威廉·阿斯頓（William Aston）、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愛德華·塞登史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到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約翰·道爾（John W. Dower）、傅高義（Ezra F. Vogel），不一而足。
就連既不通曉日文，平生也從未去過日本的人類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應該說對日本也是持理性客觀立場的，根據對日本戰俘和收容所中日僑的採訪而寫成的《菊與刀》，基本上沒有受到那個時代普遍的「日本人性惡論」的影響，有理解不足，甚至誤解，但絕無刻意的妖魔化。
這方面，多少類似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關係。但中國對「老朋友」的取捨，更多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選擇，有些「老朋友」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其實難說深入，有的甚至連漢語都不通。
可話又說回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現象，而作為文化現象——中國人對外部評價的消化吸收，那真是「不挑食」。礙於國策，「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不能強求，因為基本無書可讀。但從「改革開放」至今，近四十年、兩代人的時間裡，雖然仍囿於種種禁忌和藩籬，但就引進外部評價這一點而言，西洋（包括東洋）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批判，國人基本上是照單全收的。
舉個例子，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中國人的素質》，對中國人的愛面子、麻木不仁、心智混亂、馬虎敷衍、因循守舊、缺乏同情心、公共精神稀缺等「國民性」的揭示與批判，可謂鞭辟入裡，甚至到了「刻毒」的地步，但在中國卻是大暢銷書，不同的出版社先後推出多少版，印了多少刷，加上盜版，數量之夥，實難統計。
而在1949年以前，國人之「不挑食」就更不用說了。仍就這本《素質》而言，魯迅二十一歲時，就在日本讀過日譯本，且多次在文章和與日本友人的通信中，談到過這本書，直到臨終前十四天，還向國人鄭重推薦此書。而辜鴻銘、李景漢、潘光旦等學者，還曾為此書寫過序言或書評。
由此亦可看出，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其實是不憚於面對外部評價的。何止是不憚於，他們簡直很樂於接受外部世界的批評。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一有國人在海外的醜行被曝光，或遭外國警察的追究，或被海外媒體批評，大家從心底感到很「嗨」，在朋友圈裡轉來轉去，甚至跟老外互動，那種超然，好像是在談論第三國的事情。
這點跟日人是完全不同的：日人會自動屏蔽外界的批評，對那些過於刺激、濃烈的批判和批判者，一般會貼上「反日言論」和「反日知識人」的標籤，打入另冊。而一旦被打入另冊，就等於被屏蔽了。所以你在日本的書店裡，基本上是見不到那類出版物的。相反，成摞成摞碼放在新書台上的，倒凈是對他國（主要是中、韓）猛烈攻訐的書，所謂「嫌中嫌韓本」。
嚴肅的學術文化著作不好賣，碼洋日益萎縮。而即使是嚴肅著作，為了叫賣，也非得取一個「標題黨」化的「嫌中嫌韓」的書名，才踏實——如此景觀是日本出版業近十數年來的潮流新動。
如我新近入手的一套五卷本著作，由頂尖學術出版社岩波書店編纂，分別從中日兩國的文藝作品中輯錄相關內容，以重新審視「日清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以降一百二十年（1894~2014）的中日關係史，其文獻、學術價值自不待言，但在日本全國的書店征訂，訂數居然不足千套。
筆者對東瀛的新聞出版業有經年的持續觀察，也有不少資深業內人士的朋友，每每談及如此「新動」，也百思莫解：到底是出版業一味迎合社會趣味，還是大眾趣味敗壞了學術文化的精英品位？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但就結果而言，不出幾年光景，日人從性格到世界觀已悄然轉身，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日本「嫌韓本」書籍
▍二
安倍第二次政權成立後，出台了一系列頗具爭議的法律，分別關涉公民社會的言論空間、國民權利（知情權等）和國家的安全保障。而在所有這些立法背後的攻防中，都有一個共同的大背景：即應對「崛起」的中國。
事實上，中國已成了日本國家戰略上的假想敵——這並不是一個心照不宣的問題，而幾乎是明言的。這裡當然有中方的原因——「崛起」的動靜之大，世所罕儔。但客觀地說，肯定不止於此，也不乏拿中國說事，以趁機擺脫「戰後體制」、推進「正常國家」化目標之借力擊球的一面。
一個悲催的事實是，儘管中日兩國在經濟結構和社會發展水平上仍相當互補，戰略互惠的空間甚大，前景廣闊，但兩個國家卻有過早地放棄戰略合作而走上戰略競爭道路的危險（根據不同的判斷標準，甚至可以認為已然走上了這條道路）。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肇始於「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且與日本有「割不斷，理還亂」的聯繫。1978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訪問日本，出席《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批准書交換儀式。此乃建政以來，中方領導人對日本的首訪。日方高度重視，給予鄧以事實上的國家元首級待遇。
在日本，鄧公一番表態——「歡迎工業發達的國家，特別是日本產業界的朋友們對中國的現代化進行合作，這也將加深兩國政治關係」——像「起爆劑」似的，引發了日政、財兩屆的「地震」。
後來發生的一系列實事表明，此次對日本的國事訪問，如果不是催生了鄧公念茲在茲的「中國版」現代化構想出台的契機的話，至少構成了使其具體化、實操化的直接動因之一：鄧從日本回國僅一個半月，即於12月18日，主持召開了被稱為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政治上清除了「凡是派」，正式打出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圖。
某種意義上，或許可以說，正是在日本受到的刺激和「洗腦」，先是促成了鄧公自身從黨內「開明派」向中國現代化「總設計師」的轉型，進而啟動了中國在二十世紀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轉型。從那之後，直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即為國人心中「現代化」的代名詞。
然而，隨著中日兩國經濟大國地位（世界「老二」）的易手，日本卻悄然退出了一代精英的戰略視野。北京奧運前夕，鑒於彼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遭遇的一些具體問題，我在《新京報》上撰文，提出不妨「以日為師」，結果竟招致鳳凰衛視某著名評論員的抨擊，所謂「慎言『以日為師』」，為此專門做了不止一場節目。
拙文被斷章取義，被斥為「純粹在物質層面上的」「膚淺的」「籠統的」提法，而他的「超越物質層面的、深刻而又具體的」觀點，到底是啥，我則始終未能抓住。後來南方報業的一位朋友打抱不平，慷慨提供版面，邀我寫篇回應文字，我拒絕了。一來，我一向不喜歡打筆墨官司；二來，我覺得那位名嘴是在自說自話，所云與我無關。如此，八年光陰倏忽而逝，日本與我們漸行漸遠。
今年春節後，我與一位日本學者朋友在東京新宿一家京都風味的居酒屋裡小酌。她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年（1972）出生，深愛中國和中國文化，從中學開始學中文，後又留學北京、上海，普通話說得完全可以在王府井、中關村街頭亂真的「大和撫子」（日文，日本女性的統稱），她說她近年來不大願意來中國，對中日關係失望透頂，她面帶困惑地問我：日中兩國還有什麼可以互相學習的地方嗎？
而這確確實實也是我自己的困惑：那個曾幾何時的「老師」、中國現代化「摹本」的國家，2010年以降，在經濟上的存在感突然就削弱了。政治上存在感還在，可多是負面的，一般國人多會在談及釣魚島、東海等問題時想到它，央視的「新聞聯播」也會在類似的話題中提到它。而北上廣深的中產們，則把它當成了一個大超市。儘管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兩國經濟上存在互補結構，但我們還有什麼是從日本學來的呢，除了地鐵站的檢票機，動車上的衛生間和吉野家牛肉飯？
「改革開放」初期引進的生產線早已被淘汰，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和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已老舊不堪，位於首都機場高速入口處的松下彩色顯像管有限公司（BMCC），曾經是中日經濟合作的看板項目，數年前被某國有銀行收購，改造成美術館於去年開業。稍有點教育程度的國人都知道，我們的住房公積金制度是學新加坡，核電技術是從法國引進的，但卻說不出哪些東西是來自日本。
日本城市的公共住宅團地建設和功能開發很有特點，但中國中產卻更嚮往美式豪宅，日本的「兔子窩」難入法眼。儘管80後、90後們日復一日地在社交媒體上交換關於日本動漫、音樂和COSPLAY的信息，自然得毫無違和感，卻基本意識不到連「違和感」的表達都舶來自日文……是的，日本無處不在，但彷彿退隱到了幕後。可我們現在講的是「通三統」，連高爾夫球都是中國人發明的。
而與這邊廂的風景相映成趣的，是日本的「君子豹變」——日人變得越來越「內向」了。以酷愛觀光著稱的日本人，已不大出國，海外旅行人數連年遞減。二十年前，北上廣街頭日本留學生碰鼻子碰眼，如今已少見，不僅人數遠少於韓國、美國，甚至排在泰國後面。日本旅遊業高度發達，可今天在東京、京都、名古屋旅行，到任何一個旅行社的窗口，免費索取的觀光資料凈是巴黎、紐約、巴厘島，過去常擺在最顯眼處的北京、上海、蘇杭的觀光指南，已無影無蹤。日本藝術家朋友對我說：今天的日本人，真的是不來中國了。
這一點，剛好與每年數百萬的國人前往東瀛觀光構成一對絕妙的反差：日本對中國了解在前，但已失去了了解的興趣；國人對日本的了解在後，卻興味正濃？
▍三
作為一個大眾傳媒高度發達的國家，日人從生活方式到行為範式，往往帶有某種極強的規訓性，而這個無處不在的「規訓者」，就是包括新聞出版在內的大眾傳媒。然而，正是這個大眾傳媒，轉身最猛，生態變化之劇，用著名電視記者金平茂紀的話說，是已導致「報道現場的萎縮」：「這種萎縮，並非是意識到之後才開始的，而是就連置身現場的人也往往無意識，不知不覺間，已經被侵蝕。」[2]
那麼，如何理解「報道現場的萎縮」這個現象呢？
打個比方：日本媒體的原生態是一個「全光譜」，由各種成色構成，分別對應社會各派政治力量，從挺左翼「進步」政黨（社民黨、日共等）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岩波書店的《世界》雜誌，到標榜客觀、中立的共同社、《日本經濟新聞》《文藝春秋》，一直到代言「保守」至極右翼勢力的《讀賣新聞》《產經新聞》《政論》雜誌等，是一個像鏈條一樣連續的系統，中間無缺環。
但這個生態系統，從十幾年前開始蛻變：先是一些左派的媒體消失了，如講談社出版的非虛構重鎮《現代》月刊等；而左邊的消失之後，那麼作為對立面的右邊，很快便喪失了存在價值，跟著也消失了，如極右翼政論雜誌《諸君》等。至於蛻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所謂「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問題，也有商業性因素（包括電子媒體的逆襲、讀者閱讀習慣的改變等），姑且不展開。但經過幾波優勝劣汰的整合之後，塵埃落定，一時間又達成了新一輪生態平衡。各派媒體的實力，雖然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應該說元氣還在。
實質性的變化，是在安倍晉三第二次上台（2012年12月）後出現的。安倍此番登場，是打敗民主黨政權後自民黨的翻盤，加上健康狀況得到了很好的調整，政治上相當高調，甚至打出了「收復日本」[3]的口號，好像他上台之前，日本再次淪陷了似的。戰略訴求也很明確，那就是通過為集體自衛權鬆綁等具體步驟，最終達成修改憲法，以徹底「擺脫戰後體制」[4]的戰略目標。而推進這種戰略目標的最有力道具，便是管控媒體。如此說來，日本之外的海外讀者大約會感到困惑：「管控」說從何談起？這就是「日特主義」的厲害！
應該說，對新聞報道活動的種種「日特主義」規制非自安倍始，但安總卻把一些傳統中的負面消極因素加以反手利用，使那些原本就備受輿論指責，此前已處於「守勢」的遊戲規則（很多是「潛規則」而已）再度沉渣泛起，且鹹魚翻生，捲土重來。
首先，是對記者俱樂部制度的「活用」。所謂「記者俱樂部」（kisha club）制度，是日本新聞界特有的信息共享制度，由來已久，發端於明治期，是典型的「日特主義」遺產之一。
中央省廳、國會、政黨、大企業、經濟團體和地方自治體在其機構內部單辟一室，作為固定的信息發布場所，專供國內主要通信社、報紙和電視台等大媒體使用，門口掛著「記者俱樂部」的看板，全國約有800個。由信息發布方（機構）提供場所，媒體方派專員（記者）常駐，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新聞發布會，由機構的廣報（即公關）負責人披露信息，俱樂部成員的記者作「採訪」狀，雙方和和氣氣，絕不相互為難。
但對非加盟（俱樂部）的媒體和自由記者及外國記者，則一概拒之門外。說白了，是由信息提供方與經過其認可的特定報道方構成的一個信息共享內部沙龍（Inner Salon）。
一位原先供職於著名新聞雜誌《FOCUS》、後獨立的記者朋友曾給我講過他的親身經歷：九十年代初，首都圈某縣知事因醜聞而引咎辭職。他想去採訪調查，但他服務的媒體不是那個縣廳記者俱樂部的加盟成員。可他還是去了新聞發布會的現場，結果被一群加盟成員的大媒體記者團團圍住，被要求「趕快退場」。
他懇求一位西裝袖子上戴著「廣報」白袖章的人：「我只從後排拍一張知事的照片。拍完就走人，不佔座位。拜託啦！」邊鞠躬行禮，邊跟對方交換名片。拿到名片一看，對方居然是共同社的記者：「原來你也是記者呀。那你憑什麼不讓我參加呢？」那位戴袖章的記者稍微怔了一下，隨即交底說：「縣廳廣報擔當的傢伙這會兒剛好有事離開了，他托我代值一下班……」這個故事微妙地傳達了記者俱樂部的空氣：封閉、保守、排他，難怪被輿論稱為「情報卡特爾」「談合」「護送船團方式」，確實道出了該制度的本質。
然而，如此曖昧的奇葩制度，在安倍政權治下，卻進一步「發揚光大」。眾所周知，安倍兩度上台，先後對政府做了一系列改革（如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構築日本版NSC等），其中最主要的一環，是強化首相官邸作為「指揮塔」的職能。因此，位於首相官邸內的記者俱樂部，自然是重中之重，其作為「情報中心」的職能甚至凌駕於內閣府的其他部門之上。
圖中文字意為：記者俱樂部內禁止攝影，非俱樂部成員禁止入內。攝影：田中龍作
日媒跑「政治口」的記者，稱「番記者」，他們的工作就是「盯」特定的政治家，獲取一手獨家消息。因此，那些能定期出席政治家的晚餐會，政治家外訪時，隨團出行，與政治家下榻同一間酒店的番記者，原本就被視為「成功」。
安倍上台後，更強化了這樣一種「出世」[5]的節奏。那些受安倍及其派閥「待見」的媒體番記者，定期出席總理的午餐會、晚餐會，享受「吹風」待遇，而一些對政府持批評立場的媒體，如《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東京新聞》等，則被「晾」起來——媒體能否得到獨家消息，完全取決於與永田町（首相官邸所在地）的距離。
那些長期得不到政府「吹風」的媒體，在讀者心目中的權威性、公信力便會失墜，導致訂戶流失，廣告下滑，而這對傳統媒體來說意味著什麼，便不言自明了。可以說，《朝日新聞》就是這樣的一種犧牲。
不過，提起《朝日新聞》，問題似乎更複雜一些，這就不能不說到安倍管控媒體的另一項有力措施。安倍政權對那些「不待見」的媒體的做法是：一般會抓住媒體的一兩處瑕疵，加以放大，再啟動手中可控的輿論機器，攻訐圍剿之。如不能收編，便使其邊緣化。
2014年，《朝日新聞》在一個月內，連續撤回了兩組「吉田調查」：一是自由撰稿人吉田清治於八十到九十年代期間發表的、關於日本戰時在韓國強征慰安婦的調查；二是前福島第一核電站站長吉田昌郎去世前留下的一札手記，記錄了「3·11」巨震時，福島核電站的工作人員應對「三位一體」（地震、海嘯、核輻射）災難的實態。
後發現，作為新聞調查，這兩組報告均存在一定的問題。於是，《朝日新聞》本著只對事實負責的新聞專業主義的原則立場，撤回了報道，並在版面上鄭重道歉。
按說，調查的文字有瑕疵，並不等於所調查的問題本身不存在，且為尊重事實計，不惜撤回三十年前發表的調查，正是精英大報（quality paper）勇於承擔的負責任的表現。可結果，《朝日新聞》的低姿態，卻險些招致滅頂之災：不僅失去了逾50萬訂戶，且日益被邊緣化。我在東京的咖啡廳里，就曾聽到過鄰座兩位上班族大叔對《朝日新聞》惡狠狠的咒罵。
《朝日新聞》如此，三位黃金時段時政電視欄目的「名嘴「——朝日電視網「報道站」[6]主持人古館伊知郎、東京電視網（TBS）「NEWS23」主持人岸井成格和NHK「Close-up現代」[7]的女主持人國谷裕子——之被下課亦如此。
三位主持人，均系從穩健的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對安倍政權的保守主義政治持批評態度，是從核電，到解禁集體自衛權，直到「安保法制」和修憲的鐵杆反對者，氣質儒雅，主持風格沉穩洗鍊，大膽的質疑，吐槽沒商量，在電視觀眾心目中人氣了得。
然而，去年秋天，在「安保法制」強行突破的風口浪尖上，三人平安無事，可到今年三月，卻紛紛下課——秋後算賬色彩之濃厚，昭然若揭。當然，由頭（口實）是有的，而且是必需的。
就國谷裕子的被下課而言，兩年前在NHK同一頻道播出的、一部名為《追蹤「出家欺詐」——被盯上的宗教法人》的紀錄片，被指「有作偽嫌疑」。但如果一定要追究責任的話，實際在寺廟中負責採訪的、NHK大阪放送局的記者理應受到處罰，其次是NHK內部的審查體制，也難辭其咎。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放過其他所有環節，而偏偏單處罰節目主持人的道理。
3月17日，國谷裕子最後一次主持「Close-up現代」，主題是《向著未來的風——超越痛感的年輕人》，表達了對在反「安保法制」運動中成立的學生抗議團體「SEALDs」的關注。然後，國谷告別了這個主持了23年的看板節目，欄目旋即被更名[8]。
國谷裕子主持「Close-up現代」
對NHK這種公共放送，通過人事來「調整」，易如反掌。而對於TBS等民間放送，則通過對媒體高層的施壓來「調整」，亦非難事。今年2月8日，安倍內閣的總務相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對民主黨議員的答辯中明言：「對那些拒不聽從政府行政指導，一再違反相關規定的放送局，有可能面臨包括『停波』（即停止電波）在內的處罰。」
NHK會長、安倍的「小夥伴」籾井勝人則直截了當地警告媒體：「政府向右的時候，我們就是不能往左。」對在戰後民主主義社會環境下成長的三代新聞工作者來說，如此赤裸裸的恫嚇，完全是戰前范兒的，其內心的違和感可想而知。
安倍對付媒體的第三招，也是最直接、最厲害的一招，是立法。儘管2013年出台的《特定秘密保護法》，對所謂「國家機密」的內涵與外延的界定，非常模糊，但對「泄露」和「非法取得」「國家機密」的行為，則制定了相當嚴苛的刑罰（最高可判十年徒刑），憲法規定的報道和表現自由及公民的知情權受到前所未有的撼動。
不僅如此，安倍內閣正銳意推進《個人情報保護法案》、《人權擁護法案》和《青少年有害社會環境對策基本法案》（即所謂「媒體規制三法案」）的立法，一俟通過，媒體將進一步被捆綁，國民的知情權面臨空前嚴峻的挑戰。
對此，不是沒有反對的聲浪，但站出來的多是一些經歷過戰爭的老左派知識人，年邁體衰，退休多年，沒有任何決策權，很多只是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動靜確實不夠大。而經濟蕭條時代，讓那些待遇優渥的「上班族記者」[9]們，以安身立命、養家糊口的飯碗為籌碼，奮起一搏，確乎也不現實。
於是，面對過高的「風壓」，原本就很善於「讀空氣」的媒體工作者們，無奈走上了「自肅」之路。這，就是我們通常看到日本的輿論往往比較「和諧」的原因。
如此，未出幾年光景，日本的輿論環境已大變：在「記者無國界」對世界各國新聞自由度的最新排名中，日本已從六年前的第11位，後退至第72位。對此，著名記者立花隆認為：「形式上，日本貌似隨時都有報道自由似的。但日本的大眾媒體在不斷地自我放棄（自我規制），自我取消這種報道自由。今天的日本，可以說又到了這樣一個時代。」[10]
一個意味深長的插曲是，在國谷裕子最後一次主持的新聞節目中，電視片所聚焦的青年抗議團體「SEALDs」，在參議院選舉塵埃落定，自民、公明執政聯盟確保三分之二席位（即修憲勢力）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於8月15日宣布解散。8月15日是日本的「終戰日」，選擇這一天解散，是意味著放棄抗議嗎？是意味著這一切都回歸原點了嗎？這，我也不知道。
記得「3·11」之後，我在財新傳媒與日本作家麻生晴一郎先生做過一個對談，我們共同表達了對日本現代史上曾多次抬頭的「舉國一致」化，是否會在巨震後的日本社會再次出現的問題的擔憂。
五年來，我們所擔憂的局面似乎並未出現，但有種空氣表明，如此擔憂也並非完全是杞人憂天。不久前，我從《每日新聞》系的會員制刊物《亞洲時報》上看到，去年9月，前駐華某特命全權大使在東京的帝國飯店舉行了一場講演會，談中國與日中關係的未來。時值關於戰後七十年歷史總結的「安倍談話」發表不久，大使基調講演結束後的互動時間，關於「安倍談話」及中方的反應自然成了話題之一。
在場的，有很多我尊敬的學者和記者，有些還是我的朋友。但我發現，雖然每個人在私下或內心深處，對「安倍談話」都抱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持批判立場者也所在多有。可在那樣一種特定的場域中，卻有種非常奇妙的感覺，那就是所有關於「安倍談話」的內容本身的價值判斷和臧否都消失了，大家都在談論中方的反應，穿插著一些這位或那位中方高官的場面話及場面下的「私心話」等八卦。彷彿「安倍談話」本身成了客觀化的「政治正確」，而中方對談話的反應和應對才是問題，且發言者的口徑高度一致。
其實，在日本，這種現象幾乎已成常態化：即面對國內問題，會有各種意見，呈「百家爭鳴」似的價值多元狀。而一旦涉及國際問題，特別是中國問題和中日關係問題時，空氣會驟然變冷，急轉直下。所有人，無論平素的學理立場和身份，態度會高度趨同。反映在輿論上，只要關涉中國，左派媒體（如《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與右派媒體（如《讀賣新聞》、《產經新聞》等）的論調庶幾已無甚差別，蓋上報頭的話，你甚至難辨是哪家報紙。如果要做一個個人性的判斷的話，竊以為：某種在特定向位上的「舉國一致」的氛圍正在形成。
而這一點，也正是我雖然喜歡日本精緻曼妙的文化，但卻始終無法照單全收的理由。因為，置身於一種高度同構、指向過於明確統一的輿論磁力場中，我會有種窒息感。
【注釋】
[1]BS１スペシャル、『私たちが日本を好きな理由-中國·變わり始めた對日観』。
[2]岩波書店[世界]誌、２０１６年５月號、ページ６４、『TVキャスターたちはなぜ聲をあげたのかー放送の自由·自律·獨立のために』。
[3]即所謂「日本を取り戻す」。
[4]即所謂「戦後レジームからの脫卻」。
[5]日文中「出世」，有成功的意思。
[6]即「報道ステーション」。
[7]即「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
[8]從「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變成「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
[9]日文寫作「サラリーマン記者」，系對從屬於某個媒體機構，像一般工薪層似的只考慮掙錢養家，而讓渡新聞理想主義的媒體人帶有貶義的稱謂。
[10][文芸春秋]、２０１６年６月號、ページ７９、『フランス·ユマニスムの精神』。
（原標題：《我之喜歡日本，並沒有到照單全收的程度——從一部電視紀錄片扯起》，題圖為：2016年3月，反對「安保法案」的學生抗議團體SEALDs示威遊行）
【作者簡介】
劉檸|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著有《穿越想像的異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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