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翼驤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述論

文張越

作者為歷史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4年第8期，注釋從略。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

楊翼驤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述論

張越

楊翼驤先生是南開大學著名的史學史專家。1956年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出版了楊先生的《秦漢史綱要》；1987年、1994年和1999年南開大學出版社先後出版了楊先生編纂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一冊、第二冊和第三冊；1983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楊先生與吳澤先生共同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2002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楊先生的學術文集——《學忍堂文集》，收錄了楊先生的主要研究論文和其他研究成果；楊先生去世後，由姜勝利先生整理的《楊翼驤中國史學史講義》於2006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13年適逢楊先生逝世10周年，9月，楊先生生前撰寫的中國史學史講義，以《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手稿存真》為書名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10月，經由喬治忠先生和朱洪斌先生訂補，《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成四卷本，更名《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出版（商務印書館）。通過楊先生的這些研究成果，我們可以一窺楊先生的治學過程與學術成就，而楊先生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貢獻也得以較為清晰地反映出來。

《學忍堂文集》除「自序」和「附錄」外，共收錄了25篇文章，大體按照論文發表時間的前後順序編排。除《為什麼項羽是農民起義領袖》、《曹操打烏桓是反侵略嗎》等少數幾篇外，大多數都是關於史學史的文章。在這些史學史文章中，從內容上看，大致有下面幾類：一類是論及司馬遷、班固、裴松之、范曄、劉知幾、司馬光等史家的史學；一類是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如《先秦史學編年》、《三國兩晉史學編年》、《南北朝史學編年》、《五代十國史學編年》等；一類是某個時代的史學史，如《三國時代的史學》、《我國史學的起源與奴隸社會的史學》、《說中國近代的史學》等；一類是史學專論，如《漫談歷史的研究》、《論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思想體系》、《中國史學史緒論》、《談治學與做人》等。這幾類文章說明，楊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是一位「全面型」的學者：於史學史的基礎性研究，楊先生有對史家史書的專門闡述和史學史編年的編纂；於斷代史學史研究，楊先生有先秦、三國、近代史學的專文；於史學史的理論性研究，楊先生有關於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等方面的論述；如果再聯繫到《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手稿存真》和《楊翼驤中國史學史講義》，則楊先生在中國史學史通史方面也有成就。

一以史學史資料編年為基礎的中國史學史研究

從《學忍堂文集》全書來看，首先可以明確的是，編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是一直貫穿於楊先生史學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文集》中收有《三國兩晉史學編年》（發表於《南開學報》1957年第4期）、《南北朝史學編年》（發表於《南開學報》1964年第5卷第1期）等4篇斷代史學史資料編年，從《文集》的編排順序上看，這些成果都應該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完成的。楊先生一直堅持致力於編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可見他對史學史學科基本建設的不懈與執著，因為這是他早年就立下的志向。1936年楊先生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上了趙萬里的中國史料目錄學和姚從吾的歷史研究法課程，始對史學史感興趣。1939年年初去昆明西南聯大復學途中，在南寧崇善縣當一名抄寫員賺取路費和生活費，在這個縣的圖書館，他系統閱讀了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補編》，看到「姚名達在書的夾注中說決定寫史學史啟發了我，既然中國史學史還沒人寫，就立志學習中國史學史了」。他還閱讀了《文史通義》、《史通》，選讀了「前四史」、《資治通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書，「並陸續寫出了近十萬字的讀書筆記，更加堅定了學習史學史的意志」。1940年來到西南聯大後，時值姚從吾開設中國史學史課程，楊先生得以較為系統地學習中國史學史。在此期間，他受到同學的影響，「設計要編輯『全史學史文』……編輯《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的想法，實際是原『全史學史文』想法的修訂」。他用了大部分時間研讀史學史方面的書籍，並寫出了《晉代的史學》一文，在姚從吾的指點下，下功夫對文中的《晉代史官表》做了修改和補充，該文雖然遺失在返回北平的路上，但是《晉代史官表》的撰寫，應該是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最早的相關成果了。

《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中的相關部分從上世紀50年代陸續發表以來，至今終成四冊全部出版，大約歷時六七十年，個中艱辛只有楊先生本人及南開大學參加編纂的史學史研究團隊最為清楚。筆者在這裡想要強調的是，楊先生先期完成的三國兩晉時期的史學史資料編年等成果是在上世紀50年代，而在那個時代，中國史學史研究基本無人問津，極少有研究成果發表。「50年代，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低潮。除了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修訂本（1957年）以外，幾乎沒有新的著作問世。」楊先生於1949年9月在北大開設「中國史學史」課，1955年在南開大學講授「中國歷史文選」和「中國史學史」課，1958年在天津師範學院講授「中國史學史」課，他說：「當時各大學歷史系開此課的很少，清華、復旦、北師大沒開……這門課沒人注意，我沒有名氣，別人不知我教此課，我也不知道別的學校有人教，所以很孤獨，沒有同道交流經驗。」孤獨的楊先生在少有同道交流的情況下，幾乎是獨自講授著中國史學史課程，堅持不懈地進行著中國史學史資料的搜集、編纂和研究工作，並且在《南開學報》上發表了《三國兩晉史學編年》，「這是一篇很有學術分量的長文，是解放後內地最早的中國史學史論文之一」。筆者認為，無論是在教學方面還是在研究方面，新中國成立後頭十年的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正是由於楊先生等人的努力才沒有成為空白。

1961年召開的全國文科教材會議，確定史學史作為高校歷史學專業的必修課程，同時籌備編寫中外史學史教材。緣此契機，中國史學史研究受到史學界的重視，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先後召開座談會，就史學史研究的範圍、對象、任務、分期、研究目的、教材撰寫原則和方法等作了較為廣泛的討論。從《學忍堂文集》中可以看出，楊先生在此期間並未輕易發表史學史學科理論方面的見解，而是更為紮實地從事著中國古代史學史的具體研究工作，連續發表了幾篇重要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論文，同時仍然繼續著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的編纂工作。1987年以後，《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陸續出版，在楊先生生前已經出版了前三卷。筆者認為，編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伴隨著楊先生治中國史學史之終始，而從紮實的資料出發並以系統的資料編年為基礎來研究中國史學史，成為楊先生及南開大學史學史研究的主要特色之一。

單就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這部著述而言，對於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的意義已經有多位學者加以闡述，在此，筆者仍願引述自己幾年前寫的一段評述：「這是以傳統史學中長編的方式編纂的史學史資料長編，作者傾幾十年的精力搜集、抄錄、爬梳史料，凡涉及中國史學上的人物、著作、事件、制度諸項皆以時間先後依次編訂，編者時對相關問題加以考證，疑者存疑。如此『記注』之作，在筆者看來，其學術價值及學術生命力遠高於某些所謂『撰述』之作。此種體裁的史學通史，對史學史學科建設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實實在在的。」

二 條分縷析、歸納綜合的研究方法

1961年全國文科教材會議之後，史學史學科受到普遍重視。《學忍堂文集》所收的《我國史學的起源與奴隸社會的史學》、《裴松之與〈三國志注〉》、《劉知幾與〈史通〉》等幾篇重要論文，都是在這個時期公開發表的，是楊先生在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之外的標誌性研究成果。這些論文的問世，奠定了楊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

發表於1961年12月6日《天津日報?學術專刊》上的《我國史學的起源與奴隸社會的史學》，文章的「標題仍然運用『奴隸社會』的概念表示時間斷限，但全文內容並不討論歷史發展階段和社會形態的問題」，實際上論述的就是先秦時期的史學史。文章分三個部分，「史學的起源」是論文字的出現和史官的設置，「奴隸社會的史書」主要介紹《尚書》、《周書》和《春秋》等先秦史籍，最後是總結「奴隸社會的史學成就」，以簡潔精練的文字將先秦時期史學的基本情況作了敘述，除了言明已經出現了記言、記事及按時間先後記載的編年體等不同形式的史書，更強調先秦時期史學「認識到歷史記載對於了解過去、鑒往知來及垂訓鑒戒的作用，因而樹立了尊重歷史記載的觀念」，這樣的認識在當時而言是頗有見地的。該文可能是新中國建立後出現的首篇闡述一個時代史學史發展的專文。

《裴松之與〈三國志注〉》發表於《歷史教學》1963年第2期，對裴松之及其《三國志注》作了全面的介紹和分析。論文概括了裴注的內容，凡八類：關於文字上的解釋，即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注文；補充記載簡略處；補充記載遺漏處；考辨記載的訛誤；對於各家不同的記載的意見；對於史事及人物的評論；對於陳壽的批評；對於其他史家的批評等。作者總結了裴注的史學價值，認為裴注使陳壽書在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邊疆各族及外國等方面的記載更為完備，彌補了《三國志》過於簡略之不足，反映了當時其他史學成果的情況和史學發展的水準，指出了裴注在補充事迹時出現的繁雜、遺漏等不足。楊先生說：「裴《注》的成績是巨大的，雖然也有缺點，但不能因而抹煞其價值，它的最主要的價值，在於廣輯資料，提供了大量的具體事實，使後人獲得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在進行三國時代歷史的研究時得到很大的便利。」值得稱道的還有，論文總結了裴注在史學史上的四點貢獻：開創了史注新法，提出了審查史料的意見，發展了歷史考證學，開展了史學批評。其中「史注新法」和「史學批評」均成為後來繼續進行的研究課題，前者是因裴注而展開的對魏晉時期經學、史學關係的深入研究，後者則日益成為一門受到重視的研究領域；審查史料與歷史考證學大體相近，楊先生總結的「碑銘及家傳不可輕信」、「作者妄加修飾之言不符事實」、「自相歧義的記載必有訛誤」、「孤立的記載不足置信」、「敵國傳聞之言不可輕信」等意見，也是審查史料和歷史考證的不刊之論。

《劉知幾與〈史通〉》發表於《歷史教學》1963年第7、第8期，對劉知幾及其《史通》作了全面介紹、分析和總結。《史通》內容豐富，各篇與各種觀點相互牽涉關聯，楊先生在文中對《史通》以主要觀點分篇歸類，分十二方面介紹其內容，包括分析介紹歷代史書情況、論史官、論史書體裁體例、論搜集與整理史料、論敘述方法與技巧、論記載和品評人物、論史家著史態度、論史注、論史評、論史著高下優劣、論刪削和劉知幾自述，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分析《史通》的特點是評論有據、兼指得失、批評尖銳和主張明確，總結了劉知幾對於史學的貢獻：第一次為中國史學作了比較全面而詳細的總結；提倡「直書」、「實錄」，揭發並斥責了歷史的歪曲者和捏造者；批評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聖人」的觀念；對歷史編纂學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建議；旨出了歷史學家必須具備的條件。

喬治忠、姜勝利認為《裴松之與〈三國志注〉》一文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是：「整篇文章的結構是大小層次的條分縷析，論述中有分析、有歸納也有綜合，得出條理分明、輪廓明朗的統括性認識。」「形成一種全面研究、歸類敘述的架構。」筆者對此深表贊同，這樣的研究特點在楊先生的史學史研究中均有體現。《裴松之與〈三國志注〉》和《劉知幾與〈史通〉》的文章結構都是先介紹裴松之、劉知幾的生平著述，然後闡述《三國志注》、《史通》的主要內容，接著分析《三國志注》的價值、《史通》撰著特點，最後是總結裴松之、劉知幾對史學的貢獻，論文結構清晰分明。行文中的條分縷析做得更為突出，無論是他總結出的《三國志注》的八項內容、裴松之的四方面貢獻，還是他歸納出的《史通》的十二項內容、四項撰著特點和劉知幾的五方面貢獻，均體現出了「條理分明、輪廓明朗的統括性認識」和「全面研究、歸類敘述的架構」。這樣的研究套路，不僅對研究對象的分析更為透徹、深入，而且具有對史學史研究論文撰寫的規範性、嚴謹性和示範性的典型意義。

對於那些結論性的意見，楊先生照例都要認真分析前人的已有觀點，然後在此基礎上陳述己見。如論及《三國志注》的價值，楊先生先敘述了劉知幾、陳振孫、胡應麟、侯康、四庫館臣、楊文蓀等的相關觀點，然後提出自己的見解；肯定裴松之在歷史考證學方面的貢獻，也是先介紹了譙周《古史考》及司馬彪對《古史考》的考辨，又提及孫盛的《異同雜語》等書；總結劉知幾的學術貢獻，先介紹了黃叔琳《史通訓詁補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劉咸炘《史學述林》、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書中對劉知幾的一些評價，由此引出作者自己的研究結論，充分體現了楊先生「客觀求實、審慎平允的治史風格」。

三撰著從古代到近現代的中國史學史的志願與實踐

楊先生曾經說：「1939年復學以前，就有雄心寫中國史學史，當時此書沒人寫……正因為有了這個雄心才使我不斷地學習史學史，一讀史學史著作就有興趣，成為一種愛好。」說明撰著一部完整的中國史學史是楊先生從開始致力於史學史研究之時就已經立下的宏願。楊先生說：「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這年暑假後，我開始在北大史學系教中國史學史課，講授內容從上古一直到解放前，分古代和近現代兩大部分。古代分八章，每章之後介紹同時期西方史學的情況，並作比較；近現代分資產階級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二章，前者從梁啟超開始，後者從李大釗開始，都講到解放前。備課時用十六開白報紙寫出詳細提綱，其中主要是基本材料。邊學邊教，邊教邊學，教學相長，收穫不小，一年下來積累了六厚冊講稿。」喬治忠先生認為，這是楊先生「計劃撰寫《中國史學史》的一個基本思路」。由於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的工作量太大，加之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三四年間又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編纂《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致使楊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撰著計劃被延誤，但是楊先生仍然表示：「待《資料編年》工作完成之後，如果身體條件許可，我仍想寫一本中國史學史專著，以了夙願。」據喬先生回憶，2002年楊先生曾交給他一部「多年積累的中國史學史書稿」，「根據紙張和楊先生的學術經歷判斷，除少數內容撰寫於20世紀60年代，大多內容撰寫於1983年到1986年間」。姜勝利先生根據1981年和1983年兩次聽楊先生中國史學史課程的聽課筆記整理而成的《楊翼驤中國史學史講義》，也可使我們了解楊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的大致輪廓和基本內容，而新近出版的《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手稿存真》一書，則使我們看到了楊先生的這部中國史學史講義的全貌。

楊先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編纂的中國史學史資料和發表的史學史研究論文都是在中國古代史學領域，《學忍堂文集》中收入的《中國史學史緒論》和《我國史學的起源與奴隸社會的史學》二文，毋寧說就是楊先生撰寫的中國史學史的緒論和先秦時期史學的部分內容。然而，從他最初進行中國史學史教學和研究的時候，他的研究視野就涵蓋了中國近代史學，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以後，楊先生斷續進行著中國古代史學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貫通地研究中國史學發展史是楊先生自始至終的目標。《文集》中收入的《說中國近代史學》一文，則反映了楊先生在中國近代史學方面的系統思考。《楊翼驤中國史學史講義》雖為楊先生的學生據課堂講義整理而成，《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手稿存真》雖屬手稿而未經楊先生本人最終修訂完善成書，但從二書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楊先生對史學史基本問題的見解、對中國史學史分期的觀點、對不同階段中國史學發展特點的歸納和概括、對從前秦時期到1949年前的中國史學史基本面貌的梳理。

還是在1949年楊先生在北京大學史學系開始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的時候，其教學內容的規劃中，就已經包含了中國近代史學的內容，就新中國建立後的中國近代史學史研究而言，楊先生涉足近代中國史學的研究和思考可能是最早的。在1949年時，他的教學計劃是將近代史學的兩大宗——「資產階級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都講到解放前」；而到了80年代初，楊先生在教學中將近代史學的下限甚至已經延續到了「文革」前。從《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手稿存真》可以看到，最後一部分寫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普遍發展」；而《楊翼驤中國史學史講義》的最後一部分講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普遍發展（解放後至『文革』前）」，包括「中國史學會的成立」、「對資產階級史學的批判」和「對歷史重大問題的討論」。可見，隨著時間的推移，楊先生總是能主動地、自覺地將最近的史學發展納入史學史的研究視野中，充分表現出了一位史學史專業學者對史學動態發展的敏感意識、前沿意識和學術責任感。今天來看，楊先生關於中國近現代史學的一些觀點對我們依然有著很大的啟發。譬如他強調判斷傳統史學和近代新史學的標準，「一是應當形成比較系統的新史學理論，二是出現按新觀念、新體系編纂的比較流行的歷史著作」，據此，他認為「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正式建立，是在1901~1906年間」。又如，他重點提及了近代中國史學發展中的「世界史的研究與著作」，列出陳衡哲的《西洋史》和何炳松的《外國史》兩書。另如對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大論戰的論戰各方的介紹和評價等。

重視學科理論、史學理論中相關概念的界定與釐清，是楊先生在思考撰寫中國史學史時的又一個特點。有關中國史學史中涉及觀點、理論或思想的內容，楊先生在不同時期有不同提法，可見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1998年發表的《中國史學史緒論》，可視為楊先生對該問題的一次集中表述。文中，他將中國史學史的內容分為歷史觀、歷史編纂學、史學思想、史學理論、史官制度、史家的生平及其成就等六個方面。楊先生非常清楚地闡明：歷史觀是「人們對社會歷史發展的總體認識」，即我們今天所謂「歷史理論」；史學思想和史學理論分別是「對史學的看法」和「對史學中的某些重要問題，作出有系統的理論性的闡述」，即我們今天所謂「史學理論」。在這裡，他將「史學思想」與「史學理論」區分開來，指出「史學思想」是包括史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對史學的某一方面問題的闡述，顯得零碎雜亂和不成系統，「史學理論」則是對史學的系統的理論性闡述，如劉知幾的《史通》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筆者認為，這樣的區分，使我們今日所謂「史學理論」概念進一步細化和明確，事實上，很多人都可以對史學發表這樣那樣的議論和見解，卻很少有人對史學中的種種問題作通盤的、細緻的、深入的探討，若把二者不加區別地統稱在一起，則難免削弱對相關思想、理論的價值判別，以致在概念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因此，楊先生作出這樣的區別是值得重視的。

楊先生的史學史研究還有其他一些值得重視的觀點。譬如，他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強史學評論的研究，強調史學批評的重要。早年撰寫的《裴松之與〈三國志注〉》一文中，楊先生就指出「史學批評是促進史學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劉知幾與〈史通〉》一文中總結「批評尖銳」是《史通》的特點之一。《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手稿存真》和《楊翼驤中國史學史講義》的「緒（序）論」部分都將「史學評論」列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內容之一。在《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有楊翼驤先生撰寫的「史評」一條：「史書分類名目之一。始於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及張之洞《書目答問》亦有之。其內容可分兩種：一為評論史書者，如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等；一為評論史事者，如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等。」簡明清晰地把史學評論分評論史書和評論史事兩類。史學評論與史學批評在今天已經成為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領域，我們不能不對楊先生的學術眼光表示欽佩。

再如，楊先生很早就提倡中外史學比較研究。還是在1949年講授中國史學史的時候，楊先生說那時他將中國史學史的「古代分八章，每章之後介紹同時期西方史學的情況，並作比較」，說明他從一開始系統講授中國史學史的時候，就注意到了中西史學比較這一在當時幾乎無人問津的課題。讀《楊翼驤中國史學史講義》，其中涉及中外史學比較的內容，出現在「司馬遷的史學」中，講到公元前2700年前後埃及就有了編年史、古希臘史學及公元前9世紀到公元前8世紀出現的《荷馬史詩》，將希羅多德的《歷史》和羅馬史家的《羅馬通史》與《史記》相比較，還提及《史記》在日本的流傳、日本學者研究注釋《史記》的情況以及《史記》在蘇聯等國的傳播。

楊先生一直默默地堅守於史學史研究領域，執著於史學史研究事業，以其篤實、勤奮的學風和治學態度，為新中國建立後的中國史學史的基礎研究、學科建設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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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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