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時代的浪漫主義者」

《紐約時報》的訃聞中說，佩雷斯經常引經據典，他認為自己更像哲學家而非政治家。1993年，當有人問及奧斯陸協議時，他說：「在被問及戰爭與和平的區別時，一位古希臘哲學家回答說，在戰爭中，是老年人安葬年輕人。在和平時期，是年輕人安葬老年人。我覺得如果我能使世界為年輕人變得更美好，那是我們能做的最偉大的事情。」

佩雷斯還寫過詩和歌詞，談話中引用過古希臘人、福樓拜和丘吉爾。他本人寫過十多本書，包括《下一步》、《大衛的投石器》、《新創世紀》、《新中東》、《想像之旅》。

2002年5月，佩雷斯在北京出席其新作《新創世記》中文版首發式

《衛報》說：「佩雷斯是一個有趣的、充滿矛盾的人：他是犬儒時代的浪漫主義者，是一個有著波蘭口音、法語感受力的以色列偶像，也會耍政治手腕。」

佩雷斯能毫不費力地說出許多妙語，對戰爭、和平和以色列的未來做過詩意的沉思。他曾經說：「對和平感到絕望的人是產生了幻覺的人。做出讓步、不再追求和平的人太天真，不是愛國主義者！」

The Imaginary Voyage: With Theodor Herzl in Israel (1999)

關於政治，他說：「我認為在國際政策上，最好披著羊皮、像獅子一樣說話，而不是像一隻披著獅子毛的羊。」

「我認為今天你可以更多地跨國公司而非政府一起前行。政府有預算但沒有錢，公司有錢但沒有預算。政府是建立在權力的基礎上的，公司是建立在善意的基礎上的，這使得它們能對未來投資。以色列是一個初創國家，我認為在別的地方也能實現。我會在政府之外做。我不需要政府。」

Shimon Peres，For the Future of Israel (1998)

論資源：「你知道我們最缺什麼嗎？我們一無所有。這塊小地方非常貧瘠——北部是沼澤，南部是沙漠，還沒有水。我們有兩個湖，一個已經死了，一個正在死去。我們有一條河——它很有名氣但沒有水。如果你想祈禱，你會去約旦河，但如果你想灌溉，你要去別的地方。」

佩雷斯是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固定嘉賓，他受到搖滾明星一樣的待遇，世界上的富豪和權貴聆聽他談論中東和平、納米科技、人類大腦等各種話題。

佩雷斯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2007年，就任總統前夕，他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說，「在如此漫長的職業生涯之後，我要說，我對控制的慾望已經結束了。我對夢想和想像的傾向更強了。」

擔任總統時，他經常邀請兒童和少年前往總統府。他還舉辦總統聚會，每年邀請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思想家和商業領袖前往耶路撒冷。這一聚會吸引了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人。2013年，它也是佩雷斯90歲生日的派對，出席者包括比爾·柯林頓、芭芭拉·史翠珊、羅伯特·德尼羅。

佩雷斯在90歲生日派對上

2003年，一家出版社出過一本《諾貝爾獎獲得者與兒童對話》，邀請了全球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各自的研究範圍內回答由兒童提出的各種問題，比如菲爾德獎獲得者恩里科·蓬比里回答了「為什麼1+1=2？」大江健三郎回答了「我們為什麼必須上學？」佩雷斯以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之一的身份回答了「什麼是政治」。

他風趣地說：「在私人生活中也可能會有政治。所以在80年前，像著名的德國科學家馬克斯·韋伯談到過一個力求駕馭其丈夫的聰明女人的政治」。

他談到了中東問題的特殊性：「在我們居住的地方產生了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且它們在政治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可惜宗教就是這樣的：它們幾乎不容許任何妥協。每一種宗教都深信，它已經為人類的幸福找到了惟一正確的路。你們一定要牢牢記住：信仰開始之時，便是理智停止之日。而這在我們這裡卻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因為我們在政治上最需要的莫過於理智了。」

《諾貝爾獎獲得者與兒童對話》

文中的一段話說明了為什麼佩雷斯一直堅定地追求和平：「在近二百年里有兩位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法國人拿破崙；一位是印度人甘地。從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拿破崙有驚人的統治才能，但是他首先是一名鬥士，所以他會殺人。甘地跟他截然相反。他向世界證明了，人們能夠不用暴力來達到重大的政治目標。比較一下這兩個人，可以看出他們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原則——拿破崙代表戰爭和暴力，甘地代表和平。從長遠來看，誰會更強烈地影響歷史呢？當然是甘地，因為每一個人都清楚地知道，人們不應該互相屠殺，而是應該以不使用暴力的方法來解決別人的困難。」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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