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宋朝「警察」有槍，他可以隨便開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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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鉤 |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南宋蕭照《瑞應圖》上的官民衝突場景

摘自《原來你是這樣的宋朝》，吳鉤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9月，經北京時代華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授權轉載。

宋朝已有「警察」

宋朝有警察制度嗎？

有。「警察」一詞，並不是現代才有，宋代已出現了「警察」的說法（當然含義跟今天的略有差異）。宋人說：「警察有巡尉之官。」這個「巡尉之官」就是宋朝的警察機關，由兩個互不隸屬的系統組成：一是尉司，由縣府統轄；一是巡檢司，通常為跨縣設置，統屬於州府或路監司。

宋朝一個「邑大事煩」的大縣，按照慣例會置立兩個尉司，稱東尉司、西尉司，或內尉司、外尉司。尉司的行政長官為縣尉，相當於縣警察局局長，每司統率數十至一百名「弓手」（相當於警察）。

巡檢司是平行於尉司系統的警察機構，除了重點縣份一縣置一巡檢司之外，一般都是數縣設一司，或者數州合設一都巡檢司。在重要的邊境市鎮城寨，也會單獨設置巡檢司，類似於現在的邊防派出所；在沿江、沿海地帶，也會設巡檢司，相當於水上緝捕機構。由於巡檢司多以寨為駐紮單位，所以巡檢所統率的人馬又稱為「寨兵」。

巡檢司與尉司合稱為「巡尉」。巡檢司的寨兵又與尉司的弓手合稱為「弓兵」。他們的職能是差不多的，都是負責社會治安、偵破刑案、搜集犯罪證據、通緝罪犯、捉拿盜賊等等。

宋朝又在大城市設立「廂」，「治煙火盜賊公事」，類似於警察局；廂下面置「巡鋪」，又叫作「巡警」，類似於派出所。比如北宋汴梁城的街道，每隔三百餘步，便設置一所巡鋪。《東京夢華錄》說，東京「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收領公事」。

南宋臨安城的街道，則每隔二百餘步設一所巡鋪。《夢粱錄》說，「坊巷近二百餘步置一軍巡鋪，以兵卒三五人為一鋪，遇夜，巡警地方盜賊、煙火，或有鬧吵不律公事投鋪，即與經廂察覺，解州陳訟。……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盜賊」。鋪兵的職責，跟現代城市的治安警察並無太大不同。

逮捕犯人要有「逮捕令」

那麼宋朝的「警察」（為了跟現代警察制度區別開來，我們給宋朝「警察」打上引號吧）是不是可以隨便抓人呢？比如以維護公共秩序為由，將進城擺攤的小販、擂鼓告狀的訪民抓起來？不能。尉司、巡檢司緝捕的對象只能是盜賊及其他刑事犯。即便是逮捕罪犯，也有一道程序要先走——申請「逮捕令」。

宋人說：「郡之獄事，則有兩院治獄之官，若某當追，若某當訊，若某當被五木（五木，指刑具），率具檢以稟郡守，曰可則行。」宋朝的州郡，一般都設有兩個法院：州院與司理院。兩院的法官在辦案時，認為要緝拿哪些嫌疑犯，則需向州郡的最高長官知州（宋朝的知州也是州法院的首席法官）提出申請，知州批准，發牒文給巡檢司，巡檢司才可以緝拿某人，這叫作「直牒追攝」。現代司法制度中的「非經法庭批准，任何人不得被逮捕」原則，其實是可以從傳統司法中找到淵源的。

如果遇上案情緊急、必須迅速拿下犯人的情況呢？宋朝法律允許「警察」先行抓人，但報捕的程序必須補辦。《慶元條法事類》規定：「諸奉使用所追攝，雖被制，皆報所屬官司，不得直行收捕。事涉機速，聽先捕獲，仍取所屬公文發遣。」

宋朝的批捕牒文發展到清代時，叫作「捕票」。從法律上來說，衙役捉人，沒有「捕票」的話，是非法的。「捕票」是什麼樣子的呢？我從《清代巴縣檔案彙編》（乾隆卷）抄錄一份下來，大體格式如下：

茲有某素行不法，劫奪客商，罪實難恕。據此，合行差緝。為此票該差立即馳往某處，擒帶某正身，務獲赴縣，以憑訊究。去役毋得遲延滋事，如違重究不貸。速須票。

某處 某

年 月 日給差（字、朱）某

縣行（字、朱）

宋朝的批捕牒文格式不詳。不過我們可以確知，宋朝「警察」捉人，在程序上是需要先申請到「逮捕令」的。另外，按照宋代司法制度的分權設計，巡尉的責任只是拿人，而無權參與審訊，更不能夠給嫌犯定罪。宋初的一道立法規定：「諸道巡檢捕盜使臣，凡獲寇盜，不得先行拷訊，即送所屬州府。」宋真宗時，曾有犯人臨刑稱冤，法院吩咐縣尉司複審，刑部立即表示反對：「縣尉是元捕盜官，事正干礙，望頒制以防枉濫故也。」要求明確立法禁止縣尉推勘案件。

當然這些法律上的規定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會大打折扣，特別在縣一級，「其追呼訊鞫、具名以稟，悉出吏手。故其事與州郡不同」。經常發生「警察」濫用權力的問題。但「警察」自我授權「追呼訊鞫」犯人的做法，依宋朝法律，無疑是不合法的。

什麼情況下可以「格殺勿論」

那麼宋朝「警察」在追緝犯人的時候，如果碰上拒捕、「襲警」的情況，是不是就可以對犯人「格殺勿論」呢？

不是的。按照《宋刑統·捕亡律》的規定，只有在兩種情景下，宋朝「警察」殺死被追捕者才是無罪的：

其一 「罪人持仗拒捍，其捕者格殺之」。

其二 「走逐而殺走者」，「皆勿論」。

意思是說，被追捕者手持武器拒捕，對「警察」的人身安全構成了威脅，或者逃跑，可能逃脫掉，這時候如果被宋朝「警察」殺死，那麼「警察」是不必坐罪的。

這是宋朝法律對「警察」特權的保護。現代國家也會授予警察在緊急情況下開槍的權力，比如在美國，被盤查的人如果不配合警察的指令，哪怕做一下掏口袋的動作，都可能馬上會被警察擊斃。但是，警察這種「格殺勿論」的特權極容易被濫用。對宋朝「警察」來說，也不例外，他們完全可能會濫用暴力、傷害犯人，甚至以緝盜之類的名義濫殺無辜。這樣的事情並不是沒有發生過。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南安軍上猶縣有兩個惡僧，向一漁人買魚，又不付錢。因為漁人向他們索取魚錢，心中忿恨，便買通縣裡的「警察」，誣稱漁人一家為強盜，帶領一大幫人「掩捕其家」，導致漁人一家「四人遭殺，三人被傷」。兩僧人「以殺獲劫賊告於官」，縣尉受了賄賂，驗屍時幫著掩飾掉死者身上「縻縛之跡」；知縣老眼昏花，又受吏役矇騙，便以「殺獲劫賊」草草結案。

為防止出現這類捕者濫權殺人的行為，《宋刑統·捕亡律》又規定，在三種條件下，「警察」殺死被追捕的犯人是必須坐罪的：

其一，「空手拒捍而殺者，徒二年」。犯人如果手無兵器，那他即使拒捕，「警察」也無權格殺，否則，致人死亡的「警察」判「徒二年」之刑。顯然，當時的立法者已考慮到「傷害能力的平衡」原則，「罪人空手，雖相拒捍，不能為害」，對「警察」的人身安全構不成威脅，因此致人於死地便毫無必要。美國警察之所以在盤查對象稍不配合的時候就可能要開槍，是因為美國是一個全民持槍的社會，警察的風險非常大。禁槍的其他國家當然不可仿效這樣的「美國經驗」。

其二，「已就拘執及不拒捍而殺，或折傷之，各以斗殺傷論」。如果被追捕的人已經就縛，或者沒有拒捕的行為，那麼「警察」便無權殺死他，或者打傷他。否則，按「斗殺傷」罪論處。宋朝的「斗殺傷」，如果致人死亡，可判絞刑。在前述上猶縣「漁人案」中，死者已被「縻縛」，那麼按照宋朝法律，就算他確實是強盜，逮捕他們的人也不能殺死他。這就是縣尉為什麼要「隱其縻縛之跡」。

其三，「用刃者，從故殺傷法」。如果宋朝「警察」在抓捕犯人的過程中使用刀刃殺死空手的犯人，則按「故殺傷」論處。宋朝的「故殺傷」罪，最高也是可以判死刑。這同樣是因為立法者考慮到「傷害能力的平衡」原則，在冷兵器時代，使用刀刃的殺傷力，就相當於今天的開槍。

上面這三條立法，無疑是出於制約「警察」暴力、保護犯人人身權的考慮。也就是說，宋朝「警察」在執行緝捕公務時，絕不是不管什麼情形都有權對被追捕之人「格殺勿論」。假如宋朝那時候「警察」已經配槍，他可以在追捕過程中隨便開槍嗎？肯定不可以。正如我們所確知的——法律既應當賦予警察合法使用槍支的特權，但又必須防止警察濫用暴力，所以，法律需要設立一些紅線，禁止執法者踩過線。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們還要將上猶縣「漁人案」的結局交待清楚。按照宋朝的司法程序，所有在縣初審的涉及人命的刑案，都必須上報州法院複審。南安軍法院在複審「漁人案」時，發現了疑點與破綻，最後查得真相，推翻上猶縣的結案陳詞，上報中央法司。終審結果判下來：「僧皆坐死」；「縣尉杖脊」，發配道州服役；上猶縣知縣「貶文學參軍」；其他十五名涉案者發配廣南充軍；「以僧私田給漁者家」，相當於給予受害者家庭刑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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