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世俗與中國文學
本文是作家阿城9月2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世俗與中國文學」講座精要。阿城,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生於北京。其作品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代表作《棋王》、《樹王》、《孩子王》。現在主要關注於中國文化在當代創造性的轉化。
現代性在於顛覆,世俗文化在於顛覆正統權威,阿城的小說在於在世俗中創造新狀態。
阿城先生針對中國世俗與中國文學主題講座的探討在於三個層面,首先從現代性出發談論仍未解決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現代性問題。其次,從孔子出發講述中國小說中的文化深層次結構,談世俗文化。最後,講述中國文學的任務在於「改變狀態」。
一、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
一九九八年阿城所著的《閑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反映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聽眾水平,因為此書主要解答的是當時台灣和美國聽眾對當代作家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其中尤為關注的就是勢頭正盛的先鋒小說的發展問題。阿城先生認為先鋒小說涉及到現代性的問題,現代性是西方傳來的概念,主要指對歐洲一直以來專制事物的顛覆,在政治上,這種顛覆主要是指統治者不再享有絕對的權威,例如英國很早就實行了君主立憲。
但在中國,現代性的顛覆作用表現得並不十分明顯。比如崇拜皇權的潛意識一直遲遲未退,阿城先生回憶他在改革開放後曾接到一位經營牛仔褲老闆的名片,名片上面寫著此人的職位是總裁,阿城先生一問才得知此「總裁」只管理一人,就是他自己。後來阿城先生又遇到許多這樣把自己的職務寫得很高而又名不副實的人,他認為這種行為就是皇帝思想的一種投射,這就證明皇權思想和思維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根深蒂固。
阿城先生認為現代性表現在藝術方面首先就是指不承認既成的和權威的,試圖去顛覆一套主流話語,轉變作品概念和藝術概念,例如在繪畫上杜尚的「小便池」作為標誌性事物顛覆了傳統繪畫的概念,這正是現代性的一個很好例證,但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他認為在藝術的顛覆性方面我們基本仍屬於前現代的。
中國先鋒作家中大體只有王朔的作品表現出明顯的現代性,尤其是他的語言所具有的顛覆性可以使主流話語「變味」,從而生髮出新話語和新感悟。王朔曾在一篇創作談中講道:他的「寫作動機萌動於世俗生活的刺激」,這種世俗因素促成王朔達到顛覆性的寫作效果,也是阿城一直在作品中保留和堅持的。但令阿城先生遺憾的是九十年代的先鋒作家並沒有很好地利用這樣的本土的世俗的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九十年代的其他作家並有像王朔一般帶來巨大的顛覆性影響,這也是中國文學現代性問題尚未解決的一個原因所在。
二、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亞斯貝爾斯所宣稱的「軸心時代」的東方文明代表就是孔子,孔子破除了原始巫教社會的集體無意識,使得個人意識得到覺醒,很有名的就是「子不語怪、力、亂、神。」在當時有一批哲學家都形成了具有自我個性的思維。阿城先生分析這些現象的發生與中國很早產生「自耕農」這一傳統個體小生產者有關,最為著名的就是周朝的井田制將農田分為公田和私田,從中產生了「我」的概念。
而阿城先生「三王」系列作品中,都有一個「我」作為觀照的起點、方式和體現者,通過一個個「我」的體會和敘述,返回「我」的內心,完成一次次感悟過程,表達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體悟。後來「我」的概念進一步發展為以宗族宗親為主的宗祠文化,這一文化就使得世俗力量有效地抵抗了絕對的權威,這也正是阿城先生所追求的。
他認為中國一次較大的文化斷裂是從漢代開始,劉邦作為平民一步一步成為國家統治者,而這種平民登基對小說也產生了影響,因為平民喜歡世俗生活,所以雜技等底層藝術的地位開始上升。底層的街談巷議與真正的國家系統聯繫起來,世俗基礎開始日漸雄厚,而世俗一直是中國小說最堅實的支持力量。
阿城先生在京城四合院中長大,他回憶那時沒有什麼娛樂設施,讀《紅樓夢》就成了阿姨們的時光消遣。院里的其中一位阿姨就專門念《紅樓夢》,其他人就邊聽邊縫衣、擇菜,還連連點評。阿城記得阿姨們心目中紅樓夢人物形象並不和紅學研究專家所認為的相同,例如阿姨們都認為像黛玉這樣使小性子的姑娘不可娶又太嬌氣等等,她們會在專家們不覺有趣的地方哈哈大笑,阿城認為這就是有趣的世俗文化,世俗文化可以有效地解決下層群眾的道德趨合問題。
所以阿城一直通過閭巷故事、街景喧鬧、市井人情敘述民風盛衰和國人宿命,其間飽蘸中華民族的文化根性。他雖然沒有對「世俗」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但他的理解卻頗為獨到:「世俗里的『世』,實在是大;世俗之大里的俗,又是花樣百出」。阿城先生正是期待養成中國深層文化之氣,以「籠天地於行內,挫萬物與筆端」。他喜愛世俗的熱鬧,因為鋪張而又有元氣。
三、中國文學的任務——改變狀態
在九十年代,人們的生活並沒有現在豐富,所以文學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如新聞、評論等,直到九十年代末期與本世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媒體的革新也日新月異,文學就不再承擔此前的眾多任務而回到本來的位置。人們的關注點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再如之前關注文學。
說到中國文學在新時代的任務,阿城先生認為在於通過閱讀文學作品改變狀態,在於改變後用新的狀態去做事情,去顛覆掉原來不自覺的狀態。阿城的作品浸潤著中國詩和中國畫的氛圍和意境。因為他認為中國文學最高者乃是詩,而不是文章。原因一在於「詩言志」,詩標誌著志向和驅使著志向的完成,這也是詩不同於歌的所在,因為歌更多的是表達喜怒哀樂而不言志。原因二在於詩創造意象,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這四小句並不具有因果關係,但是意象開闊,可以喚起新狀態。
相應的,阿城的小說也正是如此,故意將因果為序、情節緊密的結構處理得非常鬆動,用「閑筆」觸紙成趣,通過世俗性把束縛在體制中的靈魂解放出來,通過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讓小說返歸世俗,還原本真,在自在自為的世俗世界中保持清新持久的詩意,喚起新的狀態。這也就是阿城先生認為的中國文學所要肩負的時代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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