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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伯格:大科學的危機

溫伯格:大科學的危機



作者史蒂夫·溫伯格(1979年諾貝爾獎得主,理論物理學家)

翻譯鮮於中之(哈佛大學理論物理博士後)

溫伯格:大科學的危機



溫伯格,攝於2010年(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物理學家們去年紀念了原子核物理學的百年誕辰。1911年,在位於曼徹斯特的實驗室中,歐內斯特?盧瑟福( Ernest Rutherford )將放射性衰變產生的帶電粒子束引向一片金箔。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原子的質量均勻分布,如同布丁一樣。果真如此,鐳元素髮射的帶電粒子就應該幾乎無偏轉地穿過金箔。使盧瑟福意外的是,一些粒子在金箔上被徑直反彈回來。這意味著,它們被金原子中某種很小、但很重的東西所排斥。盧瑟福認為這就是原子的核。電子繞著它旋轉,就像行星繞著太陽一般。


這是偉大的科學發現,但我們並不稱其為「大科學」。盧瑟福的實驗團隊包括一名博士後與一名本科生。倫敦的皇家學會為此提供了70英鎊的經費。實驗中最昂貴的東西是鐳樣品,但盧瑟福不必為此買單——因為它是從奧地利科學院借來的。


從那以後,核物理迅速變「大」了。盧瑟福實驗中的帶電粒子束能量不夠高,它們還不能穿透金原子核的電斥力並進入原子核自身。為了敲開原子核以搞清楚它們究竟是什麼,物理學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明了回旋加速器,以及能夠將帶電粒子加速到更高能量的其它機器。後來,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的前主任莫里斯?戈德哈貝( Maurice Goldhaber )回憶道:


「首先敲碎原子核的人是盧瑟福,他有一張將實驗儀器擱在腿上的相片。這總使我想起另一張後來的相片,那是伯克利著名的回旋加速器建成的時候,所有人都坐在加速器的『腿』上。」


二戰後,新的加速器建成了。不過人們的目標已然改變。此前,物理學家在觀測宇宙線時發現了一些新的基本粒子,它們與普通原子中的任何粒子都不同。為了研究這種新物質,需要大量地人為生產它們。為此,物理學家必須將普通粒子,比如質子(也就是氫的原子核),加速到更高能量,以便當這些高能粒子打向固定靶上的原子時,它們的能量足以轉化成新粒子的質量。當然,創造加速器能量的最高紀錄、或收集越來越多的奇怪粒子,並不是要緊的事情。物理學家建造這些加速器的真正意圖在於,通過創造新的物質種類,來探尋所有物質種類所服從的自然規律。雖然許多物理學家更青睞盧瑟福式的小規模實驗,但這種上下求索的精神迫使物理學越變越大。


我於1959年來到伯克利輻射實驗室做博士後。當時,伯克利有全世界最強大的加速器「Bevatron」。在校園的山坡上,它佔據了一整套建築。人們利用Bevatron將質子加速到足夠高的能量,然後用這些高能質子創造反質子。不出意料,反質子出現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上百種新的不穩定粒子也一併被創造了出來。這些新粒子的種類如此多,以至於很難都被認為是基本的。因此我們開始懷疑自己到底是否清楚「基本粒子」是什麼意思。一切都令人困惑,但也令人激動。


在Bevatron運轉了十年之後,人們開始明白,為了理解這些新發現的粒子,需要更高能的新一代加速器。這些新加速器將會非常大,不要說伯克利的山上盛不下,它們中的很多方案甚至大到無法靠一所大學獨立支持。不過這就算是伯克利的危機,也還不是物理學的危機。新的加速器在芝加哥城外的費米實驗室、日內瓦附近的歐洲核子中心( CERN ),以及美國和歐洲的其它實驗室被相繼建造起來。一座大樓已經容納不下它巨大的身軀,它只好和伊利諾伊草場上放牧的牛群相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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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atron(圖片來源:Lawrence Berkeley lab)


到七十年代中期,這些實驗室產生的數據與理論家的工作一道,創造了一個關於粒子與力的全面理論。現在這理論已被很好地證實,人們稱之為「標準模型」。在這理論中,有若干種基本粒子。它包括,參與強相互作用的夸克——它們構成原子核中的質子和中子,以及在五六十年代被發現的大多數粒子;還有輕子,它們的相互作用很弱。電子是輕子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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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模型」中的基本粒子。紫色的是夸克,綠色的是輕子。u,d夸克和e電子組成了我們所有的物質。紅色的是傳播相互作用的「荷力粒子」。黃色的是新發現的希格斯粒子。


此外還有「荷力粒子」。它們在夸克與輕子間運動,併產生各種力。這些粒子包括:(1)光子,即構成光的粒子。它們負責傳遞電磁力。(2)與光子相近的粒子,稱為W玻色子與Z玻色子。它們負責傳遞弱核力。這種力使夸克(或輕子)在不同的種類間相互變化。比如,在碳-14變成氮-14的過程中,它允許帶負電的「下夸克」變成帶正電的「上夸克」。而這個過程可幫助人們判定年代。(3)無質量的膠子。它們產生強核力。這種力將夸克綁在質子與中子里。


儘管標準模型很成功,但它顯然還不是大結局。首先,在這理論中,到目前為止,夸克與輕子的質量還得靠實驗確定,而沒能從某些基本原理導出。我們已經盯著這些質量表看了幾十年。我們覺得應當去理解它們,但直到現在還不能。這很像解讀一種被遺忘的銘文,比如線形文字A。同時,還有一些重要的東西未被包含進標準模型,比如引力,比如暗物質。天文學家告訴我們,後者構成了宇宙中所有物質的六分之五。


所以我們正在等待CERN的新加速器的結果,我們希望借它之力邁出超越標準模型的下一步。這就是大型強子對撞機,簡稱LHC。這是建在地下的環狀機器,直徑17英里,跨越瑞士與法國的邊界。在這機器中,兩束質子在相反的方向上被加速。最終,每一束將被加速到7TeV,相當於質子質量的7500倍。這兩束質子在環上的幾個站點對撞,在這些站點上,重達二戰時期巡洋艦量級的探測器分揀出各種對撞產生的粒子。


對於LHC上即將產生的一些新東西,物理學家期待已久。統一弱核力與電磁力的理論,作為標準模型的一部分,出現於1967-1968年。這理論的基礎在於電磁力與弱核力的完全對稱性。攜帶弱核力的W與Z粒子,以及攜帶電磁力的光子,都以無質量粒子的形式出現在這理論的方程中。但是,儘管光子的確是無質量的,W和Z粒子卻相當重。所以,有理由料想這種電磁力和弱核力之間的對稱性是破損的——也就是說,這對稱性雖然為理論的方程所精確滿足,但它並不呈現在觀測到的粒子與力上。


關於電弱對稱性如何破缺,最初的理論提出於1967-1968年。它至今仍是最簡單的理論。這理論中包括四種瀰漫於宇宙中的新場。其中一種場的能量集團在自然界中以粒子的形式出現。這粒子具有非零的質量、不穩定、且不帶電。它被稱為希格斯玻色子[1]。除了質量,它的所有性質都已為1967-1968年的電弱理論所預言。然而這種粒子至今未被觀測到。這就是LHC要尋找希格斯的原因——如果找到了,那麼電弱理論的最簡版本就被證實了。在2011年12月,兩個實驗組報告了希格斯在LHC中被創造出來的跡象,其質量為質子的133倍。而在費米實驗室的舊數據中,分析顯示了具有相同質量的希格斯玻色子的信號。到2012年底,我們就會知道希格斯玻色子究竟被看到了沒有。(編者註:此文發表於2012年5月。2012年7月4日,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宣布,大型強子對撞機的CMS裝置探測到質量為125.3±0.6 GeV的新玻色子,ATLAS裝置測量到質量為126.5±0.6 GeV的新玻色子。2013年3月14日,歐洲核子研究組織正式宣布,先前探測到的新粒子暫時確認為希格斯玻色子,其具有零自旋與偶宇稱。這是希格斯玻色子的兩個基本性質。)


發現希格斯玻色子將會令人滿意地驗證現有理論,但它並不會指出通向未來更全面理論的道路。我們可以指望,就像Bevatron那樣,LHC上最令人激動的發現將是某種出乎意料的東西。但無論如何,很難看出它將帶我們一路走到包含引力的終極理論。所以在今後十年,物理學家很可能會去向他們的政府尋求支持,以建造他們所需的更強大的新加速器。



這將會困難重重。我的悲觀部分地來源於我在80-90年代試圖為另一個大加速器尋求資助的經歷。


在上世紀80年代早期,美國開始計劃建造超導超級加速器,簡稱SSC。它可將質子加速到20TeV,是CERN的大型強子對撞機最高能量的三倍。經過十年的工作,設計完成了。地點選在了德克薩斯。人們買好了地,開始建隧道,並製造操縱質子的磁鐵。


然而到了1992年,眾議院取消了對SSC的資助。儘管參議院的一次委員會恢復了這筆款項,但第二年覆轍重蹈。而這次,眾議院不打算聽取支持SSC的意見。於是,在已經耗費了二十億美元,以及相當於數千人一年的工作量之後,SSC夭折了。


扼殺SSC原因之一是其名不副實的過分開銷。在當初的預算中,居然包括行政大樓走廊中盆栽植物的款項。預算當然因此而增加,但箇中原因在於,國會歷年來從未提供達到預算的資助。這無疑延長的項目的完成時間,同時也增加了花費。即使如此,考慮進所有的技術困難,SSC也有可能用相當於已投入到LHC的經費建成,並且比LHC早十年。


為SSC而破費成了1992年新一屆國會議員爭相攻擊的靶子。他們渴望展示自己從這塊德克薩斯肥肉上切下一刀的本事,卻對SSC面臨的緊要關頭毫無意識。冷戰結束了,SSC沒有了立竿見影的實用價值。對此,物理學家們會指出高能物理的副產品,包括同步輻射和萬維網。在促進新發明的意義上,大科學與戰爭在技術層面是等價的,而前者不會傷人性命。但我們無法預先承諾這副產品的兌現。


刺激粒子物理學家的根本動機在於理解這個世界的規律。他們堅信,這是一個由簡單而普適的規律所掌控的世界。這規律簡單到我們有能力發現它。但是並非所有人都感受到其重要性。在關於SSC的爭論期間,我與一位反對它的國會議員參加了拉里?金( Larry King )脫口秀。這位議員說他並不反對為科學花錢,但需要排出優先順序。我解釋道,SSC能幫助我們了解自然的規律,並問他難道這還不足以贏得高的優先順序。我記得他回答的每一個字,那就是「不。」


刺激議員們的動機在於選民們的直接經濟利益。大規模實驗室為其周邊地區帶來了金錢與就業機會,因而它們得到當地議員的熱捧,卻遭到許多其他議員冷眼相對。一位參議員告訴我,在選址德克薩斯之前,有上百位參議員支持SSC,然而一旦地址敲定,支持的人數就跌至兩人。他的話並不離譜。我們的確目睹了數位議員在他們的老家從選址方案中被划去後,旋即改變了態度。


折磨著SSC的另一個麻煩是科學家內部的競爭。所有領域的科學家們大體上都同意SSC會產生好的科學成果,但是一些科學家則認為最好將這些金錢投入到別的領域中,比如他們自己的。SSC無可救藥地為新當選的美國物理學會主席所反對。這位固體物理學家認為,最好將SSC的經費用在,比如說,固體物理上。然而我興味索然地注意到,SSC下馬所省下的經費完全沒有流入到任何其他科學領域。

溫伯格:大科學的危機



位於德克薩斯的超導超級對撞機地下隧道的建設(圖片來源:SSC實驗室)


當物理學家們為超越LHC的下一代加速器而轉向他們的政府時,所有這些問題都會再次出現,而且情況只會更糟,因為下一代加速器很可能來自國際合作。近來,我們就目睹了可控熱核能源實驗室ITER如何因法國與日本的選址競爭而險遭取消的事情。


當然,不建造新加速器,基礎物理學仍然有事可做。我們將繼續尋找稀有事例,比如,人們指望質子有極其緩慢的放射性衰變。關於中微子,我們也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從天文學家那裡也獲得了有用的信息。但是我不相信,在不推進高能前沿的條件下,我們還能產生任何顯著進步。所以在未來十年,我們也許將看到探索自然規律的步伐漸行漸止,且在我們有生之年重啟無望。


科研經費是所有領域的共同問題。在過去十年中,自然科學基金( NSF )批准經費申請的比例從百分之33下降到百分之23。可是大科學所特有的問題就在於它們很難被做小,比如在圓周上建半個加速器隧道只能是徒勞無益。



天文學的歷史與物理學相去甚遠,但現在它也被捲入類似的難題中。在政府堅實的資助下,天文學較物理學更早地成為大科學。這是因為,它歷來具有物理學所缺乏的實用性[2]。在古代,天文學被用於測距、航海、計時和曆法。它還能以占星術的形式預測未來。政府專門為其設立研究機構。比如希臘化時期的亞歷山大博物館、九世紀巴格達的智慧宮、兀魯伯( Ulugh Beg )於15世紀20年代在撒馬爾罕建立的大天文台。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的天文台「烏拉尼亞堡」( Uraniborg )建在丹麥國王於1576年專門為此辟出的海島上。此外還有英國的格林威治天文台,以及後來的美國海軍天文台。


到了19世紀,有錢人開始以私人名義對天文學慷慨投資。第三代羅斯伯爵( The third Earl of Rosse )使用其家設天文台中名喚「利維坦」( Leviathan )的巨型望遠鏡,發現了星雲(現認為是星系)中的旋臂。在美國,天文台和望遠鏡則沿用其捐贈者的名字,比如Lick,Yerkes,Hooker,以及更晚近的Keck,Hobby與Eberly。


但天文學家今天面臨的任務已經超出了個人的財力所及。為了避免大氣對成像的干擾,也為了觀察被大氣屏蔽的波段,我們不得不將天文台送到太空中。得益於「宇宙背景探索者」、「哈勃空間望遠鏡」、「威爾金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這樣的衛星探測器,與先進的地面天文台的合作,宇宙學業已經歷一場革命。我們現在知道,宇宙的上一次大爆炸發生於137億年前。我們還有很好的證據表明,宇宙在此前經歷了一段指數速度的快速膨脹,稱為「暴漲」。


但宇宙學正面臨停滯的危險,一如基本粒子物理在近幾十年里所陷入的窘境。當前,有各種理論來解釋1998年發現的宇宙加速膨脹,但我們還沒有得到檢驗這些理論的觀測結果。通過對早期宇宙遺留的微波輻射的觀察,我們大體上確認了早期宇宙的暴漲,但還不能給出參與暴漲的物理過程的細節。我們需要新的衛星探測器,但它會被資助嗎?


作為計劃中取代哈勃太空望遠鏡的下一步,詹姆斯?韋伯( James Webb )太空望遠鏡最近的經歷使人不安地回想起SSC的歷史。奧巴馬政府去年提供的經費水平可使該項目繼續進行,但不足以將望遠鏡送到軌道上。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於七月份投票完全取消了韋伯望遠鏡項目。其中也涉及到關於預算膨脹的抱怨。但是正如SSC的情形,大多數經費增長是由於項目常年未得到足夠的資助。對該望遠鏡的資助最近剛被恢復,但經費的前景仍然黯淡。這個計劃已不再由NASA的科學項目理事會所掌管。韋伯項目在技術上表現出色,人們也已為其投入了數十億美元。雖然SSC也是如此,但還是沒能挽回它下馬的命運。


與此同時,在過去幾年中NASA的天文學家得到的資助也下降了。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於2010年完成了對未來天文學的十年規劃,並排出了新建太空觀測站的優先順序。排第一的是WFIRST,一個紅外巡天望遠鏡,接下來是「探索者」,一個與威爾金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尺寸相仿的中量級觀測站項目,然後是LISA,一個引力波探測器,最後是國際X射線探測器。目前尚無任何資金投入這些項目的預算中。


在美國,基於太空觀測的天文學有一個特別的困難,那就是負責此項工作的政府機構往往更青睞載人航天飛行。但這對科學本身幾無貢獻。近年來對天文學做出如此巨大貢獻的太空探測器沒有一個是載人的。的確,國際空間站部分地起到科學實驗室的作用,但它從來沒有產生出任何重要的科學結果。去年,一架宇宙線探測器被搬到了空間站上(在NASA試圖將其從太空梭的任務計劃中刪去之後),這是空間站第一次能夠為科學做出顯著貢獻的機會。但是宇航員在其中不扮演任何角色。所以這本來可以通過無人衛星的方式來廉價地實現。


國際空間站對SSC的下馬也負有部分責任。兩者於1993年都經歷了國會關鍵的投票。由於空間站的地面控制點在休斯敦,所以兩者都屬於德克薩斯州的項目。在表明對SSC的積極支持之後,柯林頓政府於1993年卻決定在德州只支持一個大項目,並最終選定了空間站。國會成員對這兩者間的區別知之甚少。在一次參議院會議前的聽證會上,我聽到一位議員說,他知道空間站如何能夠幫助我們了解宇宙,但他無法理解SSC能做什麼。我欲哭無淚。如同我事後寫道,國際空間站的優點就在於它比SSC的花費高十倍,所以NASA能藉此與許多州簽訂合約。也許如果SSC花費更多,它就不會被撤銷了。



大科學要尋求政府資助,其競爭對象不只包括載人航天器或者其他實實在在的科學項目,還包括許多我們需要政府去做的事情。我們對教育的投入還無法吸引最好的大學畢業生去做教師;我們的旅客正排著長隊;與歐洲和東亞相比我們的網際網路服務正日漸落後;我們缺乏足夠的專利評審員來應付被無限拖延的專利申請;一些監獄人滿為患且缺乏管理人員,這本身就如同殘忍的刑罰;我們還缺法官,民事訴訟在受理前往往是經年累月的等待。


此外,證券交易委員會缺乏足夠的人手去應付所轄公司;我們還缺乏足夠的戒毒中心以幫助藥物成癮者;911之後警察與消防員的數量也在下降;尚有許多美國人得不到適當的醫療護理,等等。事實上,比起科學事務,本屆國會在許多其他問題上做得更糟。如果國會還要將年後的非軍事經費下調百分之八,那所有問題只會雪上加霜。


我們最好不要為了保衛科學而去攻擊政府在其他需求領域的花費。我們註定失敗,而且應當失敗。幾年前,我與德州眾議院的一位撥款委員會成員共進晚餐。講到德州需要更多的高等教育經費時,她侃侃而談。我對此印象深刻。哪個州立大學的教授不愛聽這個?我天真地問她打算增加哪方面的稅收。她回答,「哦不,我可不想增稅,我們可以從衛生保障中拿出錢來。」我們不應落入這等境地。


對我來說,要緊的問題似乎並不是為了某種特別的公共需求而辯論,而是,所有為此殫精竭慮的人們應當一道爭取更高和更進步的稅率,特別是投資所得的稅率。我不是經濟學家,但與經濟學家的交流使我意識到,政府將稅收實打實地合理使用,比減稅更能刺激經濟的發展。認為我們負擔不起政府日益增長的開銷,這完全是謬論。然而在為反稅狂熱所蠱惑的公眾面前,這樣的觀點無異於政治毒藥。與科學的危機相比,這才是真正的危機。[3]


注釋


[1]在弗蘭克?克洛斯( Frank Close )的新書《無盡困惑》( The Infinity Puzzle, Basis Books, 2011 )中,他指出我應當為「希格斯粒子」這個錯誤的名字負一定責任。在我1967年關於電弱統一的論文里,我引用了彼得?希格斯( Peter Higgs )與另兩組理論家的工作。在荷力粒子的一般理論中,他們都探索了對稱性破缺的數學問題,儘管他們並沒有將此應用於電弱作用力。1961年以後,人們知道了,對稱性破缺理論的一個典型結果是包含新粒子。我在1967年的文章中預言了這一大類粒子中的一個特例,這就是LHC目前正在尋找的希格斯玻色子。


至於我對「希格斯玻色子」這個名稱的責任,則緣於我對這三篇論文日期的誤讀。我當初以為希格斯的論文出現最早,所以在1967年的論文中將它引在最前面,並且此後一直都是這麼做的。其他物理學家貌似都照著我的方式做。但是正如克洛斯所指出的,我引用的三篇論文中,最早的其實是羅伯特?布勞特(Robert Brout)與弗朗索瓦?盎格萊爾( Fran?ois Englert )的文章。為減輕我的過錯,我得說,希格斯、布勞特與盎格萊爾的工作是幾乎同時地獨立做出的,第三組理論家( Gerald Guralnik, C.R. Hagen,與Tom Kibble )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是「希格斯玻色子」的名字似乎已經定型了。


[2]對此我在《天文學的使命》( The Missions of Astronomy, The New York Review , October 22, 2009 )中有更多闡述。


[3]這篇文章基於兩次演講:2011年6月4日在紐約舉行的世界科學慶典「站在巨人肩上」的開幕演講,以及美國天文學會在2012年1月9日奧斯汀會議上的大會報告。


本文譯自《紐約書評》雜誌2012年5月10日號。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2/05/10/crisis-big-science/?pagination=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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