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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十點君
「想要做些什麼」是一句能在有良知的藝術家耳朵邊響上一輩子的話。在北京大山莊(現在的朝陽公園一帶)四路居這一片,有一個「東村」。「村裡頭」住著的是一些沒有體制內工作、卻希望能夠在藝術方面得到進一步提升的、不惜從遙遠的家鄉一路趕來的年輕人。他們被稱為「盲流藝術家」。1995年,這群北京「東村」的自由藝術家們,茶餘飯後閑談。談到「想要做些什麼」,你一言我一語,乍現創作靈感。於是眾人紛紛翻掏口袋,一人拍出200元,湊車馬費,請攝影師,一同前往北京西郊的一座無名山上。隨後他們寬衣解帶,肌膚互貼,以3、2、2、2、1的人數層層疊羅漢。攝影師連續按下快門。轟動世界的中國現代攝影作品《為無名山增高一米》就這樣誕生了。作品一經問世並沒有引起巨大轟動,按照其中一位「東村」藝術家的話來說,它是一點點進入人們視野,一點點引起關注的。真正讓它一舉成名的是四年後。1999年,《為無名山增高一米》參加了第48屆威尼斯國際雙年展,獲得舉世轟動,人們稱之給出了身體藝術前所未有的「中國經驗」,令人難以置信卻又極大限度地表現了荒誕、無聊、對自由的逃避和渴望。作品署名是當年在「東村」的那十位藝術家:王世華、蒼鑫、高煬、左小祖咒、馬宗垠、張洹、馬六明、張彬彬、朱冥、段英梅。其中不乏如今在藝術界名號響噹噹者,如左小祖咒、高煬等。據說這幾位藝術家還曾在作品成名後因為作品版權歸屬問題爭得不可開交,大家皆以為創意屬於自己。當然,這種說法可能是觀眾對於人性的揣測,也可能空穴來風的事實。其實就算是事實也無話可說,當年平均年齡在25歲的年輕「盲流藝術家」們,在巨大的可得利益面前也可以顯得「不那麼藝術」。但是,當年在「無名山」上摁下快門的攝影師,卻主動放棄了作品的署名權和「版權」,稱「這並不是我的作品。我只是負責拍一下現場。如果當時他們請別的攝影師來,也會拍得一樣好。」攝影師叫作呂楠,被譽為中國「最具傳奇色彩的攝影家」,是最早也是唯一被傳奇的「馬格南圖片社」選中的中國通訊員,也是唯一登上過美國《光圈》雜誌的中國當代攝影家。可呂楠的名字至今只為一小部分人所知,名聲與成就的極大不符,像陳丹青曾評價呂時所說的那樣:在現今出版的所有印刷品上,你可能會看到呂楠的作品,但絕不會看到呂楠自己的照片。也許是因為呂楠「苦行僧」般的攝影經歷,不少讀者都曾把呂楠鏡頭下的一位修士誤認為是呂楠本人。呂楠不喜歡自己成為焦點,媒體如果請求給呂楠拍照,他會直接以「我太丑了」為由拒絕。這讓我想起羅蘭巴特悼念亡母的著作《明室》,「母親的照片」是貫穿全文的線索,但整本書中大量的配圖卻沒有一張是母親的照片。去年6月份,曾經一度傳出呂楠成為了馬格南圖片社的正式成員,這個消息幾乎讓所有熱愛攝影的人為之一振。
馬格南是「為呈現二戰後紀實影像而成立」的,是目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圖片社。當時的創辦者都是當時知名的新聞攝影師,比如提出「決定性瞬間」的布列松、二十世紀最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以孩子為主題的戰地攝影師大衛·西蒙等等,後期成員還包括前幾日剛剛過世的著名攝影師馬克·呂布。
依次為:布列松、羅伯特、大衛·西蒙、馬克·呂布
馬格南一直沒有一位中國籍的攝影師,是為廣大攝影藝術愛好者的心患。呂楠一度被稱作「中國最近接馬格南的攝影師」,這個消息一經傳出,人心激蕩。可惜的是後來呂楠本人親自證實自己「還不是馬格南的正式成員。」:「我1994年的時候,就是瑪格南的攝影師了,瑪格南官網上早就有我的作品了,不過我還不是瑪格南的正式成員。算是『通訊員』吧。」「說實話,瑪格南攝影師的具體的評判標準,我到現在也沒搞清楚,哈哈。」藝術家幾乎都是自我型人格,「桀驁」「狂驕」「自我陶醉」等標籤更是屢屢被貼在藝術家的背後。在他的藝術生涯中,「自我」是最被「矮化」的兩個字。他的作品前標註的甚至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被拍攝者的名字。「藝術家本人若比他的作品更受關注,那他豈不是很悲哀?」《為無名山增高一米》不失為現代攝影史上的一部力作,但它距離呂楠「想要做些什麼」的意志,仍然有一點距離。在「去一個好單位工作,討一個好老婆生活」幾乎是所有人夢想的80年代,呂楠辭去了《民族畫報》的穩定工作,在後來的十幾年中,開始了自己如同苦行僧一般的藝術修行。在沒有被充分打磨之前,他和他的作品一同陷入沉默,消失在公眾視野中。在這段期間,呂楠費了無數膠捲,用黑白照片記錄了中國這十餘年間時代的皮相。他的「三部曲」:《被遺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狀況》、《在路上:中國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農民的日常生活》,共225 張照片,「創造了日常生活的經典」。不知何時起,人們常把與獵奇和藝術劃等號,那些具有侵略性、進攻性的作品常被捧到其並不至於的地步。而呂楠的攝影語言則不同。在「三部曲」中,呂楠用一個平等的視角,記錄下人們真實、質樸的生活。
年輕的陶世茂只有22歲,是當年村中唯一的大學生,在寒假回家時發病,
打傷了父親(左),殺死了母親。極為恐懼的家人把他關在圖中的「石室」內。
圖中伸出來的手,就是精神病人陶世茂。
在這個社會上,你似乎難以找到另一個群體,在至親和鄰人眼裡如此多:
精神病患者。
據統計,中國大約有1.73億成年人患有某種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約1.58億人從未接受過專業治療。世界衛生組織推測,到2020年中國精神疾病負擔將佔疾病總負擔的1/4。精神病不同於其他疾病,它徹底地破壞一個人的性情,改變他的人格。當這些病人被遺棄時,你甚至無法責備那些拋棄他們的人。攝影師呂楠在完成《被遺忘的人》拍攝後得到的結論是:「醫院外面才是精神病院,而真正的精神病院裡面倒像教堂、寺廟、修道院,極為寧靜」。
如果說《被遺忘的人》是把作為人的尊嚴還給處在地獄中的精神病人,那麼《在四季》就是徹底回歸人間。其他人來到西藏,抬頭拍藍天白雲,俯身拍草原牛羊,再或者,拍拍教徒、廟宇和喇嘛。西藏農民的生活,在他們眼中太過平淡。可是呂楠認為,「藏族農民是世界上最後一個不受任何誘惑、從容不迫地生活的人群。」他說:「我並不是在拍西藏農民,我是在拍人的生活—我們當初也曾經歷過,但在大多數地方已經消失的健康、質樸的生活。」
丨 從不為了消遣而看書 丨
呂楠最喜歡的一本書是1988年朋友送給他的一本馬丁·布格的《我和你》。他在拍攝三部曲中的前兩部《被遺忘的人》和《在路上》時一直隨身攜帶,讀過千遍,「已經滲透到了血液里」。他說剛開始,肯定看不懂。但是又覺得它有魅力,很吸引人。於是就一邊一邊看,十幾二十遍之後,就大概感覺能夠慢慢地知道他在說什麼,進入他的思想氛圍里了。1989到1996年,呂楠一直把《我和你》帶在身邊,至於為什麼到西藏拍攝《四季》時沒有帶這本書,呂楠解釋說:相較「他有藝術家精神」、「是精神支撐著他」的說法,呂楠不認同。他認為,除了身體和一點自制力,人擁有的東西並不懂,其餘都是通過書里學來的。
「你說擁有精神,是對精神犯下了嚴罪。精神是在交流之中的,你拿起一本書,就像跟一個老朋友在交流,所以我現在每天都要拿出書,跟老朋友聊幾句。放下了,就沒有了。」呂楠喜愛歌德、普魯斯特,他說閱讀是為了解什麼才是真正好的文藝,為了始終讓自己「在正路上」前行。他說:「我從不會為消遣而看書。我是為學習而看書。我學習是為了用。我從來沒仰視過任何人,但我比那些仰視的人下了更多的功夫。」面對困擾著世間所有藝術家的名利問題,呂楠是這樣回答的:「以前我傻乎乎的,名利來了我還拒絕。我現在不拒絕名利,但我不會去追逐它們。如果名利不給我什麼,那麼我還是繼續做我自己的事,它影響不了我。」相比大部分文藝青年始終在「追求自我」,呂楠「消滅自我」的藝術理想,正應了那句:天下文藝人的性情行狀,本無規定,不該有個模式。陳丹青曾在評價呂楠的作品時說:「呂楠的境界,與他所見無關,除非進入影像,成為切片、構圖,也即所謂「形式」,否則難以安頓所謂悲憫與良知——我指的是:攝影的良知。」
表達自我的人太多太多,
並非人人都是藝術家。
藝術家表達自我的作品也太多太多,
並非每一個都有良知。
回頭再看呂楠的作品,那些精神病人在他的鏡頭下或哭或笑,或靜或鬧。而呂楠所做的,除了將作為人的尊嚴還給了他們,同時還有對所有看客無聲的、懇切地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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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活著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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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地活著,別在乎太多!
※活著不好咩?
※為了它們,活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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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活著不等於好好活過!
※這輩子,好好的活著吧。
※活著,好好面對現實吧!
※好好活著不好嗎,為什麼要和橘貓搶吃的!
※於是,又有了好好活著的勇氣!
※好好活著,活著就是勇敢
※寵事兒:好好活著不好嗎?偏要養貓!
※讓女朋友嘗嘗自己的腳臭,好好活著不好嗎?
※?好好地活著,別在乎太多
※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好好活著
※信仰,就是好好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