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濟納文物流失海外紀略

20世紀初，中國有轟動世界的四大文物考古發現，即殷墟甲骨文、黑城西夏文書、敦煌遺書、居延漢簡的面世，而其中西夏文書和居延漢簡兩大發現均在我區額濟納旗境內。

這兩大發現一是自西漢迄於北魏600餘年的古居延文化，二是自西夏到元代300餘年的古黑城文化。在沉寂了千年之久之後，西方的探險家們終於發現了這兩大文化體系獨特的歷史文化和邊塞背景，俄國的科茲洛夫、英國的斯坦因、美國的華爾納、瑞典的斯文·赫定、沃·貝格曼紛至沓來，將黑城和居延的文物遺存盜挖殆盡，僅俄國科茲洛夫盜挖的古文物，就足夠一個古代圖書館的藏量。這絲毫不亞於斯坦因對莫高窟藏經洞文物和經卷的劫掠行為。由於居延塞和黑城地處偏僻以及傳播的局限，多年以來卻並不為許多人所知。前不久，筆者到了額濟納旗，看到雖然歷經百年的風沙吹打侵蝕，科茲洛夫在黑城西北角挖掘的大坑依然清晰可辨，這是珍貴的文化遺產被盜掘流落海外的歷史見證和刻骨之痛，這些文化侵略者盜走的西夏文物壁畫、手稿、塑像、鑄像和其他珍寶總數以噸計，分散在世界上13個國家的博物館和文化機構里。我國近代學術的傷心史，何止僅僅是殷墟甲骨文、北京人頭蓋骨和敦煌莫高窟經卷文獻的流失。

史載，自1205年開始，成吉思汗親征西夏，多次用兵卻未能征服，後來病死在西征的途中，他和他的繼任者用了22年8次重大戰爭才滅了西夏。也許是抵抗過於慘烈的緣故吧，西夏滅國後，蒙古騎兵對西夏的建築和文化藝術進行了毀滅式的破壞，西夏的許多珍貴典籍橫遭劫滅，大量史籍文物被毀。更奇的是，元朝沒有像修遼史、宋史一樣修西夏專史，以致這個立國190年的王朝史料散失殆盡，西夏文化幾盡遺亡，千年之後便成了「死了的民族、死了的文字、死了的歷史」。黑城文物的出土發掘，彌補了這個遺憾，把西夏文明重新擺在了世人面前。

前不久，筆者親自到黑城實地採訪並查閱選錄了部分史料，將西方探險家對黑城和居延文物的盜挖情況大致按編年的順序給予整理，把破碎的史料儘可能條理化，以期勾勒出一個脈絡相對清晰的輪廓。

最早來到額濟納河谷的是俄國探險家波塔寧，1886年，他開始了到中國西部探險的「弱水之行」，確認了黑城遺址的存在和出土遺物的情況，但當地的土爾扈特人拒絕告知黑城的確切位置和提供任何尋訪方便，無奈之下，波塔寧只好返回俄國。隨後，他寫了《中國的唐古特——西藏邊區與中央蒙古》一書，首次將黑城秘境公佈於世。這本書和他的介紹，如同一本考古指南，使西方各國探險家們循著這些線索蟻附而至，對黑城和居延遺址的野心陡增。

在細細地閱讀了波塔寧的書後，同是俄國人的科茲洛夫對黑城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899年，他來到了嚮往已久的額濟納河谷地，多方打聽黑城的消息，如同波塔寧首次來一樣，當地的土爾扈特人否認有任何古城的存在，科茲洛夫只能帶著深深的失望去了西藏和新疆。隨後的年月里，已在中國各地所獲甚多的科茲洛夫對黑城仍沒有死心。在買通了當地的蒙古王公之後，1908年到1909年，科茲洛夫又先後兩次來到黑城，進行搜索挖掘，發現了一大批保存完好的歷史遺物。他從黑城盜掘的文獻有舉世聞名的西夏文刊本和寫本達8000餘種，還有大量的漢文、藏文、回鶻文、蒙古文、波斯文等書籍和經卷，以及陶器、鐵器、織品、雕塑品和繪畫等珍貴文物。他帶回的來源於黑城的收藏品，有3500多件藏於冬宮博物館，8000多件藏於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

科茲洛夫的第一次發掘，主要集中於黑城中部，第二次則將精力放在了古城的西部。1909年6月，位於西城牆不遠處的佛塔被科茲洛夫掘開，完好無缺的數千種各類刻本抄本，數量達24000卷之巨的古代藏書，300餘幅繪畫精品，以及其他大批精美絕倫的珍貴文物，使得俄國人成了上帝青睞的寵兒。原來，西夏國都興慶府被蒙古大軍攻破之後，黑城尚未失守，其間西夏國一些重要歷史文獻被轉移到黑城並埋藏。到今天為止，有關西夏地下文物資料的發現，論數量、價值和規模，首推黑城的文物發掘。其中一本西夏文和漢文對照的辭書《番漢合時掌中珠》更是尤為珍貴。這是一本雙解字典，一方面用西夏字給漢字注音，並譯其字意，另一方面又用漢字給西夏字注音，可以說是研究西夏文的唯一工具書，現代學者據此書才揭開了西夏文字的秘密。難怪有的學者說，西夏地下文物百分之九十齣自黑城，黑城的文物百分之九十齣自佛塔，而佛塔百分之九十的文物又被盜挖。現在，黑城地區保存下來的佛塔都有一個圓洞，內中的文化珍寶大部被科茲洛夫的駝隊運走，造成了目前「要研究西夏文化先到俄羅斯」的殘酷現實。

科茲洛夫挖掘黑城之前，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已經收買了莫高窟的王道士，在距額濟納不遠的敦煌盜走了敦煌藏經洞中的大量經卷，當他得知近在咫尺的黑城被人捷足先登之後，心情一定極為複雜。1914年，斯坦因率領中亞探險隊抵達額濟納，在已是城門洞開的古遺址內外進行了為期8天的挖掘，發現230冊珍貴漢文古籍和西夏文書。作為一名考古學家，斯坦因在黑城的挖掘過程中嚴格遵循考古程序，詳細記錄了出土文獻的地點和出土文獻種類，後人經過分析研究就可以得知該地在西夏時期或為官署，或為寺廟，或為民居，這使得英藏居延文物的史料價值遠遠高於俄藏居延文物的史料價值。

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的蘭登·華爾納，早在1913年就在聖彼得堡參觀過科茲洛夫的黑城所獲。他從斯坦因的《中國沙漠中的廢墟》一書中了解了黑城。1923年冬，他和霍勒斯傑恩趕到了黑城並進行了整整10個日夜的發掘。但他的古城挖掘結果是懊惱和沮喪的，在挖掘的每一處，都能看到被挖過的痕迹，留下的只是一些零星殘片和盜坑遺迹。他在失望中大罵科茲洛夫和斯坦因是「兩頭野豬」。即便如此，華爾納還是挖到了幾件壁畫殘片和3隻陶罐，幾十枚錢幣等小東西。繼華爾納之後，當時潛入額濟納的一批日本人也介入了對黑城的文物掠奪，他們對挖掘的情況一直秘而不宣。而到了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帶領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黑城掘得一部《大藏經》，這部元刊本的史料和文物價值也同樣珍貴無比。

最後說一說有關居延漢簡發掘的情況。據有關資料顯示，居延漢簡首次發現於1930年，瑞典人沃·貝格曼在古居延遺址的大約30個地點發掘採集了10000多枚漢代簡牘，漢代西北邊疆由此掀開了神秘的蓋頭，在當時轟動了整個世界。居延漢簡於1940年10月被秘密運至美國，暫存於國會圖書館。1965年，這批珍貴的文物又被運至台灣，至今仍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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