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的小說，解釋了日本為何陷入軍國主義

石黑一雄榮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大陸普遍感到意外，甚至還有一些作家公知私下坦承從未聽過這號人物，當然也從未讀過他的書。 其實，石黑一雄在1989年，以《長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獲得英國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之後，在英國文壇就是一號人物。1993年再由詹姆斯·伊沃里改編為同名電影，電影備受好評，而且還曾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劇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藝術指導獎、最佳服裝、最佳原創音樂八項提名。儘管後來全軍覆沒，沒有一項得獎，仍然可以看出此片水準之高，製作演出之細膩。至此以後，石黑一雄在全球英語世界裡，就一直享有盛譽，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象。

我不是文學研究者，也不算是石黑一雄的粉絲，我對他的興趣，主要就是當年經由《長日留痕》這部電影以及同名小說，試圖理解英國的歷史與社會。電影多年來已經看過數次，英文原文小說93年看過一次，這兩天又迅速看了一遍。除了依舊認為石黑一雄這部小說與同名電影確實是理解英國的一個很好的教材以外，這兩天瀏覽小說後，又有新的感想——這部小說不但是溫情脈脈地反思英國歷史，同時亦是批判日本戰前劣行惡狀，提出一個為何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有很多人支持的解釋。總之，我認為對於石黑一雄這部小說以及同名電影有比較深入的認識，會有增進理解他的作品，會有助於理解諾貝爾文學獎的決定。

《長日留痕》原著的英文文字並不難讀，在文學作品裡，可以說是相當口語化，英文句型不冗長，英文的用字遣詞，雖然雅潔，但卻不詰屈深奧，與劍橋學派約翰·鄧恩（John Dunn）學術論文的英文相比之下，實在容易很多，也不容易看到睡著。另外，小說里很多對話常常是幾乎一字不變，就搬到電影里，似乎是現成的劇本台詞。

難怪，石黑一雄從在文壇出道伊始至今，就已經跨行寫了四本電影劇本（其中兩本是電視台的電影），最近的一部是由拉爾夫·費因斯（Ralph Fiennes）與娜塔莎·簡·理查德森（Natasha Jane Richardson）主演的《異國情緣》（White Countess）。《界面新聞》的文化記者董子琪在10月5日的一篇報道里，就強調石黑一雄是「一位跨媒介作者」，特別提到諾貝爾文學獎選擇他，似乎是有意繼續幾年來「拓展文學的疆域」。

整體而言，電影非常忠於原著小說，任何差別都是非常裝飾性非常些微的調整。比如在小說里，劉易斯先生不是眾議院議員，而是參議院，也不是後來購買達林頓堂莊園的人，在小說里，法拉第先生（Mr Farraday）才是後來買下達林頓堂（Darlington Hall）的人。又比如，在小說里，史蒂文斯先生（Mr Stevens）開的車子是福特，但是在電影改為戴姆勒（Daimler）。

電影與小說最主要的差異，有三點：其一，沒有完全按照小說分為六天的結構，電影大概是兩三天。其二，最後在碼頭的對話，原來小說是與一個陌生人的對話，這位陌生人剛好也是在小房子當過總管的同行，而不是電影里與基頓女士（Miss Keaton）的對話。儘管如此，這兩個較大的差異對於原著幾乎沒有任何破壞。其三，可能是最重要的差異，小說由於是日記形態，自述自評，比較直接表達史蒂文斯自己心裡的想法，在電影反而比較晦澀婉轉，很有英國人的氣質，再經由演員安東尼·霍普金斯精湛的表情演技以及電影畫面的氣氛渲染，進而表達史蒂文斯心裡的狀態。

不僅如此，小說的文字，其實對當時的社會規範與達林頓堂的整個環境，對所有人的打扮與言行舉止，都沒有直接細膩入微的著墨，僅有一些零星的形容。小說的文字，毋寧是記載一些人對話與主人翁的自言自語，因此，光讀小說是比較難以想像當時英國的貴族社會。這就是《長日留痕》電影有小說無可替代的地方，電影形象化了小說里的世界，一下子將觀眾帶入貴族家裡，嵌入到貴族領導的英國社會。 所以，電影與小說是相輔相成，已經到了缺一不可。所以，《長日留痕》的小說與電影，合而言之，可以說是一部文學作品，有多媒介的體驗與感受。

這本小說的內容亦很簡單，篇幅並非長篇巨制，就是一個英國總管（the Butler）史蒂文斯先生第一人稱的日記與回憶。從他想到英格蘭西部觀光，同時準備與過去共事的一名女管家（the Housekeeper）重逢開始，之後記載連續幾天到重逢那天的日記。在日記里，除了描述沿途風光與一些聊天以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回憶在1920年代30年代，他在達林頓堂莊園服侍達林頓伯爵（Lord Darlington）的一些往事。

電影《長日留痕》劇照，安東尼·霍普金斯飾演總管史蒂文斯先生

他回憶的往事主要有兩方面。一個是關於達林頓伯爵在達林頓堂的政治活動與會議，尤其是他主張對德友善的外交政策，即使在納粹奪權以後，仍然主張姑息政策（appeasement）。其次是回憶他與女管家基頓女士的點滴往事。 這是一些很錐心刺骨的回憶，一段充滿掙扎的陳年往事，但又平淡道來，沒有充滿激情誇張的語言。 正如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他在巨大情感力量的小說里，揭露我們與世界連接幻覺之下的深淵。」

《長日留痕》這個中文書名，首先並不能很精準掌握到原文書名的韻味與歧義性。在英文是The Remains of the Day，the Day在此，應該有三層意義。第一個，the day所指是時代（era）的意思。第二個，他個人的最活躍時期的生命。

第一個與第二個the day的意思，都是實指。第一個所指是舊時代，這裡舊時代是一個社會階級階層地位分明，各司其職，由貴族領導的英國舊社會，同時是一個大英帝國光榮四射的時代，一個征服五大洋海浪的日不落國-大不列顛（Britannia， rule the waves）。

第二個是個人的生命，小說／電影主人翁管家史蒂文斯的生命。這裡特別是指史蒂文斯的青春與人生的最盛期，在小說中，他明確地說他將他人生最精彩的年華獻給了達林頓伯爵。

第三個，從日出到日沒的白天意象。現在中文的書名只是取第三個意義，但第三個意義只是文學的手法，一種意象的暗喻豐富前兩者的意涵。 在整本書或電影里，既不是在一天的白天內，亦非全部在白天設景，所以，所謂「長日」只是虛指，並不是實指。小說的架構一共有六天，有白天，有晚上，在電影里，話雖說是幾天，實際上感覺是兩三天而已。

Remains在此，亦有兩層意思（在英文文字許可的範圍內，而非自我作古的解釋），其一，剩下或用剩的部分。其二，歷史或考古的遺物。在前兩個the day的意思，都可以有這兩個意義。當然，最無爭議，最直接的就是第一個：剩下的部分。

因此，The Remains of the Day的中文意思，可以有以下幾個意思與翻譯：大英帝國的餘暉，舊時代的最後，舊時代的遺迹，生命的余年，生命的灰燼等等，還有現在中譯本的書名《長日留痕》，以及類似的長日將盡，落日餘暉等等。 然而，任何中譯都將捉襟見肘，很難完整傳遞原文書名的意蘊。 因此，讀者知道書名的歧義多義性，很有助於理解小說與電影的內涵。

從小說與電影里，可以清楚看到一個上下尊卑分明的社會濃縮在一個貴族的家裡，有英國所謂的樓上（upstairs）與樓下（downstairs）。所謂樓上就是主人家裡與朋友，通常以貴族為主，樓下就是僕人與其他為此主人家庭服務的人，通常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樓上樓下的說法是來自於僕人的活動範圍與僕人的食堂通常在大的房子是在地下一樓，在比較小的房子則是一樓，總之就是在主人家裡生活空間的下面，因此，有樓上樓下的說法。

史蒂文斯就是總管，是樓下的代表與第一人，其他樓下的人必須尊稱史蒂文斯先生（Mr），如同尊稱樓上的人，是稱謂加上姓氏。而樓上的人稱呼樓下的人一般就是直呼其名（所謂的first name，不帶姓氏），但對總管則是直呼其姓氏而已，沒有任何尊稱。 在大的貴族莊園，同時會有女管家（The Housekeeper），管理所有的女傭以及房間的打掃，在樓下，算是排名第二的僕人，在小說與電影里，她就是基頓女士。

居中者為史蒂文斯先生

史蒂文斯非常認同這個上下尊卑秩序，而且在樓下也儘力維持這個秩序。他說了好幾次，在小說中尤其明確，一個好的總管，就是要有尊嚴（dignity），「一個與自己地位相稱的尊嚴」（dignity in keeping with my position)。因此，他的尊嚴，並非是現在自由主義所謂平等的尊嚴（equal dignity），而是過去保守主義認可的上下尊卑意義結構里的尊嚴。這與戰前，甚至戰後日本社會的自我認知是異曲同工，都不是平等的尊嚴，都是等差序列的社會秩序；日本社會每個人都很注意自己所處的位子，每個位子是由儒家尊卑長幼男女的原則所決定。但是，史蒂文斯畢竟不是一個真正的老化石，一個只懂得忠於主人的僕人而已，而是一個多少經過現代洗禮的人，生長在興起個人主義的英國。

所以，他往往以專業精神或主義（professionalism）來要求自己的工作表現，以及衡量其他樓下僕人的工作，在封建社會的忠僕精神注入現代的專業主義，更重要的是他賦予他的工作一個更大或終極意義——他很有意識經由效忠主人，達成效忠英國，甚至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這不會是，也已經不是一個17世紀忠僕可以有的觀念，這是一個與時俱進來到20世紀的忠僕思想。

所以，史蒂文斯就說了，他對達林頓伯爵的信任，不是因為他有錢有身份地位而已，而是達林頓伯爵有過人的智慧與道德。然而，史蒂文斯的悲劇，就在於他所深信英國貴族的執政能力與貴族領導的尊卑秩序，在20世紀是一個每下愈況崩壞的過程，而不是一個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國。史蒂文斯的深信，已經到了執迷不悟的地步。話句話說，他對舊時代秩序的信任（trust），已經是一種宗教情懷信仰（faith），他說他對伯爵的判斷有完全的信任（every trust in his lordship『s good judgement)。

因此，儘管達林頓伯爵的乾兒子三番兩次企圖喚醒史蒂文斯，告訴他達林頓伯爵雖然有良好的意圖，但是他的判斷是完全錯誤，他的能力根本無法處理目前納粹德國暴走的狀況；這些忠言逆耳的話對當時的史蒂文斯如同對牛彈琴，史蒂文斯完全無動於衷。

不僅如此， 史蒂文斯為了信仰，為了對自己所信仰的社會秩序作出貢獻，還多次刻意忽視女管家基頓女士對他的愛意。就算是基頓女士告訴他，她已經接受別人的求婚那個晚上，史蒂文斯仍是以服務當晚在達林頓堂召開的秘密會議為重，完全壓抑自己的感情，完全不去試圖挽回基頓女士心意，這造成了史蒂文斯另一種個人的悲劇：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悲劇。

這個悲劇的代價在史蒂文斯所信仰的秩序崩壞後，在事實證明達林頓伯爵的判斷完全錯誤以後，更顯得難以接受。 所幸在小說與電影的開始，史蒂文斯認為可能還有一些挽救的機會，這就是書名中remains的另一個意思：在生命的余年追求自己當年應有的幸福。

可惜的是，在故事的尾聲，史蒂文斯的一絲希望最後是落空的。當基頓女士對他說，我們無法將時光倒轉，無法繼續想像另一個可能性，應該滿足於現下，史蒂文斯終於承認，他聽到這些話以後，在那時刻，他的心都碎了（at that moment， my heart was breaking)。這句話在電影里沒有，因為這句話還是史蒂文斯心裡的話，不是他對基頓女士接著繼續說的話，他接著說的是一些安慰基頓女士的話，祝福她要把握剩下的人生， 不要再讓一些愚蠢的想法阻礙了她應有的幸福。 (You really mustn』t let any more foolish ideas come between yourself and the happiness you deserve).

在這剎那，以婉轉內斂的文字修飾暴亂的情緒，將文字的張力無限炸開。接著是陷入一個深淵無底洞的空虛失落感。

史蒂文斯與基頓女士在車站告別

儘管石黑一雄所描述與批判的是英國的歷史情境，不過，卻同樣可以轉移到批判戰前日本，很多日本人對於軍國主義有真實的信仰，因而日本戰前的問題，絕不是一小撮軍國主義者的所作所為就可以解釋到令人滿意，而是有為數眾多的「史蒂文斯」停止理性判斷，近乎無私地信仰戰前政府的領導與秩序，才使得日本一步一步走向毀滅的不歸路，而且還殃及鄰國甚多。這也就是為何作者本人強調他的作品普世性的原因——信仰，尤其是盲目的信仰，總是帶來群體與個人的悲劇。

達林頓伯爵辭退僕人中的猶太難民，史蒂文斯這樣為他辯解

當然，由於小說與電影直接所觸及的是大英帝國的落日餘暉與舊時代秩序的結束，這深深觸動了英國人的心弦，似乎只有英國人才能寫的出這樣的感傷與懷念，而一位新移民如石黑一雄寫來，更是難能可貴。在小說與電影里一個最重要的場景，就是達林頓伯爵在達林頓堂召開大型國際外交會議，邀請歐洲各國以及美國的政治人物，一同討論如何確保歐洲的和平，實際上就是如何善待或姑息德國。在會議最後一晚的晚宴上，美國參議院（電影中是眾議院）議員劉易斯先生很不滿大會採取的政治方向。

因而，他起立致謝主人達林頓伯爵的熱情招待以後，接著狠狠地罵了達林頓伯爵一頓，同時順便把整個歐洲一起批判一次，劉易斯議員主要的意思就是，像達林頓伯爵這種紳士，雖然意圖很好，但是終究是業餘的政治家，對國際大勢沒有正確的了解，他主張國際事務必須交給專業人士來處理，最後他請與會貴賓為專業人士乾杯，當場鴉雀無聲，沒人理他。

劉易斯議員這段對達林頓伯爵的批評雖然是正確無疑，但是放諸大英帝國的歷史，卻是基本上錯誤的。大英帝國的興起，絕不是建立在所謂善良的意圖上，不是喝奶水長大的狼，而是貪婪與利益所驅使。誠如19世紀劍橋大學欽定現代史講座教授約翰·羅伯特·希里（John Robert Seeley）在《英格蘭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書里，為大英帝國辯護時就說了，「看來我們可以說是在不做多想之際，已經征服了半個地球」（we seem， as it were， to have conquered half the world in a fit of absence of mind」），這是說英國的帝國主義雖非惡意，亦非善意，而是無意之間的成果，這辯解個無疑透漏背後的動力就是利益至上與投機主義。

然而，向來精打細算的大英帝國，到了20世紀，卻是一錯再錯，最致命的錯誤，便是如同尼爾·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戰爭的憐憫》（The Pity of War）一書里所說的，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英國犯的一個滔天大錯。一戰後，英國不免顯得老態龍鍾了，所以，劉易斯議員的訓斥，與其說正中鵠的，不如說象徵美國的崛起。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已經取代英國，成為實際上的世界第一強國。因此，這場晚宴亦是宣告大英帝國的沒落，過去的光榮至今已經泛黃。劉易斯議員充滿自信的口吻，不外是提醒英國沒落的當頭棒喝。

於是，《長日留痕》在此亦是繼承了20世紀以來，英國這類描述大英帝國沒落與舊秩序瓦解文學作品的傳統，比如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的名著《重返布萊茲海德莊園》（或譯為《故園風雨後》，Brideshead Revisited）與福特·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1873-1939）的《陳列的終結》（Parade『s End）。也只有置放在這個文學傳統里，才更能感受《長日留痕》深厚的意蘊，才更能看到石黑一雄青出於藍的地方，他的反省並不亞於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

本文原標題：《信仰的悲劇——石黑一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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