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告訴你什麼是正確的經濟學
轉自微信公眾號 徐瑾經濟人（ID:econhomo）
因為這段時間在美國訪問，所以這一屆諾貝爾獎裝熟大會,我原本計劃不參加了，從人人都喜歡說的文學獎開始就懶得說，只打醬油參加了國慶朋友圈攝影大賽。。不過經濟學獎既然如此，還是聊一下嘛。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泰勒 （Richard H Thaler），獲獎理由是他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獎金為900萬瑞士法郎，算下來技術700多萬吧，京滬內環買房困難。
2014錢歸錢，學術歸學術。泰勒獲獎其實非常符合人心，早幾年行為經濟學領域的朋友聊天中就覺得他有可能，而2013年行為金融學領域的席勒就以在資產定價實證分析領域有重要貢獻獲得獲獎。
經濟學在金融危機之後的反思其實仍舊在進行之中，問題主要存在於宏觀經濟學領域，而個人認為行為經濟學恰恰經濟學未來最有革新意義的領域，二者的結合值得期待。
問題來了，如何假裝和新一屆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很熟？
我已經準備好文章了，讀完之後不過癮，文末有彩蛋，閱讀原文可以看到鏈接——只能幫到這裡了。
理查德·泰勒 芝加哥大學多年，剛剛拜訪過芝加哥大學貝克與弗里德曼經濟學研究中心（The Gary Becker Milton Friedma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這裡是已經是諾獎得主最多的學校之一，經濟學更是世界前列。發張圖片感受一下。
錯誤的行為 正確的經濟學
青年學者 徐瑾
「你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變得主流？」當羅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到訪中國時候，一位知名媒體人曾經如此問他。他無奈地笑了笑說，「直到我獲獎為止」。作為耶魯大學著名教授與暢銷書作家，席勒以「動物精神」、「非理性繁榮」等概念為讀者熟悉，其成就之一就是在傳統金融領域引入行為經濟學概念。而他所謂的「獲獎」，其實也就是最近兩三年的事，他在2013年因「資產價格實證分析方面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金融學是受行為經濟學影響最大領域，以席勒的成就，尚且在主流經濟學如此被孤立，可想而知，整個行為經濟學在學界狀況如何。某種意義而言，選擇行為經濟學的學者都有點離經叛道，因為這是一條走的人很少的路，但在這條路上做出成就的人，往往也富有主流經濟學不常見的智慧。理查德·泰勒也是其中一員，屬於在行為經濟學領域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著名行為經濟學家卡尼曼就曾評價「泰勒最大的優點或者說他的與眾不同之處，就是他很懶。」泰勒新著《錯誤的行為》不僅可以看做他個人對於行為經濟學求索之路，也可以看做行為經濟學如何開枝散葉變得主流的過程，正如他所言，五十歲以下經濟學家都會談及行為經濟學。
他從1995年起任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行為科學與經濟學教授、決策研究中心主任，他青年時候就趕上行為經濟學發軔階段，得到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人指導，也是是丹尼爾o卡尼曼論文合作者，羅伯特o席勒也曾引用過他的研究。他的研究聚焦於心理賬戶、自我控制、公平與金融等。
泰勒對於經濟人認知的顛覆與他剛當老師時候一次經歷有關。他當時教微觀經濟學這門課，學生對他很不滿意，理由是其中考試成績很低。因為他期待考試對學生考察可以有差異性，分為不同等級，這也意味著他的考卷對於大家來說有點過難，最終他也得到他想要的結果，差異性足夠大，然而總分為100 分的考試，全班的平均分卻只有72 。他之所以最初這樣設計，也是因為最終的考試成績是以A、B、C、D劃分的，考試分數其實不影響大家等級，但是學生對於72的平均分很憤怒。
作為年輕老師，惹得學生不高興不是件好事，泰勒希望保住飯碗，於是他做了彌補，他把考試總分從100 分提高至137 分。如此一來，如果學生答對其中70% 問題，但平均分卻能達到96 分，其實考試難度比上一次略難。但是結果出來後皆大歡喜，雖然學生們知道滿分是137，但是137不容易與百分直接這算，看到自己分數接近或超過100 分，大家欣喜若狂，而不會思考自己在百分制下的成績。
學生們看起來很愚蠢，但經濟學家們也沒好多少。他去芝加哥大學求職時候，面試完經濟學們同仁們送他出來，結果在停車場看到地上有20美元，他毫不猶豫撿起來，結果大家都哈哈大笑：這是一場故意的測試。這個場景對於經濟學家來說很反諷：按照芝加哥學派的名言，如果地上有鈔票經濟學家也不會撿，因為如果是真的，別人一定早就撿起來了而等不到你來撿。這個小插曲看起來最終沒有影響泰特在芝加哥大學求職。
行為經濟學的一連串研究對象，很多時候看起來像人類蠢事傻事集合大全，讓人大跌眼鏡之餘，其實也讓人重新思考這些看似「錯誤」的行為背後認知。這些認知有什麼幫助呢？我覺得可以從三方面展開。
首先，就人性與經濟學的判斷而言，人並不具有經濟學理想中的理性，至少生活中大部分情況不是，在做關鍵決策時候也並不是，換而言之，人的理性具有有限性，人天生具有非理性傾向，甚至理性往往是感性的隨從，即人是理性動物。這並不是對於主流經濟學的全然顛覆，而是拓展經濟學對於人性的認知，經濟人的模型不用被拋棄，但是大家應該認識到其有限性。
其次，上述這點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也會改變很多既定思維，不僅是個人生活之中，在管理學以及公共政策中也有很多幫助。行為經濟學影響最大領域是金融學，原因就在於金融市場數據的豐富和完善可以迅速檢驗，對比之下，宏觀經濟學因為很難檢驗，所以對於行為經濟學接納有限，而泰勒就最期待行為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發展。即使行為經濟學目前在宏觀經濟學影響有限，但是還是可以在宏觀政策方面給出給幫助，畢竟經濟學家是對公共政策影響最大的學科。很多時候公共政策不僅要有好的動機，有經濟學的傳統考慮，也應該考慮行為經濟學角度的意見。
比如泰勒時常提到一個案例，即教師在開學前領到獎金比學期結束領到獎金，對於學生的幫助更大，泰勒以往和政屆人物合作的助推很多思路也與此有關，他曾經與白宮人士卡斯·桑斯坦合作過一本《助推》，建議政府應該用「助推」的手段幫助民眾做出最佳決策。
最後，從大歷史的角度審視當下，我們可以對非理性行為以及行為經濟學有著更多思考。正如外界所持續鼓噪的那樣，這是人工智慧時代，人的非理性其實有了更多價值。人類進化到今天，絕不僅僅是理性的結果，也是非理性的結果，這些看似非理性的行為往往源自數百萬年前的進化遺迹。某種意義上，非理性和理性一起塑造了人類，幫助人類的進化，這其實就是人類智能的突出之處。
對比之下，人工智慧的進步往往體現在確定規則之下的博弈，比如戰勝圍棋高手李世石的阿爾法狗之類，那麼未來來看，人類優勢可能是在不確定情況之下的博弈，從這個角度而言，人的動物性其實是在保護人類。更進一步，越是計算的時代，那麼對於各種非理性行為以及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就更值得挖掘，在一個人腦遭遇機器超越的時代，這或許會成為科技飛躍與人類自救的最後一張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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