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r Pichai 和他的谷歌進化論

編譯 | 不定項 高靜宜

來源 | 衛報

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成長於印度東南部的金奈。童年時的他不得不經常去醫院領取母親的血液檢查結果，這趟路途需要坐 80 分鐘的公交車，抵達醫院後又需要站著排隊一個小時，甚至時常排好隊後被告知結果還沒有準備好。

當皮查伊 12 歲時，他的家人花了 5 年時間才買了第一部撥號盤式電話。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打電話給醫院只需要十分鐘，也許他們會告訴我，『還沒好，明天再來吧！』」皮查伊說，「同樣是過了很長之後，我們才擁有了一台冰箱。我見證了母親的生活是如何改變的：她每天不再需要花費大量的做飯，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我們。當時，我能夠清楚地感受到科技對生活的作用，現在也是這樣。我對此非常樂觀，並且充滿活力，我覺得有義務加速科技普及的進程。」

如今皮査伊已經 45 歲，他身材瘦長，帶著柔和的印度口音。在加州山景城的谷歌總部，他的辦公室位於一個安靜的角落，他講話的時候總是仔細斟酌，時常停頓以尋找合適的詞語。辦公室里擺著幾件專門設計過的傢具，辦公桌上總是堆滿了文件——這是皮査伊必須跟上的節奏。儘管科技巨頭的 CEO 總讓人感覺是出自同一個模板，但他的冷靜外表總是人讓人消除疑慮。自從皮査伊上任以來，一個谷歌的僱員引用了一句話：「所有的混蛋都可以離開了。」

當谷歌在 2015 年重組業務時，它創建了母公司 Alphabet 作為更多實驗性項目（例如太空探索）的大本營，同時把利潤豐厚的消費項目留給谷歌。谷歌的聯合創始人佩奇和布林搬到了 Alphabet ，皮査伊自然而然地成為了谷歌 CEO 的熱門候選人：他已經在谷歌瀏覽器和安卓系統上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相比於佩奇和布林，以及前任 CEO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皮査伊是一個謙遜而低調的關鍵人物。「我並不怎麼接受媒體的採訪。」施密特坐在辦公室里對記者表示。隨著談話的深入，會發現任命他為 CEO 可能是谷歌最精明的舉措。他會是完美的第二代首席執行官嗎？他在 Gmail 收件箱里肯定有許多郵件，畢竟現在谷歌爭議的點如此之多，從避稅到反壟斷問題，再到頁面的極端主義內容和僱傭行為中的性別歧視指控，這些事件甚至都有了自己的維基百科條目。

今年年初，皮査伊宣布了谷歌從「移動優先」到「AI優先」（AI First）的重大轉變，這意味著谷歌對人工智慧技術和產品的重視。隨後，谷歌發布了具備語音識別的Google Home，用戶可以用過語音請求播放音樂或是控制燈光。在未來，還會有更多與圖像識別有關的應用。

「在 AI 優先的世界裡，人和機器的互動會更加流暢自然。」皮査伊解釋道，「例如，有了語音識別，你可以和機器對話。與此同時，我們還在研究谷歌鏡頭，這樣計算機就能夠理解你所看到的事物。」這項應用將在今年推出，可以為智能手機的相機增加圖像識別的能力：用戶上傳一張餐廳的照片，系統就可以找到網路上的評價。皮査伊同樣還將機器翻譯作為人工智慧的典型應用，同時表示，無論是語言的還是視覺的技術，都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年內達到更高的精確度。

但這就是谷歌的銷售變得棘手的地方。此前，谷歌的許多應用都被視為侵犯個人隱私，例如根據用戶個人數據提供定製化的廣告策略，利用某個人的位置提供本地信息。自從 2013年斯諾登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和軍情五處（MI5）通過科技公司獲取個人信息以來，谷歌在隱私方面一直面對的公眾的質疑。

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這一擔憂又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領域。2013 年，谷歌收購了英國 AI創企 DeepMind，目的正式為了進一步發展其 AI 能力。但在製造可以思考和行動的機器上，公司又要面臨安全性和倫理方面的問題。皮査伊會承認這些問題嗎？「我認識到，在矽谷，人們對技術變革的速度非常痴迷。」他說，「這是非常難的一部分……有時候我們會衝刺，但作為個人時常會失敗。作為人類，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想要快速改變——至少我認為不是這樣。」

另一個引起關注的問題是谷歌勢不可擋的增長趨勢：一年前它針對印度市場「下一個億」的智能手機用戶推出了一項工具，它可以解決聯網速度緩慢等問題，同時讓用戶更快地訪問 YouTube 網站。

這難道不是一種科技界的帝國主義，正在逐漸向發展中國家滲透？皮査伊為這項爭論做好了準備。「我想讓谷歌成為全球化的公司，」他爭論道，「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一家美國本土的公司…我們並不只是打造谷歌的產品和服務，我們同時在建設基礎設施的平台。因為，當我們在第一個地區增強智能手機的功能時，同樣增強了這個地區的企業生態。這其實是一個雙贏的舉措。」

他的雄心是讓安卓系統變得更加便宜，甚至可以用到30美元的智能手機上。皮査伊曾說，在這項目標達成之前，他能夠描繪出「一條清晰的發展路徑」，這也關乎全球 50 億的用戶。「我們想讓技術民主化，」他說，「一旦每個人都能夠擁有接觸電腦和互聯網的能力，那麼無論你是諾貝爾獲獎者或是普通的孩子，你們都能夠做同樣的搜索，獲取同樣的知識。」

無論如何，皮査伊在谷歌的晉陞之路是值得記錄的。他出生在金奈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中，母親是一位速記員，父親是一位電氣工程師，他還有一個弟弟，共同居住在一間兩居室的公寓里。儘管他們沒有車，但是一家四口時常組織家庭旅行。「年輕的皮査伊十分害羞，但他總是非常自信和堅定，」印度技術學院的教授 Sanat Kumar Roy 回憶說，他曾教了皮査伊四年的冶金工程，「我認為他是有一些天賦的。」

1993 年畢業之後，皮査伊獲得了斯坦福大學材料科學碩士的 Offer 和獎學金。他的父親從家庭儲蓄中抽出了將近一年的工資，為他支付了前往舊金山的機票。「當我著陸的時候，我的寄宿家庭把我接到住處，當時我認為加州看起來是褐色的。」皮査伊回憶說，「她糾正了我，說，『加州遍地是黃金，不是棕色的！』」

當皮査伊第一次接觸到計算機時，他感到那是一種文化層面的衝擊。「我當時不懂互聯網，但那種改變對我來說是非常巨大的，我甚至產生了一些疑惑。但我隨即認識到矽谷是一個特別的地方，大家會認真考慮我的想法，並不會顧及我是誰或者我來自哪裡。或許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但這正是美國的特點：來了之後，你的想法會被認真對待。」

從斯坦福畢業之後，皮査伊開始在麥肯錫工作，同時攻讀 MBA 學位。在 2004 年，皮査伊加入谷歌，兩個成功的項目奠定了他在谷歌的聲譽。一個是谷歌 Chrome，這個無處不在的網路瀏覽器正是脫胎於他領導的十人團隊。他還記得當原型開始工作的時刻，並且意識到效果非常好。

但也有明顯的阻力：當時沒有人願意挑戰微軟強大的 IE 瀏覽器。皮査伊說，「這裡的大多數人都不想讓我們做瀏覽器，所以我們的工作有些隱蔽。甚至當我們的工作有了一些成效時，我把成果展示給佩奇和布林，他們都還有些疑慮。」但是皮査伊獲得了用戶的認可：根據 NetMarketShare 的數據，谷歌瀏覽器於 2008 年發布，目前已佔據了 60% 的市場份額，而微軟的 IE 瀏覽器的佔有率不足 16%。

現在已被 20 億人使用的智能手機系統安卓，最初開始於谷歌在 2005 年收購的一家小公司。在 2013 年，皮査伊取代 Andy Rubin 成為安卓的領導人，他認為業務員模式需要一種改變，「要做的更好，同時保持創意，這意味著你需要有一個可以讓人們共同努力的組織構架，而不是依賴於關鍵的領導人物。」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皮査伊自己也是關鍵的領導人物。自從成為首席執行官依賴，他一直在監管著谷歌的 7 個產品，每一項都被超過 10 億人使用：搜索業務、YouTube、Gmail、瀏覽器、地圖、安卓以及谷歌應用商店。

經營一家用戶數量比世界上任何國家人口都要多的企業，總是會在地緣政治和社會問題上遇到棘手的問題。來自外界的監管正在迫近，特別是當近期俄羅斯購買政治廣告影響美國大選的新聞沸沸揚揚。歐盟上個月指控谷歌在搜索廣告業務中濫用其主導地位，並對其徵收了22億歐元的罰款，此舉也旨在推動迫使科技巨頭支付更多稅的計劃。

在所有這些問題上，皮査伊都將谷歌的意願表達為希望尋找全球合作的解決方案。他頻繁地解釋公司在稅收方面的立場，它甚至成為了「節稅」商業慣例的代名詞。「在稅收方面，我們只會主張更合理的全球稅收結構。」他表示。但這是不是暗示著如果納稅的漏洞被取消，谷歌會願意繳納更多的稅款？這點與施密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宣稱自己是「驕傲的資本主義者」，並堅稱谷歌只是利用了政府的激勵措施。皮査伊很巧妙地迴避了這個問題，甚至引用了巴黎氣候協議作為國際合作的例子：「提出全球合作框架來解決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公司或者國家能夠改變進步的速度。」

上個月，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在紐約聯合國(UN)的一次演講中，提出希望科技公司在防治網路恐怖主義活動中承擔更多責任，要求他們在兩個小時內刪除平台上的極端主義內容。

「她正在努力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皮查伊表示贊同，「我們應該比現在做得更好。但這麼處理這麼大規模的內容是非常困難的。從理論的層面說，我們沒有分歧，但實際操作的時候會遇到一些特定的難題。」在達成一些共識之後，谷歌在今年六月份發布了一項聲明，宣布將增加警告並屏蔽煽動性視頻的廣告，同時加大人力和演算法的投入，標記並刪除極端主義的內容。

在自由主義的背景之下，谷歌要在允許各方表達觀點，以及防止極端內容之間達到艱難地平衡。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谷歌尋求科技公司以及聯合國的多方合作，而非更公開地談論其政策：將問題外包出去，與各方合作可以讓谷歌避免強調其地緣政治力量。

皮査伊所言非虛，然而深思熟慮和刻意迴避之間的界限往往非常微妙。長期以來，谷歌都在努力避免任何看起來跟政治掛鉤的問題，也代表著高新技術產業的普遍意向。舊金山一系列抗議活動都在針對谷歌，谷歌班車甚至被抗議者圍堵，而其他公司的豪華通勤班車卻並未被殃及。「作為一家公司，我們最終會成為許多事情的一個代表符號，無論我們是否願意都將如此。」皮査伊說道，「我們不得不成為一個標杆，要知道犯錯也是很費錢的。」

最近，他解僱了一個名為詹姆斯·達莫爾的工程師。他曾撰寫了一份頗具爭議的備忘錄，裡面抨擊了公司的多元化舉措以及性別平等政策。詹姆斯的言辭不僅激起了谷歌女性員工的憤慨，還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遭到了右翼評論家的強烈譴責，認為谷歌壓制了員工的言論自由。一位專欄作家認為，皮査伊應該因沒有為員工考慮而離職。

儘管許多評論家把解僱詹姆斯的決策看作關於言論自由的聲明，皮査伊卻把這視為一個工作場景下的問題。「顯然，你享有言論自由的重要權利，但人們也同樣需要免受騷擾和歧視的工作環境。 女性在技術員工中佔比 20% 左右。沒有人想要設計、策劃些什麼，我們只是在努力解決問題。我們是第一個發布員工構成多樣性數據的公司。」

四月，美國勞工部指責谷歌「對婦女的系統性補償差距橫跨整個員工隊伍」。九月，谷歌在一項集體訴訟中被指控系統性地向男性員工支付高於女性員工的薪酬。「在任何與政府產生衝突的情況下，你都不會看起來很好。」皮査伊表示，「最重要的是，我們的高級職務及高薪職位中並沒有很多女性成員。我們正在努力解決阻礙女性發揮真正潛能的問題。我對此非常期待。」

珍·菲茨帕特里克於 1999 年開始在谷歌實習，現任谷歌產品及工程副總裁一職，在 2004 年皮査伊加入谷歌后，他們一同工作。和大部分谷歌的員工一樣，她也表示皮査伊的深思熟慮使他廣受尊敬。「皮査伊並不畏懼提出強硬的要求。」珍說道，「但是他在做這樣的決策之前，會首先確保他聽到了公司中相關人員的聲音。他不會在孤立的情況下強硬提出要求。」

考慮到主流文化，矽谷的一些人認為他的任職是一種風險。蘋果聯合創始人斯蒂夫·喬布斯、亞馬遜創始傑夫·貝佐斯及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都是利己主義者，換句話說，會為不當行為辯解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鼓勵這些行徑的發生。六月，科技圈裡的「壞小子」—— Uber 公司前 CEO 特拉維斯·卡拉尼克甚至因醜聞被迫離開他一手創立的公司。

對此，皮査伊表示，他曾見過喬布斯，認為人們對於他積極、熱情、具有動力的一面，表述還不夠充足。「我認為矽谷中有許多領導者。Hewlett 和 Packard 在矽谷創立了惠普，這是一家價值觀很強的公司，對員工和合作夥伴都非常友好。我從來不覺得這些東西是互相對立的。就谷歌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與他人合作。從管理哲學的角度來說，我希望找到有能力與他人一起出色完成工作的人，而不是僅靠單打獨鬥取得輝煌的人。」

皮査伊把他自己在家的狀態形容為一個新聞迷，每天的生活都從一個煎蛋、一杯熱茶和一打華爾街日報開始。在印度，報紙雖然無處不在但是價格昂貴，等祖父和父親讀完，才能輪到皮査伊讀報，他也學會了為版面進行談判。他和妻子 Anjali 在大學相遇，他們現在與女兒 Kavya 和兒子 Kiran 一起生活。他所熟悉的為閱讀談判存在於大多數家庭，用於限制大家的時間，不過現在他不是那麼肯定了。「當我們的孩子閱讀時，我們會感到十分舒適。但如果他們在 Kindle 上閱讀或是在 YouTube 上看教學視頻呢？這還算不算呢？」他說道。

「在谷歌，有很多傑出的員工表示他們的整個高中時期都在玩電子遊戲。」他說，「電子遊戲讓許多人在長大後進入了計算機科學領域。我也認為，這一代孩子需要應對一個全新的世界。上一代的人總是會對新技術感到不安。」他指出，在萊特兄弟的時代，報紙上就曾有一些嚴肅的觀點，擔憂自行車會帶來危機，讓年輕女性可以騎車逃跑。「我們的孩子變得更加擅長處理這些信息。我並不是說我對這件事有了定論，我也在為之付出努力。」

皮査伊在印度非常有名，人們會蜂擁而至其所到之處。他的故事也是每一個家庭的夢想：努力工作就能有所收穫。那麼，身負這種巨大的名望，他會回到印度進入政壇嗎？對於這個問題，他顯得有點尷尬，並在座位上動了動。「我並不擅長這個......但我想回到印度，回饋印度。我在那裡得到的支持是難以置信的，非常震撼。」

當被問及掌管谷歌的感覺時，皮査伊停頓了一下，視線從地板轉向窗外。「歷史表明，事實與人們所擔心的事通常相反。回顧十年前市值最大的公司：你的公司越大，就越可能處於不利地位。」他談到了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創建小團隊的重要性，即便谷歌目前已經有66000 名員工，股價達 642 美元。「作為一家大公司，你要努力確保萬無一失，避免過於體量過大，因為你會看到那些小型、靈活的創業團隊的優勢。幾乎一件偉大的事都是一個小團隊開始的。」

他並沒有迷失，他知道谷歌最大的威脅可能源於它自身的成功。這也驗證了往往在達到顛覆時，最擔心的就是跌回谷底。「你總會覺得在矽谷的某個車庫裡有一些人，他們做的會比你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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