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不可言說之物我們必須保持沉默

對於不可言說之物我們必須保持沉默。

何謂沉默，就是指對眼前的事物或者心中所想閉口不言，把言語滯留在心裡而不表達出來。

凡可說的，皆無意義。凡有意義的，皆不得不以荒唐的語言傳遞其意義。

一個新生的辭彙，宛如一顆播種在討論的園地里的新鮮種子。

每天清晨到來的時候，你都應該翻起地上那些無用的碎石塊，去觸摸那些富有生機的、溫暖的種子。

我曾說過的這句話或許恰如其分：先前的文化將變成一堆廢墟，最後變成一堆灰燼，但精神將在灰燼的上空迂迴盤旋。

每個悲劇的開章都可以寫道：「本來什麼都不會發生，倘若不是……」

躺在成就上就像行進時躺在雪地里一樣危險。你昏昏沉沉，在熟睡中死去。

不停地問「為什麼」的人，就像站在一幢建築物前讀導遊手冊的遊客一樣，忙於閱讀這個房子的建造歷史，以至於妨礙了他們看見這幢建築物。

一個人可以不相信自己的感覺，但是不能不相信他自己的信念。

一個人能夠看見他擁有什麼，但看不見他是什麼。

一個人懂得太多就會發現，要不撒謊很難。

撒謊對自己有利的時候，為什麼要說實話？

說謊是一種語言遊戲，像任何其他語言遊戲一樣，它是需要學習的。

對某人談他不理解的東西是徒勞的，哪怕你告訴他，他也照樣不能夠理解。

哲學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破除偶像。

哲學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邏輯上清晰。

哲學的對象是對思想的邏輯闡明。

哲學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活動。

世界是事實的總和，而非事物的總和。

世界的意義必定在世界之外。

世界中一切事情就如它們之所是而是，如它們之所發生而發生；世界中不存在價值。

如果我們思考世界的未來，我們通常的觀念是：世界正沿著我們目光所視的前方行進，最終到達目的地。通向世界未來的道路並不筆直也不平坦，它曲線前行、方向變換不定。

語言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

文明只能提前擁有它的史詩作者，正如一個人不可能在死亡到來時報道死亡一樣……文化只有處在可預見其沒落的那個時刻，這些作品才得以創作出來，因為以後不會再有人去描述它了。所以，它只能以先知隱晦的語言記錄下來，只為極少數人真正領悟到，這一點也不奇怪。

由經驗來證明，其正當性是有盡頭的。如果它沒有盡頭，它就不是正當性的證明。

我書寫出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段落，都在努力闡明整個事物。為了能夠說得清楚明白，我不斷嘗試對同一個事物進行多次不同的闡述。最終，這些闡述好像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同一事物的觀察。

讓內在的精神顯現出來，這是一種巨大的誘惑。

如果某個人僅僅超越了自己所處的時代，那麼時代的車輪遲早會趕上並且超越他。

我們正在與語言搏鬥。我們陷入了與語言的搏鬥之中。

思想家和製圖員非常相似，都是想把生活中事物之間的各種聯繫描繪出來。

語言給所有的人設置了相同的迷宮。這是一個巨大的、小徑分叉、迂迴曲折的複雜迷宮。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又一個人沿著一條道路走進迷宮，甚至可以預見到他們將在哪裡走上錯誤的道路，在哪裡直行而忽略一些本該拐彎的地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所必須做的事就是要在迷宮的所有路口豎起明確的路標，幫助人們躲開危險區域，走上安全地段。

我相信一點：歌德真正尋找的東西，不是關於顏色的生理方面的理論，而是關於色彩的心理方面的理論。

懺悔，必須成為一個人新生活的一部分。

如數字那類對人們感官產生較小直接作用的事物，具有更多的「純潔性」。

一件藝術品的光芒明亮，卻不能夠獨立地散發出來，它需要在其他光芒的照射之下才能夠散發出來。

有的時候，思想也會在沒有成熟的時候，從樹上掉落下來。

我覺得在研究哲學的時候，應該不斷地改變姿勢，以避免因有的時候，思想也會在沒有成熟的時候，從樹上掉落下來。為某一隻腳長時間站立而變得僵硬。這樣做就像那些攀登高山的人們，總是在一段時間之後倒退一會兒，從而舒展不同部位的肌肉，以獲得放鬆和恢復體力。

在哲學研究的競賽之中，獲勝者是跑得最慢的人，或者說，是最後達到終點的人。

我如同一個拙劣的騎手騎在駿馬上那樣，騎在生活之上。我的技術如此拙劣，而直至今日依然沒有被馬兒拋下，乃是因為馬的性格溫良。

一切偉大的藝術之中都有一頭野獸：一頭馴服了的野獸。比如，門德爾松那裡就沒有。一切偉大的藝術都把人的原始衝動作為基礎低音。它們不是旋律（也許如同它們在瓦格納手中一樣）。但是，它們是那種可以使旋律獲得深度和力量的東西。

值得稱讚的不是恐懼，而是被克服掉的恐懼，它讓生活有了價值。一顆長成了大樹的種子，不是機智，不是靈感，而是勇氣。在這種程度上，有多少勇氣，就存在多少生與死的聯繫。（此刻，我正在思考萊伯和門德爾松的管風琴樂曲。）可是，看到別的人需要勇氣去完成某件事情，這樣卻並不能使你贏得勇氣。

必須說些新的東西，儘管它們其實還是舊物。有時候即使你說出的東西是舊的，其實它的意義依然是新的。

不要以他人的例子作為你的指南，而應該將本質當作你的嚮導。

天才是能夠讓我們忘記大師的才能的東西。

天才是能夠讓我們忘記技巧的東西。

天才唯有在技巧的單薄之處顯露出來。

天才是妨礙我們認識大師的才能的東西。

才能唯有在天才的單薄之處顯露出來。

天才並不比任何一個誠實的人有更多的光，但他有一個特殊的透鏡，可以將光線聚焦至燃點。

有的時候，要想理解一個句子的含義，需要用合適的速度去讀它。我的句子都需要慢慢地讀，才可能被理解被領會。

我內心的秘密在一起交錯糾纏。因此，我每次展示內心的時候，都必須把這些秘密分開來。

一部典型的美國電影，有的是樸實的，有的是無聊的。然而，雖然它們無聊，卻在這種無聊的表象之下給了人們一些教益。相反的是，一部愚昧且矯揉造作的英國電影卻不能夠給人任何教益。這就是它們之間最本質的不同。就我本人來說，常常可以從一部無聊的美國電影中獲得教益。

尼採在自己作品中的某一個地方寫到，哪怕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詩人和思想家，也都寫過平庸低劣的作品，它們與優秀的作品有明顯的區別，然而，事實卻並不全是如此。確實，一位園藝工人的花園裡除了有玫瑰花之外，還有很多別的東西，比如，肥料、廢物和雜草。但是，將這些東西區別開來的依據不在於它們的價值，而主要是取決於它們在花園裡所發揮的不同作用。

一個句子雖然看上去是壞的句子，卻可能正是好句子的胚胎。

書籍充滿著生活——不是像人那樣的生活，而是像螞蟻那樣的生活。

決不要登上荒蕪的聰明山峰，而要下到綠色的愚蠢山谷。

我不認為有任何一個詩人可以同莎士比亞並肩站立。在文學史上，與其說莎士比亞是一位詩人，倒不如說他是一種語言的創造者。

我只能驚訝地注視著莎士比亞，我的這種感情絕對不是矯揉造作。

我對絕大多數莎士比亞讚頌者的態度懷有深深的疑慮。我認為他所遭遇的不幸在西方文化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人們錯誤地安排了莎士比亞的位置。

一個時代誤解另一個時代。一個小小的時代以自己那種令人厭惡的方式誤解其他一切時代。

故事的開始是這樣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於1889年4月26日出生於奧匈帝國的維也納，父親卡爾·維特根斯坦是歐洲鋼鐵工業巨頭，母親萊奧波迪內，哈耶克外祖父之姑表妹，是銀行家的女兒。路德維希在八個子女中排行最小，有著四分之三的猶太血統，於納粹吞併奧地利後轉入英國籍。

維特根斯坦自幼跟隨兄姊在家裡接受教育，然而家庭教育的結果卻無法使其達到正規高中的接納標準。直到1903年在通過入學考試後前往林茨的一所以技術著稱的中學學習，與阿道夫·希特勒同學，不過尚未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這兩位重要人物有過任何深入的交往。

和一些偉大人物一樣，維特根斯坦在中學的成績並不好，大都處於中下水平，在度過了三年的不愉快後，更帶著高考的落敗離開了這裡。少年路德維希愛好機械與技術，十歲時就制出過一台簡單實用的縫紉機。其最初的志向在於物理學，曾經渴望師從著名物理學家玻爾茲曼，然而，後者於1906年自殺，使得維特根斯坦的希望毀於一旦。隨後維特根斯坦又立志成為一名工程師。

1906年，維特根斯坦前往柏林學習機械工程。1908年，進入英國曼徹斯特維多利亞大學攻讀航空工程空氣動力學學位。期間，為了徹底搞清螺旋槳的原理，同時出於對數學基礎的興趣，維特根斯坦閱讀了伯特蘭·羅素與懷特海合寫的《數學原理》以及戈特洛布·弗雷格的《算術基礎》。

在1911年夏天拜訪了弗雷格後，維特根斯坦聽從了這位邏輯學家的推薦，前往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問學於羅素門下，後成為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學生兼好友，羅素稱這場相識是他一生中「最令人興奮的智慧探險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本可免服兵役的維特根斯坦作為志願兵積極入伍，在戰場上完成了標誌所謂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邏輯哲學論》的初稿。此後他認為所謂的哲學問題已被解決，於是懷著貴族式的熱忱前往奧地利南部山區，投入格律克爾倡導的奧地利學校改革運動，成為一名小學教師。有著理想主義追求的維特根斯坦在這裡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對學生也充滿了熱情，然而卻被無法理解的家長們視為「瘋狂的傢伙」，他們拒絕了這個古怪傢伙提出的收養其中一個或兩個學生的要求。1926年，被證明總是與成年人格格不入的維特根斯坦離開了「粗俗愚蠢的南部農民」，結束了鄉村教師的職位。

之後維特根斯坦先是在一個修道院里作過短時間的園丁助手，後來其姊瑪格麗特由於擔心他的精神狀態而設法要求其協助設計並負責建造了自己的一處宅第。這個後來曾被用作保加利亞使館的建築物使維特根斯坦獲得了建築師的身份。

1927年，維特根斯坦結識了奉《邏輯哲學論》為圭臬的「維也納小組」成員並應邀參與一些活動，與石里克、魏斯曼等成員有過交往，然而維特根斯坦拒絕加入他們的圈子。

1928年春在聽了數學家布勞維爾在維也納有關「數學、科學和語言」的一次講演後，維特根斯坦重新萌發了強烈的哲學探索的興趣。1929年，維特根斯坦重返劍橋，以《邏輯哲學論》作為論文通過了由羅素和摩爾主持評審的博士答辯後，留在三一學院教授哲學，並於1939年接替摩爾成為哲學教授。

1947年，堅信「哲學教授」是一份「荒唐的工作」的維特根斯坦從劍橋辭職，以專心思考、寫作。

1951年4月29日，身患前列腺癌的維特根斯坦在好友比萬醫生家中與世長辭。最後的遺言是：「告訴他們，我度過了幸福的一生。」去世後由弟子安斯康姆和里斯出版了被認為是引導了語言哲學新的走向的《哲學研究》。

維特根斯坦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被羅素稱為「天才人物的最完美範例」:熱情、深刻、認真、純正、出類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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