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斷送了北洋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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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中，一片凄風冷雨。光緒凝神靜氣，良久，揮筆寫下一幅對聯。轉身對剛進門來的翁同龢道：「翁師傅，你看看朕這幅聯寫得如何？」

翁同龢先告了罪，趨步來至案前。只見皇上的筆走龍蛇中，赫然寫著：「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

翁同龢不禁嘆道：「有萬歲此贊，鄧世昌等將士當可含笑九泉了。臣以為，應當對犧牲的將士們大加表彰，風風光光、熱熱鬧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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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風光光、熱熱鬧鬧？」光緒怒道，「難倒我們勝利了嗎？」翁同龢連忙伏倒在地：「臣以為，此戰雖是我大清水師失利，但老百姓不知道，也不必讓他們知道。知道了沒好處。而將悼念辦得如同慶功一樣，才能夠穩定局勢，鼓舞人心！」

光緒沉思不語。翁同龢又奏道：「但有罪之人不可不罰。賞罰分明，方可見我大清之法度。」「你是說李鴻章？」

不日，朝廷傳來一道旨意：北洋水師倖存官兵全部強行遣散，海軍總理衙門撤銷，內外海軍學堂叫停；李鴻章由北洋大臣調為入閣辦事，但「不得與聞政」，實為明升暗降；將丁汝昌的棺柩加三道銅箍捆鎖，以示戴罪，用磚封在其原籍村頭不得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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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甲午戰爭的最後失敗而負責的，應該是丁汝昌而非李鴻章。黃海海戰結束後的次日，李鴻章急電丁汝昌：「各船損傷處，趕緊入塢修理，防日艦復擾北洋」，並再三催促丁汝昌派出北洋艦隊儘快出海，在旅順、大連，威海一帶巡航。

9月27日，又發急電：「信息日緊，即不能制敵，亦可在口外近邊游弋，使彼知我非束手待斃」。次日，李鴻章得知日軍準備攻佔旅順的消息之後，又發電稱：「師船速修，擇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張聲勢，雷艇應往小平島附近旅口梭巡」。

一直到威海衛淪陷，李鴻章始終在命令丁汝昌趕緊把船修理好，趕緊出海巡視，以防止日軍的進一步行動。然而丁汝昌並沒有聽李中堂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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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曾作出水路協同作戰，共守旅順要塞的決策，要求丁汝昌配合陸軍共同抵抗日軍。但丁汝昌都置若罔聞，龜縮不出。直到後來威海失陷，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丁汝昌服鴉片自盡。由以上歷史記載我們即可看出，北洋水師覆沒之責任當在丁汝昌而非李鴻章。

一般認為，此責應由李鴻章「避戰保船」的錯誤決定來承擔，但事實上，李鴻章在甲午海戰中給北洋水師制定的是「保船制敵」的作戰方針，而非避戰。李中堂之所以會做出這個作戰方針，實際上是出於對中日雙方海軍實力對比的考慮。

甲午海戰爆發時，北洋水師與日本聯合艦隊實力之比為：艦數22：31、火炮253：370、魚雷艇12：37、總噸位41200：63995，在這些數字面前，雙方強弱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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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射速上面，北洋水師更是遠遠不如對手。北洋水師的射速是五分鐘開一炮，而日本則是一分鐘開五炮。這種實力對比下，北洋水師沒法不吃虧。

李鴻章針對「保船制敵」的策略指出：「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即因快船不敵而言。鏡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並且認為「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遲速為準，速率快者勝利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協」，「海軍功罪，應以各口能否防護，有無疏失為斷；似不應以不量力而輕進」。

由此可知，李鴻章的「保船制敵」策略是在揚長避短，不爭制海權，而是注重對入海口的防衛，在當時的客觀環境下，不失為一個正確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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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丁汝昌這個歪嘴的和尚念錯了經，將李中堂的一個積極的作戰方針變成了消極的避戰之策，最終導致了這支曾是世界第八、亞洲第一的海軍的悲劇。

從此之後，不僅日本的太陽旗縱橫於中國海域，更在後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際，讓中國的內河飄滿了各國旗幟。對海權的漠視，讓中國陷入了無盡的被侵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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