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制瓷業見證著當時社會的變遷

北朝青瓷體積碩大，工藝繁複，大量器物都能呈現出時人對宗教的虔誠。兩晉時，大量動物形瓷器的出現也是當時許多胡人接受漢化以後而有的明顯展示。如昂昂生機的龍柄雞首壺，便映照了本是游牧為生的鮮卑民族在向農耕生活方式過渡時的追求和樂趣。

唐之前，南方青瓷優秀，隨著隋唐結束南北朝的分裂，政治中心確立在北方，安定的大環境為北方制瓷工藝的奮起直追提供了可能的條件。

唐代瓷藝追求張揚，但其中邢窯的白瓷與之相悖。館藏白瓷人首柄執壺，將中國傳統的嬰戲荷蓮圖案形象地用白瓷表現出來，極富生活氣息。這種帶有濃郁西域色彩的執壺清晰地表明隋唐王朝與西域頻繁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國的工匠以廉價瓷土模仿薩珊金銀之高貴，大膽的嘗試再現了唐人的襟懷。

坐享唐代邢窯創下的名氣，定窯重新演繹瓷。隨著兩宋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市民階層的擴大，定窯制瓷裝飾，盡其所能朝著媚俗靠近。遼金少數民族對宋人燒制的白瓷不可能熟視無睹，館藏的介休窯、霍州窯白瓷精品即為山西地區在宋金時代遺留下的歷史見證。

「珍珠地劃花」瓷枕是產於金國領地的陶瓷品種。金人南侵後，女真族上層貴族被中原漢文化深深吸引，加之游牧民族視野開闊，心胸寬廣，製作的遼金瓷器賞花多為盛開的大朵，而少見細碎氣象。

柴窯，自明初以來一直為學者和藏家所津津樂道。一句「雨過晴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給予後人無限遐想。有傳說，古代耀州窯址就是傳說中柴瓷的真實傳承。耀州瓷器的橄欖綠色彰顯了北方人的生活態度，其雕刻技法連風帶雨，刀刀見泥，精美異常。

金元時期，山西黑瓷燒制遍及全省，裝飾藝術發展到很高水平，靈活運用剔花、刻花等技法，賦予單調的黑釉豐富的內涵，宋代文人及皇族顯貴們飲茶的首選器具即為黑盞。而鬥茶習俗，借黑釉觀之，才易分辨其中的毫釐微差以決出高下，善於燒造黑瓷的山西窯口自然不會放過這些經典的用具。

明永樂時期，隨著經濟復甦，御窯廠氣象一新，瓷器品種急劇增加。受傳統中央集權加強的影響，彼時的文化圈開始由擴張轉為收縮，黃釉燒造僅限於皇帝御用。以黃寓皇，強調等級，正是農耕民族文化回歸的潛意識表現。從嘉靖晚期看，明朝頹勢之象可從瓷器質量上露出端倪。細品館藏「五彩魚藻紋缸」，發現景德鎮自元朝以來的魚之主體表現構成變得鬆散漫漶，即使有中心，也沒有深厚的凝聚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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