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千年定都史：為何偏愛這兩座城市？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數百座都城，但真正出名的，十個手指頭數得過來，大抵就是「六大古都」或「七大古都」。這其中，稱得上超級都城的，其實就兩個。

公元前202年2月，漢王劉邦擊敗西楚霸王項羽之後，建立漢朝，定都洛陽。劉邦對洛陽很滿意，當年跟著他起事的將士們也很高興。這些人都是山東（崤山以東）人，洛陽離老家近，無論從其勢力範圍還是衣錦還鄉的角度衡量，此地作為都城，都是最佳選擇。

然而3個月後，一個叫婁敬（他也是山東人）的小人物來到洛陽城，面奏劉邦，勸說他改遷國都於關中。這惹得那些既得利益者大不高興，他們紛紛勸阻劉邦，理由是：洛陽是天下的中心，大吉大利；而關中是亡秦之都，很不吉利。

大約1500年後，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猶豫了很久，最終定都南京。這跟他手下的謀臣良將多為南方人有關。其實，他心中理想的都城不是南京，而是長安或洛陽。他曾派皇太子朱標巡視西北及洛陽，研究遷都的可能性。

從歷史大趨勢而言，即便沒有朱標的暴斃，遷都長安或洛陽亦無可能實現。燕王朱棣後來從侄子手中奪得皇位，幾經曲折，把都城遷到了他的根據地——北京。這才算為大明王朝確定了延續兩百多年基業的政治中心。

1 長安：中華帝國前半段的絕對核心

婁敬是用一大通美化長安的說辭說服劉邦的。張良也在其中起到了「添油加醋」的作用。

劉邦定都洛陽，內心深處也有依循東周都城舊例的意思。婁敬重點拿東周的衰落出來說事兒。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歷史離劉邦的時代不算久遠，周天子雖處天下之中，天下諸侯卻沒有一個甩他。為什麼？婁敬說：「非其（周天子）德薄也，而形勢弱也。」

他緊接著話鋒一轉，相比洛陽，長安的形勢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具體說來：「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張良也說，關中不僅土地肥沃，農業發達，最關鍵是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阻三面而守衛京師，獨以—面朝東，對各諸侯國起著相當大的震懾作用。

劉邦決定聽從他們的「忽悠」，遷都長安。他頭腦一發熱，也沒去細想：關中「形勢」這麼好，秦朝怎麼會二世而亡呢？

在以後歷朝歷代的定都之爭中，我們可以經常聽到某地形勢險要，適於定都之類的話。這些地方包括長安、洛陽（對，主張定都洛陽的人也說洛陽險要）、南京、北京等等。歷史讀多了，我們就知道這不過是謀臣們慫恿帝王的話術罷了。形勢再險要，地勢再虎踞龍蟠，守城還得靠人，難道靠石頭？一個王朝到了末路，曾經固若金湯的都城不也說破就破，有的一破好還幾次？

不管後話，當時還好劉邦聽了婁敬、張良的話，這才有了中華帝國前半段唯一的超級都城長安的誕生。

秦始皇統一六合，定都關中，不過是本地人順勢而為。劉邦選擇關中，是外來政權的認可，對長安的意義顯然更為重要。此後，到隋唐兩代，仍舊定都長安，是兩代的發家都有賴於關隴集團的撐腰，自然離不開他們的龍興之地。

唐朝沒必要像西漢初年一樣離開政治根據地，另擇新都，根本上還是由他們的敵人決定的。漢唐兩個大一統時期，邊患均來自西北，前有匈奴，後有突厥。長安作為都城，戍邊功能自然比起中原地區的城市順溜得多。而且，長安直抵前線，極大的危機感促成定都於此的朝代均崇尚武力，力圖開疆拓土，前有漢武帝，後有唐太宗。

在漢唐成就霸業的極盛時期，隨著帝國版圖的西擴，原本偏居西北的長安亦漸居中央，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中心。

漢武帝時期疆域圖，都城長安相對位於帝國中心位置。

2 雙中心：帝國都城的東移與反覆

從西周到唐末，中國的主要都城除了長安，就是洛陽。

與西漢的開創者劉邦一樣，東漢光武帝劉秀也面臨著定都何處的二選一難題：長安，還是洛陽？

劉秀集團的主力來自南陽、河北豪族，定都洛陽比起長安，離這兩大政治根據地更近。一般而言，統治集團都力圖將首都定在與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據地不遠的地方。周、秦、隋、唐如此，遼、金、元、清亦如此。在明朝，明太祖選擇南京，明成祖選擇北京；中華民國時期，袁世凱選擇北京，蔣介石選擇南京，同樣如此。

劉邦的不同尋常即在這裡。他為了成就更大的霸業，寧願舍近逐遠。劉秀不似劉邦，決定了東漢不如西漢。因為唐代以前，中華帝國的外部敵人主要來自西北邊境，故大抵而言，一個進取的王朝更偏向於選擇靠近前線的長安，而一個守成的王朝則選擇定都遠離前線的洛陽。

東漢國力遠不如西漢，打匈奴，打羌，都很困難，只能建都洛陽尋求自保。以後定都於此的西晉、曹魏都是如此。

不過，洛陽確實有它獨特的優勢——糧食。洛陽在地理位置上地處天下之中，四通八達，在糧食供應上，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各地區朝貢的調集和商貿上的往來都非常便利。

基於此，定都長安的隋唐兩代，從未放棄營建洛陽，呈現政治雙中心的局面。

唐代多任天子都曾從關中逃荒，像乞丐一樣就食洛陽。根據全漢升的統計，唐玄宗執政頭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呆在洛陽，而每次去洛陽都是因為糧食問題。

這實際上反映了經濟重心東移之後，洛陽的漕運優勢遠勝於長安。

但還有一個問題：偌大中國，從西周到唐代兩千年，定都為什麼非長安即洛陽，難道沒有第三處選擇嗎？

周振鶴教授對此有相對合理的解釋。他說，因為古代從整個統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黃河與長江流域。而且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這正是中國早期首都必選在黃河流域的基本原因。在黃河流域最適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陽之外，我們的確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處。

此外，由於建都的時間都很長，形成了另一個重要背景，那就是這兩處人文因素積澱深厚，都從西周開始便是政治中心與陪都所在，朝綱典制衣冠威儀，積漸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擬。

3 開封：都城東西/南北變遷的過渡

中國三千年來的都城變遷，用兩條線就能划出個大概。

第一條，從周朝至北宋時期，都城大體平行分布在渭河及黃河中游的東西走向，都城遷移軌跡沿著西安一洛陽一開封一線，呈東西向波動遷移。

第二條，從北宋至今，都城主要建立在開封、杭州、南京和北京四地，大體沿京杭大運河分布，且這一歷史時期的都城較南宋之前而言，其整體空間分布格局進一步東移，使得都城遷移軌跡為沿著京杭大運河南北向近海遷移。

不難看出，這兩條都城分布線以開封為交點。開封作為北宋都城，是中國都城變遷由東西向轉向南北向的過渡。

安史之亂徹底改變中國，此前北方經濟優於南方，此後南方經濟實現逆襲。對於仍然定都長安的晚唐而言，運河控制權決定了王朝的存亡。一些跋扈的藩鎮動輒以切斷汴渠漕運對中央進行經濟封鎖。最危急的時候，揚州的三萬石大米終於運到長安，皇帝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活矣！」

長期戰亂、氣候劇變以及運河經濟崛起，種種因素決定帝國前半段兩大都城，雙雙衰落，且再無迴光返照之日。

在爭奪運河的過程中，汴州（即開封）脫穎而出。它控制著汴河到黃河的入口，是運河的一個關鍵點。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運的財富。

公元907年，軍閥朱溫以汴州為基地，滅了唐朝，建立後梁，拉開五代十國的序幕。五代時期，北方政權除後唐定都洛陽，其他四個王朝均定都開封。

趙匡胤取代後周，建立北宋，仍以開封為都。但與歷代開國君主一樣，他也有傳統都城情結，曾有遷都長安之意，因遭趙光義等人反對而作罷。但此後，有很多人認為定都開封是北宋最大的失策，更有甚者將其與北宋的滅亡聯繫起來。

事實果真如此嗎？

與長安、洛陽在唐後期走下坡路相反，開封城在隋唐五代時期卻處於上升階段。如前所述，開封因大運河而繁榮，地處中原腹地，黃金水道交錯，每年漕糧定額600萬石，足以保障百萬人口的生存以及王朝的運轉。同為百萬人口的唐長安城，由於路途遙遠艱險，一般每年漕運量僅100萬石左右，還曾因缺糧引髮禁軍騷亂事件。

從軍事角度看，隨著西方突厥族的滅亡及北方契丹族的崛起，國家的防禦重點從西北轉向正北或東北。此時，定都長安或洛陽，固然京師本身有山河之固，但由於國都偏西，並不利於抵禦外族。

北宋定都開封，客觀上無山川可憑恃，所以用主觀努力進行彌補：一是在京城四周構築防禦設施，把開封建成一座軍事堡壘；二是宋太宗兩次發動收復幽燕的軍事行動，企圖奪回長城防線，可惜均以失敗告終。

4 在南方：經濟中心≠最佳都城

唐代以後，中國的政治地理格局徹底由東西對立轉向南北對峙。

在唐之前，以東西對立為主，關中地區憑藉地理優勢，輪番上演武王滅殷、秦翦山東六國、漢勝西楚、武帝定吳楚七國、北周收北齊等歷史進程。此時的都城主要在長安—洛陽—開封這條橫線上遷移。

唐之後，以南北對峙為主，如五代與十國、契丹與北宋、金與南宋、蒙古族與南宋、明與蒙古及滿族、清與南明等。相應的，都城在北京—開封—南京—杭州這條縱軸上變遷。

南宋是繼北宋滅亡後，宋室南遷在江南建立的政權。其都城杭州成為中國古代相對統一政權下最南端的都城，同時也是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合一的典型。

但必須注意到，南宋是偏安政權，都城實現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合一併不奇怪。如果是統一王朝，這種現象則可能是一種禁忌。

在中國歷史上，就統一政權而言，國都建在全國經濟最富庶地區的例子並不多見，數得上號的，可能只有東漢、西晉定都洛陽，明初定都南京，以及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等。漢唐時期的長安其實並非帝國的經濟中心，關中雖然富庶，但漢朝的經濟中心在河北河南一帶，隋唐以後更往南轉移。

大多數歷史時期，存在著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相分離的現象。東晉王導說過，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出於穩定國勢和向外發展的需要，以並不十分富裕的地區作為都城，是一種常態。這樣才能保持經濟與文化的流動性，避免畸輕畸重，有利於整個國家的協調發展。

以此觀之，即便再給南宋十個岳飛，也不可能收復中原。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分析，從南宋定都富庶之地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日後蒙難的宿命。

5 北京：中華帝國後半段的絕對核心

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必須分離，這是一條不成文的法則。但是，政治中心與軍事重心必須重疊，這是另一條不成文的法則，歷代君王都謹守不違。稍有差池，就是血淋林的教訓。

兩者一旦分離，身處軍事重心的統帥若心懷異志，起兵相向，處在政治中心的帝王們就權柄堪憂。這種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好幾次，比如唐安史之亂、明靖難之役等。

這也從側面解釋了中原王朝都城隨邊疆形勢遷移的規律：邊疆形勢是中原王朝的防禦重心，即軍事重心所在。而軍事重心的改變，必然帶動政治中心的改變。漢唐都長安、北宋都開封、明朝都北京都是這一規律的具體體現。

譚其驤教授曾精闢地提出都城選擇的軍事條件，即制內御外的性質和作用。內製與外拓是國家政權的兩項大事。國都選址須服從全局，審時度勢，縝密考慮每一地區國防地理位置的得與失、優與劣。

自1153年金海陵王定都中都（今北京市）之後，北京就成為中國北方乃至全國的首都，歷經元、明、清乃至迄今850多年，地位沒有第二座城市可與之比肩。放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也只有唐朝之前的長安能與之媲美。

為什麼？用譚其驤的理論進行分析，不難看出北京作為帝國的優勢：一是在南北對立格局中，北方處於絕對優勢，都城必須在北方；二是唐宋以後，東北地區及蒙古高原的少數民族陸續興起，致使地處東北、蒙古高原和中原三大地區樞紐位置的北京城成長為全國首都。

還有一個經濟原因，北京處於京杭大運河頂端，交通便利，易於吸收南方財富與漕糧。

保守估算，從明成祖遷都北京起，至蔣介石定都南京止，北京連續做了500年的首都。期間，儘管有遷都之議，但從無遷都之實。明英宗出征被蒙古人擄了去，不遷都；李自成破城在即，崇禎帝寧可弔死，不遷都；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光緒西狩，不遷都……

所以說，每一座都城的上位，都是應運而生的產物。沒有一座都城能夠隨隨便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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