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攻入北京，咸豐想逃跑，慈禧為何要苦勸其留京？

晚清七十年眾生相（十六）：喪都之辱

十九世紀，對中國人而言，是屈辱的一個世紀。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短短50年間，大清的首都就被外人不費吹灰之力攻破了兩次。

在中國的歷史上，都城失陷，那是要改朝換代的大事。但洋人志不在統治中國，且列強之間有頗多利益上的齟齬，所以北京兩次失陷，清朝都只賠款割地而沒有亡國。這也導致朝堂之上，許多在位者不但不反省己過，反而沾沾自喜，說大清有「水德」，與洋人不相衝云云。

除了上面提到的這點之外，兩次對外戰爭還有許多相似之處。清朝的統治者一開始都堅決主戰，誓要與洋人拼個你死我活。但陣前失利，敵軍進犯京師後，又開始驚慌失措，不顧宗廟陵寢，棄都逃跑。待到洋人在北京城大肆劫掠一番後，再簽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屈辱求和。

並且巧合的是，雖然清朝規定後宮不得干政，但兩次皇帝要棄都逃亡時，都有一個妃子跑出來，建議皇帝留在北京。

在八國聯軍進犯時，進諫的是珍妃，後來被慈禧太后以抗旨為由，扔進了井裡。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咸豐皇帝準備逃到承德避暑山莊時，出言勸阻的則是懿貴妃。且這懿貴妃不是別人，正是後來垂簾聽政、權傾天下的慈禧太后。

關於慈禧勸阻咸豐的記載，出自吳可讀《罔極篇》。吳可讀曾為清朝言官，最終為同治皇帝立嗣一事尸諫慈禧而自殺，乃一正直果敢之人，其記述或有可採信之處。他在筆記中記錄當時事件道：

「當皇上之將行也，貴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懾一切，聖駕若行，則恐宗廟無主，恐為夷人蹋毀。昔周室東遷，天子蒙塵，永為後世之羞。今若遽棄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若此記載為真，那麼慈禧作為一個婦人，對咸豐既能用宗廟陵寢來動之以情，又能用昔年西周東遷的典故來曉之以理，是非常難得的，簡直可以用忠君愛國來形容。可惜她的老公咸豐皇帝保命要緊，並未聽從慈禧的勸告，開了大清建國以來皇帝棄都逃跑的先例。

那麼，慈禧作為親歷了兩次棄都事件的人，為何前一次力主留京，後一次卻堅決主張逃跑呢？這主要與兩次事件中形勢的差異，以及她自己立場的變化有關。

當年英法聯軍逼近北京時，她是咸豐皇帝的一個貴妃。咸豐登基，宗室的幾個兄弟並不心服，又剛好遇上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內憂外患不斷。此時咸豐若離京，讓能力出眾的恭親王奕訢去與洋人議和，恐生變故。因此她寧願讓咸豐冒一些險，也要留在京城主持大局，防止皇室間再生內亂。

到後來八國聯軍進犯，慈禧已經是掌握著大清最高權力的人物，且她還被洋人認為是挑起這場戰爭的戰犯。當矛頭指向自己時，慈禧就不願意再冒這個險了。同時她也不願意自己逃跑，讓光緒留下，以免光緒脫離自己的控制，重新奪回政權。

而從珍妃提出光緒留京的建議來看，她也是一個和慈禧同樣有見識、有野心的人。對想要獨攬大權的慈禧而言，是不允許這樣的人存在於光緒身邊的。因此這懿妃和珍妃雖然經歷相似，性格也有所相仿，但時勢不同，二人命運即截然相反，實在有值得令人深思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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