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我為什麼寫作

文化 10-11

文：喬治·奧威爾

我從很小的時候起——約莫五六歲光景，就知道自己長大以後會成為一個作家。大概17歲到24歲那幾年，我曾試圖打消這個念頭，但同時深知這樣做是在抹殺自己的秉賦，或早或晚，我是一定會安下心來埋頭寫作的。

我家有三個孩子，我排行老二，比老大小五歲，比老三大五歲，因此我和他們之間都有點隔膜，此外八歲之前我沒怎麼見過父親。由於這樣的家庭環境和其它一些原因，我那時不怎麼合群，歲數再大點時更是渾身討嫌的怪癖，使得我在整個學生時代都不受歡迎。和任何一個孤僻的孩子一樣，我終日沉浸在自己編織的故事世界中，喋喋不休地與想像中的人物對話，因而，我想，我的文學夢從一開始就夾雜著這種被冷落的屈辱感，以及不被看重的挫折感。我知道自己有駕馭文字的才能，也能承受現實中的種種不快，我意識到這為我打開了一扇通向某個隱秘世界的大門，在那裡我可以對日常生活中遭到的失敗進行回擊，直至反敗為勝。不過，在整個兒童時期和少年時期，我全部的嚴肅作品——其實毋寧說是煞有介事地寫下的東西，加起來也超不過半打紙。大約在四歲，或者五歲時，我就作出了我的第一首詩，母親替我把它聽寫下來。我現在已經完全不記得那首詩是怎麼寫的了，只記得寫的是一隻老虎，它長著「椅子一樣的牙齒」，這個比喻還算不賴，不過我有些疑心，我的處女作多半是布萊克那首《虎》的學步之作[譯註1]。十一歲那年，戰爭爆發（1914-18戰爭[譯註2]），我寫了一首謳歌祖國的詩，在一份地方報紙上發表；兩年後基欽納[譯註3]去世，我作的悼念詩再次被這家報紙刊載。之後幾年，我陸陸續續寫過一些喬治王時代風格的「自然派詩歌」，大多半途而廢，能堅持寫完的，也莫不是拙劣蹩腳之作。此外我還曾嘗試寫一部短篇小說，那是一場慘敗的記錄，不提也罷。以上就是我在那些年間一本正經地寫在紙上的全部成果。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在這一階段的確也從事過一些文學活動。其中首推毫無樂趣可言的命題作文，我可以一揮而就，不必費吹灰之力。除了學校里的功課，我還寫過韻體讚美詩，這種半喜劇性質的韻文在我也是手到擒來，走筆之快，現在回想起來連我自己都詫異不已——十四歲那年，我寫了一部仿阿里斯托芬[譯註4]風格的詩劇，前後只用了大約一周時間。此外我還參與過校刊的編輯工作，有印刷版的，也有手抄版的，你恐怕想像不出比這些遊戲筆墨更可悲的文字了，應付此類工作我自然遊刃有餘，如今我花在哪怕最沒價值的報刊上的心思也比它多得多。在上述操練的同時，我一直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進行著另一類文學實踐，持續了十五年，甚至更久，那就是一冊只存在於我內心深處的日記，當中演繹著關於我本人的一部連續「幻想劇」。我相信大部分兒童和青少年都有過類似的經驗。在我童蒙初開之際，常常喜歡把自己想像為羅賓漢[譯註5]式的綠林豪傑，刀頭舔血，劫富濟貧；稍大一點之後，我的「幻想劇」便掙脫了這種幼稚的自我陶醉，逐漸側重於對我的行為和見聞作純粹的描寫。有時候我腦子裡會持續浮現出如下一類的句子：「他推開門走進房間。一束淡黃的日光穿透細布窗帘，斜照在桌面上，桌子上座著一隻墨水壺，旁邊有盒火柴，推開了一半。他把右手揣在衣兜里，徑直走到窗口。窗下的街道上有隻花斑家貓，正在與一片枯葉糾纏不休，」等等等等。這樣的練習一直持續到我大概二十五歲的時候，正好貫穿了我和寫作無緣的那幾年。儘管我不得不為了找到恰如其分的字眼而挖空心思——確實是挖空心思，但這種刻意的描寫似乎是完全按違背我本意的，它只是源於一種來自外部的強迫性衝動。我在不同的年齡仰慕過的作家林林總總，我想，我的「幻想劇」一定深受這些人風格的影響，但在我印象中，其中的描述卻始終保持著同樣的、一絲不苟的品質。

在我十六歲左右的時候，忽然間對純文字的音節和搭配所帶來的愉悅茅塞頓開。比如《失樂園》[譯註6]中的這兩行：

他如此艱辛而奮力

向前，他艱辛而奮力。

雖然如今看來平淡無奇，但那時卻讓我血脈賁張，靈魂顫慄，就連以「hee」替代「he」的拼法都能給我額外的快感。至於說細節描寫的必要性，我當然早已瞭然於胸。因此，當時的我如果說要寫作的話，想寫的是一部什麼樣的作品也就很清楚了。我想寫的是一部波瀾壯闊的自然主義小說，它要有一個悲劇性的結局，不僅要有大量細緻入微的描寫和艷驚四座的比喻，還要有大量辭藻力求華麗、且務使其讀來琅琅上口的章節。事實上，我完成的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大體上就是一部這樣的作品，雖然那是我而立之年的作品，但實際上它的醞釀過程可以回溯到之前很久。

我之所以談到上述背景資料，是因為我認為如果不了解一位作家的早期經歷，那麼就無從理解他的寫作動機。他作品的主旨取決於他所生活的時代，至少，在風雲激蕩的革命年代確實如此，而我們目前處身其間的正是一個這樣的年代；但在他真正動筆開始寫作之前，勢必已經確立了他的情感立場，且此後再也不可能完全脫開這一立場。約束自己的激情，使之不致流於幼稚或耽於激憤，這無疑是他的責任所在，但如果完全拋開了早期所受的影響，那麼他將不會再有任何寫作的衝動。姑且拋開著書以為稻粱謀的情況不談，我認為寫作有四大動機，至少，對於散文寫作而言是這樣。它們對每位作家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而具體到某一位作家，它們各自所佔的比重在不同的時期也不盡相同，這都取決於他置身其中的社會氣氛如何變化。這四大動機是：

1.純粹的個人主義。期盼以聰慧著稱、為世人津津樂道、青史留名、在小時候瞧不起你的大人面前揚眉吐氣，等等等等。不承認這是一個強烈的寫作動機，甚至不承認這是寫作動機之一，無異於自欺欺人。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律師、軍人、商界成功人士……簡而言之，一切人類社會的精英，都具有這一特徵，作家自然也不能例外。芸芸眾生，大都不是特立獨行的人，他們過了三十歲以後就幾乎完全放棄了個體意識——基本上是在為別人而奔波勞碌，或者乾脆被生活的苦役壓得喘不過氣。但當中也有少部分富於秉賦、意念執著的人，他們決意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屬於這個群體。雖然相對新聞記者而言他們不太看重金錢，但我得說，嚴肅作家大體上比新聞記者更加虛榮、更加以自我為中心。

2. 美學熱忱。感知外部世界的曼妙，或者換言之，感知文字和它們的正確排列的曼妙。享受音節碰撞連綴帶來的愉悅，享受好的作品——散文的穩健、小說的韻律——帶來的愉悅。希望與世人分享諸如此類的個人體驗，這是值得珍視、不應被忽略的想法。在很多作家身上，美學動機表現得並不明顯，但即使是活頁文章作者[譯註7]、甚至是教科書編著者，也都會有他們得心應手的單詞和短語，對它們的使用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又或者他們會對印刷的版式、頁邊留白的寬度等等有著強烈的偏好。只要是列車時刻表水平以上的書籍，都不能完全脫離美學方面的考量。

3. 歷史責任感。渴望看清歷史的原貌，渴望挖掘真相併忠實記錄，以為後人鏡鑒。

4. 政治目的。這裡指的是最廣義的「政治」。期望推動世界向某個確定的方向發展，期望轉變其他人的觀念，讓他們認識到應該為何種社會奮鬥。我再次申明，沒有什麼書是完全不帶政治傾向的。有人認為藝術不應為政治服務，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立場。

不難看出，這幾種不同的推動力一定會相互抵觸，此消彼長，也一定會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就我的本性——這個「本性」指的是我們剛剛長大成人時所達到的那種狀態——來看，在我身上，前三種動機的份量理應超過第四種動機。如果生活在和平年代，我或許會寫幾本文體華麗或者乾脆是白描式的書，或許始終對自己的政治立場幾近懵然無知。而事實上，我卻身不由己，正在變成一名時政評論員。起初我找了一份並不適合我的職業，一干就是五年（印度帝國警察；在緬甸任職），後來又遍嘗貧困和失敗的滋味。這樣的經歷強化了我對威權的天然憎惡，第一次使我意識到勞苦大眾的存在，在緬甸的工作還讓我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一些認識，但這些經驗尚不足以使我確立明確的政治方向。後來希特勒、西班牙內戰等等接踵而至。但直到1935年底，我仍然不知道未來應該何去何從。記得我當時寫過這樣一首小詩，很能說明我進退失據的困境。

或許，兩百年前

我是個快樂無憂的牧師

宣揚永恆的判決

同時照看我的胡桃生長；

可是，唉，生逢邪惡年代

我去哪裡尋找那樣舒適的港灣

看我唇髭瘋長

沒有一點僧侶的樣子；

當時局向好

我們輕易便興高采烈

於是哄騙不安分的思想入睡

並把它們安放在樹蔭深處；

一切無知的聲名，我們願意背負

世間的樂趣？就當它們不存在好了

藏身在蘋果樹榦上的金翅鳥

就能讓我的敵人們膽戰心驚；

少女的小腹，還有杏子般的乳房

浮現在陰涼的小溪之上

拂曉時分，有馬匹和鴨子列隊飛行

一切原來只是一場夢；

不準再做這樣的夢

我們荒廢歡樂，或將其埋葬

特種鋼打造出馬匹

矮小的肥佬騎著它招搖過市；

而我只是條蠕蟲，永遠不知道轉變方向

太監用不著三妻六妾

在牧師和政治委員之間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樣行進；

政治委員描繪著一幅藍圖

我卻分心去聽廣播

牧師答應我一輛奧斯丁七號

這是杜吉常用的籌碼；

我夢到我住在大理石宮殿里

夢醒後總在想它何日成真

我沒有那麼好命，生在那樣的年代

那麼史密斯有嗎？瓊斯有嗎？

還有你，你有嗎？

西班牙內戰和1936-37年間的其它一些事件結束了我的搖擺不定，從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裡。1936年以來我的每一篇嚴肅作品，乃至當中的每一行字，都在直接或間接地抨擊極權主義、贊誦民主社會主義，當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生活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說哪位作家能夠對此類題材避口不談，在我看來純粹是胡說八道。每個人都在假借種種名義書寫著這一類主題。這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一個為哪一方發聲和遵循何種途徑的問題。對自己政治傾向的認識越深刻，就越有可能在進行政治性寫作的同時兼顧到美學和智識的追求。

過去十年間我最想做的，就是使政治性寫作成為一門藝術。我的出發點永遠是基於黨派立場的情感，以及對一切不公的憤慨。當我坐下來打算寫一本書的時候，我不會對自己說，「我得弄件藝術品出來。」我寫書是因為我想揭露謊言，引導公眾關注真相，我的初衷就是讓世人聽到我的心聲。但與此同時，如果要我放棄美學方面的努力，那麼別說是寫一本書，恐怕連一篇雜誌長文我也未必寫得出。任何人，只要他關注並認真讀過我的作品，都會發現，即便是在我最徹頭徹尾的宣傳文章中，也包含著大量在職業政客們看來離題萬里的句子。我不能，也不願完全放棄童年時期形成的世界觀。只要我還健康地活著，我就會繼續對散文抱持強烈的情感，我熱愛世間萬物，並樂於描寫實物和一切無用的瑣碎細節。壓制我本人的這一偏好於事無補。當務之急是釐清我個人根深蒂固的愛與憎，使之適應時代強加給我們的，從本質上講與公眾、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政治活動。

言知之易，行之則惟艱。因為這將帶來結構和語言方面的問題，同時也將以新的方式帶來真實性的問題。我謹試舉一例，以便能更直白地說明困難所在。我那部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書，《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當然是一部毋庸置疑的政治作品，但大體上講，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盡量保持著客觀，也特別注重形式。為了說出全部的真相，而又不違背我的文學本能，我付出了異常艱辛的努力。我這本書中有一個篇幅較長的章節，專門用來直接引用見諸報端的、或者類似的公開傳播的消息，意在為托洛茨基分子辯護，駁斥關於他們和佛朗哥沆瀣一氣的指控。很明顯，這樣的章節會毀掉整部書的清譽，而且一兩年之後，任何普通讀者都不可能再對這一章產生興趣。一位我敬重的評論家為此還訓了我一通。「你為什麼要把那種材料全部放進來？」他說。「挺好的一本書，叫你給弄成新聞報道了。」他的話沒錯，但是我卻別無選擇。因為我碰巧知道絕大多數英國人都無緣知道的事，我碰巧知道清白的人遭到了誣陷。如果我不是因此而出離憤怒，我是永遠不會寫那本書的。

類似的問題總會改頭換面，反覆出現。而涉及到語言的問題則更加微妙，需要花相當大的篇幅來討論。我只想說，近年來我一直在嘗試轉變文風，盡量少用寫意筆法而多用寫實筆法。我發現不管是誰，一旦他的某種寫作風格日臻完善，他總會想方設法去尋求突破。我本人的首次嘗試是《動物農場》，我完全明白我在做什麼——力求使政治目的與美學目的能夠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我已經有七年沒寫小說了，但我希望能早日再寫一部。這註定會淪為敗筆，每一本書都是一個敗筆，不過我的確知道，自己要寫的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回顧剛剛寫完的這一兩頁，我似乎是在表白自己的寫作完全是受公德心驅使。我不想最終給讀者留下這樣一個印象。所有的作家都是虛榮、自私、懶惰的，他們寫作動機的最隱秘處，埋藏著一個謎。寫一本書，就是一次可怕的、讓人殆精竭慮的拼爭，就像是經歷了一場漫長的疾痛折磨。若不是受到他既無法理解也無法抗拒的魔鬼的驅使，一個人是斷然承受不了這件事的。說不定這個魔鬼其實就是讓嬰兒哭鬧以求獲得關照的同一本能也未可知。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不能持續不懈地努力抹去個性，作家也就寫不出什麼可讀的東西。好的文章就像一塊窗玻璃。我不能肯定在我身上哪個動機最為強烈，但我知道哪個動機值得遵從。梳理我既往的作品，我發現總是這樣，只要我缺乏政治目，寫出來的就是死氣沉沉的東西，那就無非是一些層疊堆砌的形容詞、毫無意義的語句、辭藻華麗的段落，以及通篇的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