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文學的意義，在於發現更高的人生

文化 10-11

作者簡介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蘇無錫人。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最近偶然看《紅樓夢》，有一段話，現在拿來做我講這問題的開始。

林黛玉講到陸放翁的兩句詩：

重簾不卷留香久，

古硯微凹聚墨多。

有個丫鬟很喜歡這一聯，去問林黛玉。黛玉說：「這種詩千萬不能學，學作這樣的詩，你就不會作詩了。」下面，她告訴那丫鬟學詩的方法。她說：「你應當讀王摩詰、杜甫、李白跟陶淵明的詩。每一家讀幾十首，或是一兩百首。得了了解以後，就會懂得作詩了。」

這一段話講得很有意思。

我先拿黛玉所舉的三個人，王維、杜甫、李白來說，他們恰巧代表了三種性格，也代表了三派學問。王維是釋，是禪宗。李白是道，是老莊。杜甫是儒，是孔孟。《紅樓夢》作者，或是抄襲王漁洋以「摩詰為詩佛，太白為詩仙，杜甫為詩聖」的說法罷。

王摩詰的詩極富禪味。禪宗常講「無我、無住、無著」。後來人論詩，主張要「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但作詩怎能不著一字，又怎能不著一字而盡得風流呢？

我們可選摩詰一聯句來作例。這一聯是大家都喜歡的：

雨中山果落，

燈下草蟲鳴。

在深山裡有一所屋，有人在此屋中坐，晚上下了雨，聽到窗外樹上果給雨一打，朴朴地掉下。草里很多的蟲，都在雨下叫。那人呢？就在屋裡雨中燈下，聽到外面山果落，草蟲鳴，當然還夾著雨聲。這樣一個境，有情有景，是活潑潑的了。

這一聯中，重要字面在「落」字和「鳴」字。在這兩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氣息來。大概是秋天吧，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給雨一打，禁不起在那裡朴朴地掉下。草蟲在秋天正是得時，都在那裡叫。這聲音和景物都跑進到這屋裡人的視聽感覺中。那坐在屋裡的這個人，他這時頓然感到此生命，而同時又感到此凄涼。生命表現在山果草蟲身上，凄涼則是在夜靜的雨聲中。

我們請問當時作這詩的人，他碰到那種境界，他心上感覺到些什麼呢？我們如此一想，就懂得「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這八個字的涵義了。正因他所感覺的沒講出來，這是一種意境。而妙在他不講，他只把這一外境放在前邊給你看，好讓讀者自己去領略。若使接著在下面再發揮了一段哲學理論，或是人生觀，或是什麼雜感之類，那麼這首詩就減了價值，詩味淡了，詩格也低了。

但我們看到這兩句詩，我們總要問，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覺了些什麼呢？我們也會因讀了這兩句詩，在自己心上，也感覺出了在這兩句詩中所涵的意義。這是一種設身處地之體悟。也就是所謂的「欣賞」。

錢穆先生及其手跡

在我看來，文學表達到最好的一步，就是通過文字，讓讀者們不由得不即景生情，或說是情景交融，不覺有情而情自在。而這一個情，在詩中最好是不拿出來更好些。比如，唐詩中最為人傳誦的句子：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慾斷魂。

這裡面重要的在「欲斷魂」三字。由這三字，才生出下面「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兩句來。但這首詩的好處，則好在不講出「欲斷魂」三字的涵義，且教讀者自加體會。

又如另外一首詩：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這一詩，最重要的是「對愁眠」三字中一「愁」字。第一句「月落烏啼霜滿天」，天色已經亮了，而他尚未睡著，於是他聽到姑蘇城外寒山寺那裡的打鐘聲，從夜半直聽到天亮。為何他如此般不能睡，正為他有愁。試問他愁的究竟是些什麼？他詩中可不曾講出來。

這樣子作詩，就是後來司空圖《詩品》中所說的「羚羊掛角」。這是形容作詩如羚羊般把角掛在樹上，而羚羊的身體則是凌空的，那詩中人也恰是如此凌空，無住、無著。斷魂中，愁中，都有一個人，而這個人正如凌空不著地，有情卻似還無情。可是上引摩詰詩就更高了，因他連「斷魂」字「愁」字都沒有，所以他的詩，就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

杜甫的詩，與王維的詩又不同。

杜工部詩最偉大之處，在於他能拿他一生實際生活都寫進詩里去。中國人能把作家自身真實人生放進他作品裡，這在西方便少。西方人作小說劇本，只是描寫著外面。中國文學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其作品中，這就是杜詩偉大的地方。

剛才講過，照佛家講法，最好是不著一字，自然也不該把自己放進去，才是最高境界。而杜詩卻把自己全部一生都放進了，並且是杜工部所放進詩中去的，只是他日常的人生，平平淡淡，似乎沒有講到什麼大道理。

他把從開元到天寶，直到後來唐代中興，他的生活的片段，幾十年來關於他個人，他家庭，以及他當時的社會國家，一切與他有關的，都放進詩中去了，所以後人又稱他的詩為詩史。

其實杜工部詩還是不著一字的。他那忠君愛國的人格，在他詩里，實也沒有講，只是講家常。他的詩，就高明在這裡。我們讀他的詩，無形中就會受到他極高人格的感召。正為他不講忠孝，不講道德，只把他日常人生放進詩去，而卻沒有一句不是忠孝，不是道德，不是儒家人生理想最高的境界。

倘若杜詩背後沒有杜工部這一人，這些詩也就沒有價值了。倘若杜工部急於要表現他自己，只顧講儒道，講忠孝，來表現他自己是怎樣一個有大道理的人，那麼這人還是個俗人，而這些詩也就不得算是上乘極品的好詩了。所以杜詩的高境界，還是在他不著一字的妙處上。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白樂天的詩。樂天詩挑出來看，亦有長處。但他晚年住在洛陽，一天到晚自己說：「舒服啊！開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這樣的詩一氣讀來，便無趣味了。這樣的境界，無論是詩，無論是人生，絕不是我們所謂的最高境界。

回過頭來再看杜工部，年輕時跑到長安，飽看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情況，像他在《麗人行》里透露他看到當時內廷生活的荒淫，如此以下，他一直奔波流離，至死為止，遂使他的詩真能達到了最高的境界。

從前人說：「詩窮而後工」。窮便是窮在這個人。當知窮不真是前面沒有路。要在他前面有路不肯走，硬要走那窮的路，這條路看似崎嶇，卻實在是大道，如此般的窮，才始有價值。

錢穆先生在授課中

由於上面所說，我認為，若講中國文化，講思想與哲學，有些處不如講文學更好些。在中國文學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諸派思想，而且連作家的全人格都在裡邊了。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學問和性情，真實融人人生，然後在他作品裡，把他全部人生瑣細詳盡地寫出來。這樣便使我們讀一個作家的全集，等於讀一部傳記或小說，或是一部活的電影或戲劇。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現在詩里。我們能這樣地讀他們的詩，才是最有趣味的。

文學和理學不同。理學家講的是人生哲理，但他們的真實人生，不能像文學家般顯示得真切。理學家教人，好像是父親兄長站在你旁對你講。

論其效果，有時還不如一個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對你影響大。因此父兄教子弟，最好能介紹他交一個年齡差不多的好朋友。文學對我們最親切，正是我們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正因文學背後，一定有一個人。這個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

而我們學著創作作文、作詩，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好。就好比作畫，如果盡臨人家的畫，是臨不出好畫來。盡看山水，也看不出其中有畫。最高的還是在你個人的內心境界。

例如倪雲林，是一位了不得的畫家。他一生達到他畫的最高境界時，是在他離家以後。他是個大富人，古董古玩，家裡弄得很講究。後來看天下要亂了，那是元末的時候，他決心離開家，去在太湖邊住。這樣過了二十多年。

他這麼一個大富人，頓然家都不要，這時他的畫才真好了。他所畫，似乎誰都可以學。幾棵樹，一帶遠山，一彎水，一個牛亭，就是這幾筆，可是別人總是學不到。沒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筆墨！這筆墨須是從胸襟中來。

我們學做文章，讀一家作品，也該從他筆墨去了解他胸襟。我們不必要想自己成個文學家，只要能在文學裡接觸到一個較高的人生，接觸到一個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

比方說，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難，可是有比我更困難的。我是這樣一個性格，在詩里也總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詩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詩中已先代我笑了。

讀詩是我們人生中一種無窮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詩中有，讀到他的詩，我心就如跑進另一境界去。

文化定要從全部人生來講。所以我說中國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學。文學開新，是文化開新的第一步。一個光明的時代來臨，必先從文學起。一個衰敗的時代來臨，也必從文學起。但我們只該喜歡文學就夠了，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學家。不要空想必做一詩人，詩應是到了非寫不可時才該寫。若內心不覺有這要求，能讀人家詩就很夠。

我們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個文學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學，不通文學，那總是一大缺憾。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歷史，不懂哲學還更大。

想到中國的將來，我總覺得我們每個人先要有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有了精神力量，才能擔負重大的使命。這個精神力量在哪裡？灌進新血，最好莫過於文學。

民初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以來，老要在舊文學裡找毛病，毛病哪裡會找不到？像我們剛才所說，《紅樓夢》里林黛玉，就找到了陸放翁詩的毛病。指摘一首詩一首詞，說它無病呻吟。但不是古詩同全是無病呻吟的。說不用典故，舉出幾個用典用得極壞的例給你看。

可是一部杜工部詩，哪一句沒有典？無一字無來歷，卻不能說他錯。若專講毛病，中國目前文化有病，文學也有病，這不錯。可是總要找到文化文學的生命在哪裡。這裡面定有個生命。沒有生命，怎麼能四五千年到今天？

所以，中國人學文學，其實是學做人一條徑直的大道。中國古人曾說「詩言志」，此是說詩是講我們心裡東西的，若心裡齷齪，怎能作出乾淨的詩，心裡卑鄙，怎能作出光明的詩。所以學詩便會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

正因文學是人生最親切的東西，而中國文學又是最真實的人生寫照，所以學詩就成為學做人的一條徑直大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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