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鑿成，南北貫通，中華帝國才可能形成緊密的共同體，富庶的南方才能夠成為源源不斷地向北方輸送物資的大後院。位於運河線上的汴梁，近水樓台先得月，其地位便日益重要了。

北宋時期的汴京開封府，漕運網路遠比洛陽、長安發達。汴河、惠民河、金水河與廣濟河流貫城內，並與城外的河運系統相銜接，合稱「漕運四渠」。來自陝西的物資可從黃河——汴河運至汴梁，蔡州的物資直接由惠民河入汴，山東的物資可通過黃河——廣濟河抵京，東南六路的物資，可以借道大運河北上，轉入汴水，運達京師。

其中連接東南六路的汴河——大運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運線，因此，北宋立國未久，便設立了一個叫做「發運司」的機構，來統籌東南六路的物資運輸：「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掌。」

那麼每一年從東南六路經大運河運入汴梁的物資有多少呢？據沈括《夢溪筆談》的記錄，「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荊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荊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羨餘，歲入六百二十萬石。」僅僅官運的漕糧一項，每年就以六百萬石為常額，多時竟達八百萬石。如果作為口糧，可供六七十萬人一年之需。

除了漕糧，汴河——大運河運輸線每一年還從南方運入大量的其他物資，用於政府消費。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知制誥富弼在一份報告上說：「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此九道（指東南六路加上福建、廣南東、廣南西）。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

因此，我們說汴河——大運河是北宋立國的生命線，並無半點誇張。實際上宋人也是這麼認為的——熙寧五年（1072年），北宋著名的經濟學家張方平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汴河廢，則大眾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

商業繁華的動力源

對宋王朝來說，大運河不僅僅是一條維繫帝國政治安全的補給線。運河的功能被完全調動起來之後，便觸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深刻塑造了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向。

日本漢學家宮崎市定提出，中國的古代至中世，是「內陸中心」的時代，從宋代開始，變為「運河中心」的時代，「大運河的機能是交通運輸，所謂運河時代就是商業時代。事實上由中世進入近世後，中國的商業發展得面目一新。」宋代的立國者遷就於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現實，不得不定都於運河線上的汴梁，卻也在無意中順應了「運河中心」時代來臨的歷史大勢。

運河的運輸功能並不是由國家獨享，它是一個開放、公共的水上交通網路。在運河中往來的不僅有漕運官船，無數民間的商船、貨船、客船也日夜穿梭於運河線。貨物的流通、客商的往返、人煙的匯聚，自然而然產生了龐大的餐飲、住宿、倉儲、搬運、商品交易、娛樂、腳力服務諸方面的市場需求，於是在運河沿線，無數市鎮應運而生。

宋神宗五年（1072年），訪問宋朝的日本僧人成尋，沿著運河從泗州乘船前往汴梁，他的日記詳細記錄了沿河見到的繁華市鎮，如船至宋州，在大橋下停宿，成尋看到「大橋上並店家燈爐火千萬也，伎樂之聲遙聞之」；「辰時拽船從橋下過店家，買賣不可記盡」。宋代這些商業性市鎮的格局，完全不同於傳統的行政性城市，行政性城市是國家構建出來的政治中心，市鎮則是民間自發生成的工商業中心、製造業中心、運輸中心。

運河兩岸的城市，如亳州、宋州、鄭州、青州、宿州、徐州、泗州、揚州、真州、常州、蘇州、秀州、越州、明州、杭州，也因運河經濟的輻射力而形成繁盛的區域市場，八方輻輳，商旅雲集，人煙稠密。《宋史》地理志收錄有近50個人口在10萬以上的城市，其中位於運河沿線的有15個，差不多佔了三分之一。處於運河網路中心的汴京，人口更達百萬之巨，「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

汴京的商業布局，也因為運河表現出全新的面貌。看過《清明上河圖》長卷的朋友應該會發現，宋人喜歡臨河開店，沿著河岸，商鋪、酒樓、茶坊、邸店、瓦舍勾欄櫛比鱗次，連橋道兩邊也擺滿小攤，形成繁榮的街市，行人、商客、小販、腳夫、馬車擁擠於街道，入夜之後，市井間熱鬧仍不減白晝。

《東京夢華錄》這麼介紹汴梁的夜市：「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熝肉、干脯??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香糖果子、間道糖荔枝、越梅、紫蘇膏、金絲黨梅、香棖元，皆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盤兔、旋炙豬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膾、煎角子、豬臟之類，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州橋夜市之所以這麼喧鬧，是因為倉場建於這一帶，汴河上的貨船駛至州橋碼頭後，需要靠岸卸貨、倉儲，物資在這裡集散，人流也在這裡匯合。

商業性市鎮、熱鬧夜市、臨街開設的商鋪，在「唐宋大變革」發生之前，幾乎都是不可想像的。比如在所謂的盛唐，縣以下不設市；城市實行坊市制，即居民區（坊）與商業區（市）嚴格隔開，商賈只能在指定的時間、指定的地點做生意；入夜則實施宵禁。這些帶有明顯中世色彩的商業限制，到了「運河中心」時代，都瓦解了。因此，海外一部分漢學家相信，宋代發生了一場「城市革命」。我們也不妨說，此一「城市革命」，乃是運河經濟的輻射力所促成。

運河代表的水運網路的開發，也使得大宗的長途貿易成為可能。宋朝之前的商人，還秉承著「千里不販糴」的古老習慣，因為將糧米運至千里外銷售，成本太高了。但在宋代，發達的水運網路將「千里販糴」的成本大幅降了下來，於是「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粳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兩浙路的太湖流域，「號為產米去處，豐年大抵舟車四齣」，這些「舟車」，都是收購商品糧的商隊。

運河經濟觸發的連鎖反應

大宗交易、長途貿易的出現，又不能不催生出發達的商業信用。宋朝以銅錢為主要貨幣，但銅錢笨重，不方便攜帶——你總不能從京師運著一船銅錢到江南進貨吧？因此，宋人發展出一套商業信用，包括便錢、交引等，用以支持長途交易。

便錢是京師便錢務出具的匯票，商人只要在便錢務存入現錢，即可獲得一張匯票，憑票可到各州政府開設的匯兌機構兌換成現錢。這樣，假設京師的商人要到江淮收購商品糧，他大可不必押運一船沉重的銅錢前往，只是需要身上帶著一紙便錢就行了。

交引是政府支付的有價證券。商人到邊郡入納糧草等，政府估價後，即以高於市場價的收購價發給交引，商人憑交引可赴京城或產地領取錢或者茶、鹽、礬、香葯等貨品。京師的折中倉也接受商人輸粟，然後優價給予交引，憑引可至江淮領取茶、鹽。交引有面額，人們往往不用交引提貨，而是當成貨幣用於交易支付。又由於交引面額蘊藏著巨大的利潤空間，交引本身也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有價證券）被買入賣出，京師與「衝要州府」都出現了交易交引的交引鋪，類似今天的證券交易所。

水運網路——長途貿易——商業信用，這是運河經濟觸發的連鎖反應。運河還有另一項功能，也被宋朝人敏銳地捕捉到了——沿漕運線建設大型磨坊，用來加工糧食與茶葉（宋人飲茶，並非用茶葉浸泡，而是將茶葉研成茶末，沖泡而飲。此法後傳入日本，是為末茶）。漕河便於磨坊原料與產品的運輸，而且水流可以驅動水磨，達成自動化生產。《閘口盤車圖》描繪的便是一個大型的官營磨面作坊，四五十個磨坊工人正在從事磨面、篩面、扛糧、揚簸、凈淘、挑水、引渡、趕車等工序，而作坊的核心部件——磨面的機械即由水力帶動。

宋政府對水力磨坊抱有強烈的興趣，在京師與一部分州設立了「水磨務」，管理水磨加工業。汴河之上，更是遍置官營水磨。水磨之多，甚至影響了汴河的航運與沿岸的農業灌溉，導致各方展開了對水資源的爭奪。放在大歷史中，這樣的衝突顯得意味深長，讓人忍不住聯想到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羊吃人」衝突。

從某種意義上，英國的工業革命可以說就是水運推動出來的。中國經濟史學家全漢昇先生認為，英國的煤礦之所以能夠大規模生產，以滿足工業化的需要，是因為這些煤礦都位於海岸線或河流附近，因此，在鐵路網建設成功之前，可以利用便宜的水運將煤大量運輸至各地市場出售。「在工業革命以前的英國，假如沒有便宜而有效的水運，而只是用落後的交通工具來在陸上運輸，那麼，煤礦開採出來的煤只能在附近十至十五英里的地方出售，如再運遠一點，就要因為運費負擔高昂而賣價太高，從而賣不出去了。」如果這樣，工業革命便會失去了產生的動力。

有時候，歷史性的巨變就蘊藏在毫不起眼的細節當中，就如絢爛的煙花在爆發之前，不過是一枚小小的炮筒。我們的遺憾是，宋朝的煙花綻放了，卻又熄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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