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遷徙語境下的中國傳統建築研究：析《盛大的記錄：鮑希曼與中國宗教建築（1906-1931年）》
《藝術設計研究》2017年第2期
文化遷徙語境下的中國傳統建築研究：
析《盛大的記錄：鮑希曼與中國宗教建築（1906-1931年）》
趙娟
摘要：本文對愛德華·克格爾博士的專著《盛大的記錄：鮑希曼與中國宗教建築（1906-1931）》進行了評述，試圖對該書的研究背景、主要內容、研究視角和特點進行揭示和分析，進而指出，在「文化遷徙」語境之中，對德國建築師、漢學家、藝術史學者鮑希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年）中國建築考察和研究的歷史遺產再發現的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文化遷徙 《盛大的記錄》 鮑希曼 宗教建築
圖01/《盛大的記錄》封面，2015
2015年德國德古意特出版社（De Gruyter）在柏林和紐約出版了愛德華·克格爾博士（Eduard K?gel）用英文撰寫的《盛大的記錄：鮑希曼與中國宗教建築（1906-1931年）》（The Grand Documentation: Ernst Boerschmann and Chinese Religious Architecture）一書（圖01）。自2009年到2011年，在德國科學基金會（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資助下，由柏林工業大學建築學院（Habitat Unit im Institut für Architektur der TU Berlin）皮特·赫爾勒（Peter Herrle）教授領銜，克格爾博士為負責人的團隊（項目成員還包括：Claudia Woschke，Hou Binbao），展開了以「文化遷徙語境中鮑希曼的意義：鮑希曼中國傳統建築研究的接受和影響（1902-1949年）」為題的項目研究。該書的出版，儘管是這個項目結束四年之後的事，依然可以視作這項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
圖02/鮑希曼國際學術研討會：鮑希曼與早期中國傳統建築研究，2011
作者愛德華·克格爾是一位研究德國現代建築史的學者，研究領域涉及近現代中國和德國在建築領域的知識遷徙和文化對話。2006年克格爾在魏瑪包豪斯大學（Bauhaus-Universit?t Weimar）建築系以《Poelzig兩位門徒的遷徙：漢布格爾和鮑利克在上海和東柏林之間（1930-1955年）》為題完成博士學位論文。也正是在這一研究視域的觀照之下，德國建築師、漢學家、藝術史學者鮑希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年）成為了其研究對象。本書正式出版之前，克格爾博士已發表了若干鮑希曼研究的相關文章，如：《鮑希曼研究》、《在碧雲寺：中國學研究者和建築師鮑希曼》、《鮑希曼研究視域之中的中國城市：從宗教地緣組織到功能劃分》，且於2011年，在柏林工業大學召集舉辦了「鮑希曼國際學術研討會」（Symposium on Ernst Boerschmann）（圖02），並發表了《早期德國的中國古代建築研究》一文。
1. 文獻基礎與歷史還原
圖03/《中國建築藝術與宗教文化·祠堂》書中廟檯子平面圖
該書共計有592頁，圖文並茂，所輯錄的圖片和依據的研究材料豐富，大體有幾種來源：1、鮑希曼正式出版的著作和論文：《中國建築藝術與宗教文化》[三卷本：《普陀山》（1911年）、《祠堂》（1914年）（圖03）、《寶塔》（1931年）]、《中國建築藝術與景觀》（1923年、1926年）、《中國建築》（兩卷本1925年）、《中國建築陶器》（1927年）；2、鮑希曼的手稿、信件、圖片和資料收藏，這些資料或保存與鮑希曼後人，或流存於私人和博物館收藏、或大學圖書館檔案館，如柏林國家圖書館東亞部、科隆大學圖書館檔案館、法國巴黎藝術圖庫等；3、檔案資料，如德國外交部檔案館、德國聯邦檔案館、紐倫堡歷史檔案館、國家機密檔案館、漢堡大學校史檔案館、柏林工業大學校史檔案館等；4、其他相關學者的研究著作、論文和圖片收藏；5、作者本人的照片、收藏、以及項目團隊的製作繪圖（圖04）；6、職業文獻目錄學家整理出版的研究資料，如德國漢學文獻目錄學家魏漢茂（Hartmut Walravens）對鮑希曼相關文獻的編撰和出版。
圖04/克格爾博士據鮑希曼記錄繪製的成都宗教建築和市政建築分布圖
長達15頁的文獻目錄、細密豐富的腳註、每張圖和材料的解釋和來源說明，使得該書在鮑希曼研究這一領域之中具有重要的文獻索引和參考價值，也是其研究歷史可靠性的重要保證。作為鮑希曼研究的第一部專著，這本書的重要性和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基於以上所述及的各類檔案、博物館和私人的收藏、考察日記、書信以及鮑希曼著作之中的記錄和圖片，克格爾博士對鮑希曼1906-1909年的中國考察行程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圖05），以考察沿途所記錄的建築和景觀為敘述中心，試圖最大限度地還原考察的歷史現場，是非常值得稱讚的努力。這些材料將鮑希曼作為考察者在動蕩的中國所面臨的各種調整、轉變、困境，以及作為研究者的內在生命熱情都呈現了出來。例如，考察過程中拍攝、測繪和採集資料的忙碌與不斷需要向德國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彙報的壓力；純粹學術研究和考察政府政治經濟利益的訴求之間的相互妥協。
圖05/克格爾博士繪製的鮑希曼1906-1909年中國建築考察行程圖
具體到某一個建築物，作者將同時代眾人的記錄、描述和研究都納入了或橫或縱的比對之中（圖06）。這些人之中，既有外交官、探險家、旅行家和政治家，也有傳教士、漢學家、地理學家、建築師、攝影師和藝術史學者；論及的著作或圖片，既有嚴肅的學術討論，亦有大眾的視覺觀看。如此，將對鮑希曼對中國傳統建築的觀看和記錄，在其所處的歷史時代之中進行定位。例如，在鮑希曼北京地區的建築、清代皇家陵墓和承德寺廟等地考察之中，德國駐華公使穆默的《中國日記》和日本學者關野貞和常盤大定的《支那文化遺迹》之中同對象的照片常常進行援引和比對；而論及在山東靈岩寺的考察，德國建築師梅爾切斯專著《中國：寺廟·靈岩寺羅漢：佛教雕塑》也會併入進行討論，在進行山東曲阜孔廟的考察時，同期的山東地區的傳教士出版的著作《曲阜和膠州地區的孔廟》也會被論及，且將其測繪圖與30年代梁思成團隊的測繪圖和研究進行了比對，以此來揭示鮑希曼建築測繪和研究工作的特徵。與此同時，鮑希曼建築考察和資料採集結果的影響也會被提及，例如鮑希曼對清代皇家陵墓的考察和研究，對在柏林工業大學建築系學習的奚福泉的博士論文的意義。
圖06/1907年沙畹法國考察團成員拍攝的碧霞元君廟內部的祭壇
與之相類的梳理工作在第三章的第一小節「回到柏林：基於採集材料的工作（1909-1911年）」彰顯得尤為突出，以此可作為一個例子，見出本書作者在鮑希曼這一議題上對歷史文獻材料的熟悉、豐富和用以建構歷史敘事的能力：13頁的表述之中，所引的材料多達61份，將鮑希曼1909年考察結束，回到柏林之後的面臨的複雜處境進行了揭示：鮑希曼作為政府官僚機構的工作人員，如何獲得自由研究的時間和經費支持，如何面對同行專家的各種爭論和建議，如何定位和發展自己的研究，如何在建築學、藝術史和漢學等不同的學術領域之中尋找自己研究的融通和獨立性等等，如何在帝國的利益要求下堅持純粹學術研究的價值，如何在政府官員、學者、傳教士、出版商之間尋求幫助和妥協等。只有將鮑希曼置入這樣一個縱深的歷史語境之中，才能夠理解鮑希曼的中國建築研究何以呈現今天我們所見的面貌。
2. 時間截面（1906-1931年）與寫作策略
鮑希曼作為近代以來最早全面且系統研究中國傳統建築的西方學者，從義和團運動之後的1902年，作為德意志帝國東亞駐軍人員第一次來到中國，萌生了有計劃研究中國建築的想法，到1949年在漢堡大學漢學系教授席位上去世，他與中國傳統建築結下的緣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這半個世紀，中國社會經歷了急劇的變化和動蕩：延續千年的帝國統治覆滅，民國政府的建立，歷經抗日戰爭和三年內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鮑希曼在他生活的德國，則親身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親赴戰場，並且負責了戰後東普魯士戰爭墓地的拆建工作；第二次大戰期間，他在柏林的工作室遭到轟炸，兒子也遠赴蘇聯戰場。儘管如此，鮑希曼對中國傳統建築的研究，卻保持著一貫的專註和堅持。
克格爾博士這本專著聚焦的內容，並沒有涵蓋以上所述的全部時間段，而只是限定和聚焦在「1906-1931年」。正如前面已述及，1906年並非鮑希曼第一次來中國，也並非他與中國建築結緣的起點。在此之前的1902-1904年，鮑希曼已經有過兩年的中國生活經歷。恰恰是這兩年之中，他萌發了藉由中國建築藝術認知中國文化，探討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想法。如果說這只是一個朦朧的想法，那麼回到德國之後的各項籌備工作，使得實現這一想法成為了可能。本書限定的起點1906年，可以說是有計劃有目的去實踐這一想法的正式開端。
事實上，1906年之前鮑希曼的建築工程教育背景（家鄉梅美爾的「中國風」建築、柏林夏洛騰堡工程學院建築工程的教育經歷、教堂建築的設計實踐等）、德國對於東亞建築研究的學術語境[錫樂巴（Heinrich Hildbrand，1855-1925年）對北京大覺寺的研究（圖07）、巴爾策（FranzBaltzler，1857-1927年）對日本建築的研究、Fritz Jobst對戒台寺的考察等]、鮑希曼的社會交往[與傳教士兼東方學家達爾曼（Joseph Dahlmann，1861-1930年）、政治家巴赫曼（Karl Bachman，1858-1945年）的交往]以及與中國建築的淵源和研究嘗試（1902-1904年的中國經歷、對北京西山碧雲寺的個案研究、前往中國的準備工作）作為中國建築研究的「準備階段」（preparatory phase）也第一次得到詳細討論，構成本書內容主體的第一部分，成為理解鮑希曼與中國建築結緣，且聚焦「中國建築與宗教文化」的基礎。同時亦可從中見出，鮑希曼對中國建築的考察和研究，雖是異域的對象，其觀看的眼光卻置身在西方（或者說）德國學術的語境之中，也是西方學術的一部分。
圖07/錫樂巴對大覺寺的測繪圖
作者將研究的下限設定在1931年，即《中國建築藝術與宗教文化·寶塔》出版的這一年，與本書的主旨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表述策略有著密切的聯繫。作者在《導言》中指出，本書主旨有兩點：1、第一次在一本書之中全面系統揭示鮑希曼的所有著作；2、對中國同行進行中國建築考察和研究之前，鮑希曼著作在西方世界所激發的學術話語進行梳理。
而實現這一目標，作者從三個層面來展開：1、對1906-1909年鮑希曼中國建築考察和研究進行了細緻的梳理；2、對1910-1931年之間，鮑希曼著作之中涉及的寺廟和建築進行描述；3、對鮑希曼著作在同時代不同學術領域（建築學、漢學、藝術史、考古學、人類學等）之中帶來的學術討論進行全面評述。
從設定的目標和寫作策略而言，本書的工作是成功的。因為《寶塔》確是鮑希曼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而作者這裡所說的中國同行，即中國營造學社，恰恰是成立於1930年，正式展開對中國傳統建築的實地調查則是到1932年。
誠如作者在導言中指出，到20世紀30年代，不同國家的諸多學者都參與到中國傳統建築的研究之中：如1935年，德國藝術史學者艾鍔風（即艾克，Gustav Ecke，1896-1971年）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Demiéville，1894-1979年）出版了《泉州刺桐雙塔》；是年，德國藝術史學者卜愛玲（Anneliese Bulling，1900-2004年）在東亞藝術史學者屈美爾（Otto Kümmel，1874-1952年）門下以《從漢代到唐代中國建築風格的演變》為題在柏林大學完成博士論文；基靈（Rudolf Kelling）的博士論文《中國房子》也在同年出版；1937年丹麥建築師艾術華（Johannes Prip-M?ller，1889-1943年）出版《中原佛寺考》）；日本學者伊東忠太（Itō Chūta，1867-1954）在1931年出版了《支那建築史》，1936-1937年出版了《伊東忠太建築文獻》，關野貞（Sekino Tadashi，1868-1935年）和常盤大定（Daijo Tokiwa，1870-1945年）以佛寺為考察重點的基礎之上，出版《支那文化史跡》等。因此，如果要討論鮑希曼這一時期的研究，則需要把上述這些學者的考察和研究並置討論，顯然這部分的工作似乎需要另外的專門的著作來完成。通過1931年這樣的時間界定，作者很好地將這部分研究工作在本書之中暫時且合情合理地懸置了起來。
3. 作為整體和雙向互動的「文化遷徙」
與上述時間界定相關的，就是鮑希曼在1931年之前已著手準備卻尚未及時完成的論文和著作，以及第二次中國建築考察，即1933-1935年的考察和記錄的成果，都未能在本書之中得到專門的討論。而這部分的材料對於理解鮑希曼1906-1931年期間的學術研究工作的整體面貌及其重要性，也不容忽視。儘管克格爾博士同期編著的《香港、澳門和廣州：鮑希曼1933年在珠江流域的考察》一書（圖08）。可以作為本書的一個重要補充，卻依然不能完全彌補本書因時間界定和表述策略而埋下的遺憾。
圖08/《香港、澳門和廣州》封面
如此切割時間截面所潛藏的危險，可能導致鮑希曼在1906-1931年期間已經關注到的材料和問題，由於寫作計劃或者其它原因未能及時專門討論或充分展開，可能會被忽視。例如：在論及鮑希曼對五台山的考察時，儘管作者在注釋之中提及了日期標記為1945年的一份手稿信息，但是這份手稿的歷史考察，及其與鮑希曼在1907年五台山考察的關係並沒有得到明確。從魏漢茂教授整理出版的手稿來看，這份寫作計劃肯定並非一時起興，而是長期準備過程的結果，其緣起必定始於早期的考察和記錄。
再譬如：鮑希曼在《寶塔》一書之中討論「天寧方塔」，將「天寧寺塔」作為塔的一種類型提出來，並且試圖探討其形態演變的規律。這一問題唯有結合1934年《綏遠白塔：天寧寺塔的演變形式》、1942年《異族統治時期北方地區中國的寶塔》、及1942年完成但直到2016年才出版的《寶塔》第二部專門對「天寧寺塔」的討論，這個問題的價值才能充分展開，也才能解釋緣何鮑希曼將「天寧方塔」作為一種寶塔類型在《寶塔》第一部分進行討論（圖09）。也就是說，1931年的這種界定會帶來對鮑希曼中國建築研究內在的發展脈絡的一種人為切分，以及由此而導致材料理解之間的關聯性缺失，除非1931年，本身可以作為鮑希曼中國建築研究內在變化的轉折點。
圖09/《中國建築藝術與宗教文化·寶塔II》封面
此外，作者以正式出版的著作為討論核心，雖然論及相關的議題，偶也會援引到論文，但是論文並沒有作為學術寫作和探索鮑希曼學術發展的線索，筆者以為，這也不失為一個遺憾。因此，筆者以為，對鮑希曼1906-1931年期間對中國宗教建築的考察，整體性的語境，以及不同階段之間學術材料和思想的內在關聯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顯然，克格爾博士如此處理材料，是為了更集中指向「文化遷徙」這樣的一個議題，突出鮑希曼對中國建築的研究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和影響。事實上，當鮑希曼把中國建築藝術和中國知識進行記錄，並「遷徙」到西方世界的同時，他也把西方學者的眼光和知識「遷徙」到了中國乃至東亞，「文化遷徙」從來都不是單向發生的，而是或交錯，或平行地同時發生。儘管本書之中，克格爾博士以自己的再考察視角，凸顯了鮑希曼的建築記錄，對於當今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歷史圖像保存方面的價值和意義，可視作是反向機制的一個表現。然而，鮑希曼在當時對中國、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的影響卻並沒有得到討論。民國時期的樂嘉藻曾述及：「民國以來，往來京津，始知世界研究建築，亦可成為一門學問」，且撰寫了中國的第一部《中國建築史》。據學者研究，該著作多處參引了鮑希曼的建築測繪圖和照片。1928年日本東京洪洋社編輯出版了《支那建築細部集》，由東京高等工藝學校講師藏田周忠題序，內含圖版100頁，與鮑希曼1927年《中國建築陶器》一書的圖版，存在大量重合的現象，甚至在該書之中援引的一幅地圖「支那全土略圖」，也與1923年《中國建築藝術與景觀》法文版中的地圖一模一樣（圖10）。因此，若是能夠將1909-1931年期間，鮑希曼中國建築考察和研究，與同期東亞語境有所結合的話，將會導入許多更有意思的討論。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或許是作者未能考慮到在中國營造學社之前，與鮑希曼幾乎同時，在包括中國之內的東亞，亦有大量對中國傳統建築的考察和研究，且與鮑希曼的研究之間存在著或疏或密的關係。因此，即便是作者將本書時間截點限定在1931年，此前這部分學術史關聯的討論，亦不失為一個疏忽。
圖10/日本洪洋社《支那建築細部集》「支那全土略圖」
4. 文化心靈與建築語言的形式特徵
本書最後的結論章節，克格爾博士將鮑希曼1906-1931年考察和研究的價值進行了基本定位，即「對一個正在消逝中的文化進行記錄」，這點從鮑希曼考察和研究工作的實踐來看確實如此，也是鮑希曼自己進行中國建築考察和研究的一個基本訴求。在清朝覆滅之後的1914年，在《祠堂·導言》中鮑希曼就曾表達過自己對社會動蕩中的中國建築表示擔憂，且試圖通過自己的考察和記錄對中國建築進行保存：
這種對文化藝術的蹂躪，讓中國藝術和文化的朋友充滿著正義的憤怒。然而對他而言，能做的並不是很多，於是激發了這樣的一個願望：那些古物，可能會在這樣的災難中逐漸衰亡，但是至少可以為後代子孫留下一些文字和圖像的記載。中國古建文物很快會消亡，我在第一卷導言中曾表達過這種憂慮，很痛心地被證明了。鑒於這一考慮，對中國古建文物儘快全面的錄入登記，勢在必行。至少用當今研究者可能的方法來記錄它們，這樣，我們才能經得起子孫後代的歷史檢驗。
在保存中國建築價值這一觀念的背後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假設，就是中國建築是中國文化的表徵，通過中國建築進而可以認知中國的文化精神。儘管中國的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落後局面，但是作為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古老的，依然是活潑潑的從遠古走來的文明形態，對於今天的歐洲，或者說德國，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正如歐洲啟蒙時代的德國思想家沃爾夫，甚至更早一些的歐洲傳教士們所發現的那樣，中國在歐洲之外的以一種完全不同於基督教文明的形態發展著。然而，某種程度上鮑希曼帶有幾分德國浪漫主義色彩的觀看視角之中所呈現出的中國建築特徵，正如作者在本書結論部分所總結出來的，那就是以宗教建築為中心，對中國四大佛教名山和五嶽的整體性思想的描述、對中國建築與其所置身的自然環境的營建、對城市空間結構與自然景觀的關係、對中國寺廟建築平面的空間性特徵的探討成為其核心議題。本書作者對鮑希曼在這些問題上的研究進行了很好地評述和總結，然而對鮑希曼著眼這些問題的內在思想原因並沒有充分進行討論，誠然與傳教士達爾曼的交流對這一方向的定位有著重要意義，也與鮑希曼在晚清中國考察期間所能進入的建築類型這一客觀條件有重要關係，然而其要旨並非止留於宗教文化的探討，而是藉由宗教文化進入中國心靈，去探索中國人內在的精神特質，這種特質在歷史的發展之中呈現為一種形式，而中國建築就是這種精神特質的形式表徵。正如鮑希曼自己所言：「民族的真正靈魂卻永久地保留至這個新的時代。我們跟隨那些古建築留下的意義，嘗試揭示這個核心」。
然而，從鮑希曼所記錄和討論到的建築物來看，亦有非宗教性的建築，如《中國水利設施觀察》，以及對中國園林的關注和討論。此外，筆者以為，鮑希曼在藉由中國建築探討中國文化的這一路徑之中，除了對宗教文化和中國精神生活的探討，還有嘗試從「純粹建築藝術的語言形式」來考察中國建築，是將中國建築作為中國藝術的構成，從藝術史角度對其形式風格進行分類、分析和解讀。這種努力集中體現在《中國建築》和《中國建築陶器》這兩本著作之中。這兩本書分別出版於1925年和1927年，也正是在「中國建築藝術與宗教文化」三卷本系列的一個長間隙之中。在《中國建築》之中鮑希曼將中國建築分為20個章節，亦可以說成是20中建築形式類型，這些類型已經超越了某一個具體的建築物，而是一類建築或建築構件，對其形式特徵及其背後的精神性內涵進行了討論，這也超越了宗教文化本身。例如鮑希曼對磚石建築，尤其是拱券建築在中國的分布，構造和形式特徵進行了細緻討論。而在接下來的《中國建築陶器》一書之中，則進一步從裝飾的角度對中國建築之中制陶構件進行了研究。筆者以為，鮑希曼對中國建築的考察和研究，雖以宗教建築為核心，然其關注的問題則在其建築形式語言的精神性內涵和特徵，是藝術史關注的核心問題。因此，在鮑希曼中國建築考察和研究之中，藝術史的視角亦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度。不過，建築作為藝術，在中國語境與西方語境之中迥然不同：建築在中國，素來為匠人手工藝，未曾成為建築的基本門類；而在西方，自16世紀瓦薩里以來，便與繪畫和雕塑，一起作為美術史的基本構成，成為藝術史的對象。因此，在討論「文化遷徙」的時候，原生語境的討論亦成為重要的要素，而且這對於討論中國建築學在近代的發生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對於鮑希曼中國建築考察和研究的遺產，須從多個不同學科和多重交錯的視角進行接受和詮釋，才能實現其應有的價值和意義。
本文為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一等資助（項目編號：2014M550136）和特別資助（項目編號：2015T80209）階段性成果。
本次發布版本略有改動
趙娟，女，1982年出生，湖北武漢人，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博士後研究人員，從事美術史與文藝理論研究。
201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獲文學博士學位。2009至2010年獲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校際合作獎學金，赴柏林自由大學交流、訪問。2014年獲德國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獎學金，赴漢堡大學交流、訪問。博士後研究課題「鮑希曼與早期西方中國建築藝術研究」獲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一等資助和特別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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