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顧：規劃最難，爭議最多，長安街的國家成長記憶

長安街——通向世界的起點長安街——浩浩蕩蕩伸向天邊長安街，矗立在共和國的最中心長安街兩邊是最新最美的世界。這是詩人宴明在1959年國慶10周年時所作的《北京長安街之歌》里的詩句。

天安門，長安街，對於即使沒到過北京的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個既熟悉又親切的地方。天安門前照個相，長安街上走一遭，是每個遊人來北京後必須要做的事情。長安街有著「神州第一街」的稱號，原因就在於它不僅是北京乃至中國的象徵，還蘊藏了一個城市和一個國家的成長記憶。

長安街雛形於元大都南城牆內的順城街，明永樂十七年（1419年），將大都城南牆南移二里的同時，拆文明門與順承門之間的城牆闢為路，取名長安街，距今已有600年歷史。長安街，其名取自盛唐時代的大都城——「長安」，含長治久安之意。

明清之時，長安街東起東單，西至西單，全長3.7公里，有十里長街之稱。從長安左門（清稱東長安門，位於今勞動人民文化宮南門前80米處）至東單牌樓，名為東長安街；從長安右門（清稱西長安門，位於今中山公園南門前80米處）至西單牌樓，稱西長安街。東西長安街之間因為有T形廣場的阻隔並不能貫通。T形廣場是明清時代天安門前的一個封閉嚴密的宮廷廣場。

辛亥革命後，隨著清帝的退位，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的格局被打破。1912年，拆除了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邊的紅牆，東西長安街終於得以貫通，天安門廣場也開始對外開放。

明清時期的長安街與其他街道一樣為土路，皇帝經過時必先「黃土墊路，清水潑街」。平日則「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1917年，長安街修成柏油路面。1921年，當時的北洋政府組建了北京第一家電車公司，經過幾年的緊張籌建，1924年12月17日，隆重的開車典禮在前門舉行，在當時運營的五條線路中，大都走長安街。

1937年北平淪陷。1939年，佔領北平的日偽當局做了一個規劃：西郊為開發區，東郊為工業區，但是城牆阻擋了東西方向的交通，從西郊開發區到東郊工業區無法穿城而過。於是，日偽當局就在北平內城東、西城牆各扒開一個豁口，東邊的叫「啟明門」、西邊的叫「長安門」。這兩座門沒有門洞、門扇，只是在城牆上開了個豁口，所以老百姓管它叫「豁子」。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北平市政府根據當時流行於校園的歌曲「建國一定成功、民族必定復興，中華康樂無窮」，將日偽當局命名的「啟明門」、「長安門」改稱「建國門」、「復興門」。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槍

1949年後，北平被定為新中國的首都，長安街的地位變得特殊起來，由此也逐漸拉開了長安街大規模改造和建設的序幕。

1949年10月1日，北京舉行了隆重的開國大典。據著名城市規劃專家、參加了自1964年後歷次長安街規劃的清華大學教授鄭光中口述，在開國大典遊行的紀錄片中，人們還能看到長安街上的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當時的遊行隊伍，特別是坦克車前進時要繞過這兩個門，但繞過去之後距離天安門和毛主席已經不遠，調整隊伍很倉促。也因為長安左右門的阻礙，「軍旗過時不得不低頭，解放軍同志特別生氣。遊行群眾眼巴巴盼著到天安門看看毛主席，但遊行隊伍有時直到下午還過不了門，看不著毛主席。」於是，拆除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的計劃被提出。北京市政府也感到這兩座門對來往車輛和行人確有不便，也希望將其拆除。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討論拆除長安左門、長安右門之事，這個計劃遭到了建築專家梁思成的強烈反對。考慮當時的情況，市委書記彭真立即召開代表中的黨員會，要求大家一定服從市委決定，因為黨員代表佔大多數，會議最終通過了全拆、快拆的方案。1954年國慶前夕，終於拆除了東西長安街上的兩座牌樓。

1958年毛澤東等審查北京天安門廣場建設規劃模型。

長安街的改造，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槍」。在北京市對街道的拆改擴建過程中，梁思成與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獨特景觀，可以通過合理規劃加以保留。當年在國務院工作的方驥回憶起梁思成與吳晗的一次衝突，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吳晗爭得面紅耳赤。吳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

1949年，蘇聯專家在設計方案中提出，利用東交民巷操場空地並沿長安街建設行政辦公樓，這一規劃的核心思想是將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舊城區。1950年，梁思成、陳占祥提出了長達2.5萬字的梁陳方案，反對這種規劃思路，其中特別提到沿長安街蓋行政大樓這種模式存在種種弊端，比如「沿長安街建設長蛇陣式的辦公樓將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量，車輛無處停放，且辦公樓沿街，塵土與雜訊為伍」。建議在西郊建設新的行政中心。

爭論的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北京市城市規劃學會主編的《長安街：過去、現在、未來》一書中，闡述了當時決策的原因：「當時中央機關急於建設辦公用房，而長安街路南地區原為各國練兵場，崇文門內大街西側為國民黨時期的飛機場，是城區內不可多得的空地，於是在1951年相繼建成了公安、紡織、燃料、輕工和外貿等各部辦公樓。」

無論這個決策正確與否，建國後的長安街，一系列極具政治意味的建築相繼建成。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天安門廣場上出現的第一座建築正是梁思成、陳占祥和林徽因的作品——人民英雄紀念碑。按照傳統思想，紀念碑的正面應該朝南，以便與都是坐北朝南的故宮、天安門、前門保持一致。周恩來認為，長安街、天安門廣場擴建後，會有更多的群眾從城市的其他地方經過這裡。他們進入廣場，多是集中在廣場北部，應當讓人們一進入廣場就看到紀念碑的正面。建築師們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於是，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反中國碑石的建築傳統，面向天安門，面向長安街。

長安街真正徹底改頭換面是在1958年籌備國慶10周年之際。1958年8月，黨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為了迎接國慶10周年擴建天安門廣場，建設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等十大建築。毛澤東指示：改建天安門廣場，氣魄要大，要使天安門廣場成為莊嚴宏偉，能容納100萬人集會的世界上最大的廣場。當時「十大工程」五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的沈勃曾聽說，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向彭真指示，天安門廣場要從原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處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陽門一線城牆。按照這一指示進行的天安門廣場的擴建，東西寬500米，南北長860米，天安門前的馬路要一百幾十米寬，能夠同時通過120人橫列的遊行隊伍。經過數萬建設大軍夜以繼日的艱苦努力，在國慶10周年前夕，按照上述標準改建的天安門廣場呈現在世人面前。這種規模和氣勢，超出了當時人們的想像。與此同時，長安街兩側又增加了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民族文化宮等一批極具政治意味的建築。自此，與之前建設的各個部委大樓一道，長安街成為一條以政治形象而聞名於世的著名街道。

「文革」十年，長安街沿線建設基本停滯，總建築面積不及1959年十大建築的五分之一。但在這段時間裡，並不意味著弱化了長安街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從天安門前紅色的海洋到人們臂纏黑紗送別總理；從尼克松訪華時組織的歡迎人群到人們自發的「四五運動」，作為政治符號，長安街成了「文革」期間重大事件的見證地。

除了對長安街上建築的爭議之外，被很多城市規劃師批評為「引起了交通障礙和沿街商業凋零的大馬路模式」也起始於長安街。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彭真提出北京的馬路要寬，1954年，對長安街寬度有了初步定論：不少於100米。最終劃定為120米。國家計委與北京市委的意見相左，批評這是「大馬路主義」。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討論長安街寬度的時候，梁思成說：「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鐘，小腳老太婆過這條街就更困難了。」但北京市委的態度堅決，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會上表態：「你說我是大馬路主義，我說你是小馬路主義。將來的問題是馬路太窄，而不是太寬，現在北京的汽車還不太多，等你們這些年輕人到八九十歲，北京有幾百萬輛車的時候，再看誰對誰錯。」

不過，北京市規劃學會理事長趙知敬還道出了長安街設計的一個秘密：「道寬能看出氣勢來。不過，當時處於抗美援朝後期，從戰略上考慮，長安街被定為一塊板的形式，必要時可以起降飛機。」

長安街在承擔政治功能的同時，還是一條繁忙的交通幹道。在有軌電車最初運營的五條線路中，有四條經過長安街。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鐵1號線正式開工，如今1號線仍是各條地鐵線路中人流量最大、最擁擠的線路。為緩減1號線的壓力，規劃部門還在1號線的下方規划了地鐵R1線（18號線）。但是，當初1號線的修建，卻不只是為了交通，1953年周總理曾道破修建地鐵的目的：「北京修建地鐵，完全是為了戰備。如果為了交通，只要買200輛公共汽車，就能解決。」國務院將地鐵列為重要戰備工程，代號「401」。出於戰備考慮，在1號地鐵上方修建了一層80厘米—100厘米厚的防爆層。中國中鐵隧道集團副總工程師王夢恕稱，北京地鐵1號線對於地鐵防轟炸的設計，當時是按照100架飛機帶100個炸彈地毯式轟炸後仍然保證安全的標準設計的。出於保密考慮，當時媒體並未對修建地鐵進行報道，北京地鐵就這樣神秘地開工了。1969年10月1日建成通車，通車後地鐵依然還是戰備工程，所以，北京地鐵在通車後很長時間不對公眾開放，需憑介紹信參觀乘坐。直到1981年9月15日，北京地鐵才正式對外運營。

改革開放以來，長安街的大修就有四次，分別是1987年為迎接亞運會、1997年為香港回歸、1999年建國50周年大慶和2009年60周年大慶。2014年6月28日晚11時，長安街又啟動了南禮士路口至五棵松橋段的大修工程。長安街，由於它的特殊地位，每一個有關它的消息都會牽動著北京乃至全國人民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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