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學文學的哲學博士憑藉什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青睞？
北京時間10月9日17時45分，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
行為金融學奠基者、
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塞勒
獲得這一殊榮。
評審委員會表示，
看重其將心理學和經濟學結合的交叉學科研究。
作 者｜梁雲風
來 源｜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
2017/10/11，杭高投思享會第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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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一貫的認知中，經濟學家是不是至少應該讀一個經濟學的學位？2017年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可能要顛覆我們這個慣性思維。
斯德哥爾摩時間9日11時45分（北京時間17時45分），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行為金融學奠基者、美國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教授理查德·塞勒，以表彰其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
在新聞發布會上，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表示，之所以將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塞勒，看重其將心理學和經濟學結合的交叉學科研究。塞勒的學術背景是文學碩士、哲學博士，做的卻是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與決策心理學的研究。
這是跨界嗎？哦，不，這是交叉學科研究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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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了一下1969—2017年49屆79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學術背景，發現這些經濟學家的學術愛好，本科、碩士、博士學位非常有趣。
從專業背景來看，雖然總體上以經濟學（42人）和數學（11人）為主，佔到總人數的約70%，但總體來看，學科專業五花八門，比如有物理學、哲學、文學、語言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運籌學等，不一而足。
具體從近十年的經濟學獎獲得者學術背景來看，有一些獲獎者的學科背景挺有意思。比如2016年得主羅伯特·希勒除了是一名經濟學家，還是一名暢銷書作家，他與另一位諾獎得主阿克洛夫合著的《動物精神：人類心理如何推動經濟發展以及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在中國擁有廣泛的影響。
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讓·梯若爾一直讀到數學博士後，才對經濟學產生興趣，轉而投身經濟學的懷抱。
2013年的獲獎者尤金·法瑪在大學的前兩年學的是法語，他本來打算大學畢業後去做一個高中教師或者體育教練的，直到第三年才轉學經濟學，但他一直對體育保持著持續的熱情。
2012年獲獎者埃爾文·羅斯本科是哥倫比亞大學工程學，由於對運籌學感興趣，本科畢業後來到斯坦福大學，拿到了運籌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運籌學是博弈論的最核心部分，羅思也因為在博弈論、市場設計和實驗經濟學領域做出的顯著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1年獲獎者托馬斯·薩金特於1964年獲伯克利加州大學文學學位，196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的學科背景幾乎和2017年獲獎的塞勒一樣，但他擅長於總體經濟學、貨幣經濟學、時間序列等領域。
2009年獲獎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政治經濟學家、行政學家和政策分析學家，美國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從這些頭銜我們也能看出，她在政治學上似乎興趣和花的精力更大，她的博士學位是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政治學博士。同年獲獎的奧利弗·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他是斯坦福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和卡內基大學的哲學博士。
2008年獲獎的保羅·羅賓·克魯格曼雖然拿的是麻省理工和耶魯大學的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但大學時代的克魯格曼似乎更偏好歷史，經濟學的專業課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歷史課。
需要補充的是，縱覽79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擁有哲學博士（PhD）學位或哲學學科背景的就有超過11位，和數學等同。這是不是也顛覆了我們對哲學博士的認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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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或者交叉學科如果放在整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研究，我們會有更多有意義的發現。數學和經濟學的結合，出了很多計量經濟學大師；經濟學和運籌學的結合，造就了博弈論；政治學和經濟學碰撞，讓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成為美國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人；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結合，是理查德·塞勒行為經濟學誕生的基礎……
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例子，這種例子在生物和化學領域中更是常見，比如2012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斯坦福大學教授Brian Kobilka的研究成果是G蛋白偶聯受體，這是生命科學領域的重要成果，卻被授予諾貝爾化學獎。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生命科學學院講席教授饒毅對此解釋是，化學的核心部分是合成化學，基礎方面是物理化學，根本是物理，最有趣的方面是生物。所以在過去十幾年，三分之一的諾貝爾化學獎都是授予結構生物學科學家。
不同學科的交叉，就像化學物質一起發生反應一樣，往往會有新的創造。交叉學科的核心是知識的融合，物理學家李淼認為，只有那些不斷超越科學和人文的壁壘，融通這兩種文化的人，才能站在價值鏈頂端。
這其實也涉及當今知識發展的兩個方向。一方面，是啟蒙運動後，知識大爆炸並且迅速分化，學術、思想、科學，甚至藝術和運動上的進展，統統體現為越來越細的分科，越來越難以產生如達爾文、赫胥黎、布封那樣的橫跨科學、藝術、哲學領域的博物學家，這導致的結果是，大家越來越只能在自己的細分領域精耕細作，學科的跨界、交叉、融合難度越來越大，甚至出現知識的「孤島」。
但另一方面，技術的發展需要不斷突破知識和認知的壁壘，比如生命科學的發展，需要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乃至神經學的共同推動；純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幾乎所有的物理、化學、生物學發展都依賴於數學的進步，今天我們所用的計算機科學，其底部根基同樣是數學；經濟學探究基於人類真正的偏好和選擇的策略，所以社會學、心理學和政治學與經濟學的交叉才會有博弈論、行為經濟學等流派出現。
有「當代達爾文」之稱的美國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在其《知識大融通：21世紀的科學與人文》書中寫道：科學與人文，甚至藝術本就是同根生長，最終都將匯聚融合。這位被《自然》雜誌稱為「既是世界級的科學家，也是偉大的寫作者」的生物學家也是偉大的學科交叉踐行者，他創建的「社會生物學」這一全新學科，他「有關動物社會行為與複雜社會組成這兩者的生物學基礎的系統研究」引發全球學術界的震動。
對了，愛德華·威爾遜目前獲得了包括美國的國家科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的克拉福德獎(Craford Prize)的全世界最高的環境生物學獎項——只差一個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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