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從來不罵日本侵略者」之說不成立 | 短史記

文史 10-12

圖註：網上有關魯迅是「漢奸」的說法頗多

文 | 楊津濤

近年來，有關魯迅與日本關係的討論時常見諸網路，「魯迅從來不罵日本侵略者」，同日本「特務」內山完造往來密切，「每次國家有難，他首先想到的是往租界日本人家裡躲」，「魯迅是中國第一大漢奸」……之類的說法很多。

這也不奇怪。早在魯迅生前，就有人這樣指責過他，說他是幫日本「破壞中國現政府」的「漢奸」①。

揆諸史實，魯迅真的「從來不罵日本侵略者」嗎？

九一八事變中的魯迅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魯迅發表多篇文章，談及自己對事變的看法。

9月21日，魯迅發表《答文藝新聞社問——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意義》，

認為事變的本質，「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僕役——中國軍閥

，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因為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

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

②。

不論魯迅的說辭正確與否，至少他對日軍侵佔東三省一事，是持批判態度的。

同理，在《「友邦驚詫」論》（1931年12月）里，魯迅感嘆，「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佔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

不論這種「不驚詫」的指責正確與否，至少他對日軍強佔遼吉的行為，是持控訴立場的。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魯迅的主要抨擊對象，乃國民政府。

如詩歌《好東西歌》（1931年12月）中，魯迅調侃「文的笑道岳飛假，武的卻雲秦檜奸。相罵聲中失土地，相罵聲中捐銅錢，失了土地捐銅錢，喊聲罵聲也寂然」，最後「聲明誤解釋前嫌，大家都是好東西，終於聚首一堂來吸雪茄煙」。

又如1933年1月，在《觀斗》一文中，魯迅嘲笑道：「我們的鬥士，只有對於外敵卻是兩樣的：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雲。……『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經說得明明白白。『負弩前驅』呢，弩機的制度早已失傳了，必須待考古學家研究出來，製造起來，然後能夠負，然後能夠前驅。」

同年，在《漫與》一文中，魯迅又說，上海「九一八」紀念日時，「華界但有囚車隨著武裝巡捕逡巡，這囚車並非『意圖』拘禁敵人或漢奸，而是專為『意圖乘機搗亂』的『反動分子』所豫設的寶座」。

1936年，魯迅去世前夕，還寫了一篇《我要騙人》，諷刺道：「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台上，都閃爍著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不應忽略的是，先有了日軍的侵略以及對侵略的無力抵禦，方有以上種種魯迅對於國民政府的批評。

圖註：1934年魯迅與友人合影。左起：內山完造、林哲夫、魯迅、井上芳郎

一二八事變中的魯迅

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

魯迅因帶全家人躲到內山完造的書店中避難，招致很多非議，以至忽略了他對事變本身的看法③。1932年2月，《文藝新聞》刊登《上海文化界發告世界書》，號召作家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慘無人道的屠殺」、「打倒日本帝國、國際帝國主義」。

署名者中是有魯迅的

。

魯迅有幾首詩直接寫到「一二八事變」。《贈蓬子》（1932年3月）一詩：「木驀地飛仙降碧空，雲車雙輛挈靈童。可憐蓬子非天子，逃去逃來吸北風」，

寫的是對戰亂所致的顛沛流離者的同情

。贈日本友人的《一二八戰後作》：「戰雲暫斂殘春在，重炮清歌兩寂然。我亦無詩送歸棹，但從心底祝平安」，

寫的是戰亂所致的心境蕭然

。

當然，魯迅的主要抨擊對象，仍是國民政府。

在《伸冤》（1933年3月）一文中，魯迅談到了國聯及李頓調查團：「『日內瓦』是講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國兩年以來都沒有抵抗，因為抵抗就要破壞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國也不過裝出擋擋炸彈槍炮的姿勢」。魯迅並不知道中央軍的兩個精銳師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曾奉蔣介石的直接命令，以第十九路軍的名義參戰且犧牲慘重。但其愛國之情，仍可見於上述言辭之間。

在《迎頭經》中（1933年3月），魯迅又說：「至於收復失地云云，則雖非軍事專家亦得而知焉，於經有之，曰『不要向後跟著』也。證之已往的上海戰事，每到日軍退守租界的時候，就要『嚴飭所部切勿越界一步』」。魯迅並不明白國民政府將戰火限定在租界之外，有種種外交上的不得已。但其愛國之情，仍也可見於上述言辭之間。

對十九路軍後來以抗日、反蔣名義發動的「福建事變」，魯迅也無好感。

他在給日本朋友的信中說，「東南方面，略有動亂，為著搶骨頭。從骨頭的立場說，給甲狗啃和給乙狗啃都一樣。因此上海無恙，堪稱幸福。」

在《寫於深夜裡》（1936年5月）中，他又說，「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也槍斃了不少。刑場就是獄裡的五畝大的菜園，囚犯的屍體，就靠泥埋在菜園裡，上面栽起菜來，當作肥料用。」可見其厭惡之意。

熱河、長城抗戰中的魯迅

1933年，日軍進犯熱河，東北軍不戰而逃，熱河很快淪陷，隨後爆發了長城抗戰。

針對中國軍隊的節節戰敗，魯迅在《迎頭經》中諷刺道：「現在通行的說法是，『日軍所至，抵抗隨之』……不錯呀，『日軍所至，抵抗隨之』，這不是迎頭趕上是什麼！日軍一到，迎頭而『趕』：日軍到瀋陽，迎頭趕上北平；日軍到閘北，迎頭趕上真茹；日軍到山海關，迎頭趕上塘沽；日軍到承德，迎頭趕上古北口……以前有過行都洛陽，現在有了陪都西安，將來還有『漢族發源地』昆崙山——西方極樂世界」。

魯迅不了解國軍在長城抗戰中的英勇與犧牲，

其

文章對抵禦日軍失利的痛心，卻也清晰可見

。

當時的主流文藝界在長城抗戰中的表現，魯迅也很不滿，寫了《從幽默到正經》（1933年3月）一文諷刺。魯迅說：「不幸東省淪陷，舉國騷然，愛國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結果發見了其一是在青年的愛玩樂，學跳舞。……又不幸而榆關失守，熱河吃緊了，有名的文人學士，也就更加吃緊起來，做輓歌的也有，做戰歌的也有，講文德的也有，罵人固然可惡，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經文章，裝正經臉孔，以補『不抵抗主義』之不足」。

且不論文章的觀點是否偏頗（因著國難深重而痛揭「國民性」的麻木，本也是魯迅一貫的思想），其文章對國難的痛心，也還是明顯的。

圖註：長城抗戰中的國軍

文章的立場與內容

綜上，就文章立場而言，魯迅支持抗日當屬事實。就文章內容看，魯迅顯然更樂於抨擊國民政府。只不過由於他遠離決策核心，朋友圈中也鮮有通透了解時局政策之人，其文章所言事實內容，常與真實情況有著較大出入。

類似當局在華北交涉中的忍讓與底線及拖延中日戰爭爆發時間之目的，魯迅無法諒解，乃是情理中事。④惟魯迅雜文影響甚廣，其文中所涉具體事實，今人當仔細辨別。如1933年《逃的辯護》一文中，魯迅說，「我們還記得，自前年冬天以來，學生是怎麼鬧的，有的要南來，有的要北上，南來北上，都不給開車。待到到得首都，頓首請願，卻不料『為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槍柄上，有的竟『自行失早落水』而死了。」事實上，1931年12月南京請願期間的所謂「珍珠橋慘案」，軍警並未動用刺刀，更未開槍，雖確有一上海學生名為「楊同恆」者落水而死，卻也只是意外⑤。

如文學評論家夏志清所言，「作為一個世事的諷刺評論家，魯迅自己並不能避免他那個時代的感情偏見」。

當然，今人也不必責備魯迅文章中的這些事實偏差，畢竟魯迅當日也無力欲廓清事實。惟今人須謹慎看待這些事實偏差。

簡而言之，「魯迅從來不罵日本侵略者」之說，是不成立的。

圖註：《良友》畫報對魯迅葬禮的報道

注釋

①思：《魯迅願作漢奸》，1934年5月6日《社會新聞》第7卷第12期；②本文所引魯迅文章全部參考自《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范艷娥《魯迅與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遼寧師範大學2012年4月；③更多內容可參考諶旭彬《魯迅對一二八事變日軍侵華的態度有問題？》，今日話題歷史版第143期，2013年4月8日；④如歷史學者吳相湘認為《塘沽協定》「對於中國現代史實在非常重要。因為全國朝野就是利用這四年時光奠定了八年抗戰的精神和物質基礎！」⑤可參考諶旭彬《再談「珍珠橋慘案」中，國民政府有沒有槍殺愛國學生》，「短史記」微信，2016年7月20日；⑥李惠貞：《台港學術界魯迅評論芻議》，《魯迅誕辰百年文集下》，廣東魯迅研究小組編，1981年，第408頁；⑦郁達夫：《憶魯迅》，《郁達夫自述》，徽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2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