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界的救亡運動：鬥智斗勇，演與不演皆抗日

文 ｜ 黃薇

七七事變後，抗日戲劇運動就在全國展開。1937年7月15日，共產黨領導的全國性的中國劇作者協會在上海成立。上海淪為孤島，中共江蘇省委於1938年初專門設立了戲劇電影工作委員會，戲劇方面下設兩個支部，一個負責業餘劇團，一個負責職業劇團。

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職業劇團是上海劇藝社，是「整個孤島劇運的靈魂和主腦」。劇藝社剛成立，就在法租界工部局禮堂上演了顧仲彝改編的《人之初》、李健吾改編的《愛與死的搏鬥》，主題都是在探討複雜的社會環境中如何保持氣節，如何做人的問題。有人評道： 「《人之初》沒有提出一點被壓迫民族之反抗侵略的事實，然而，全劇所圍繞著的那個問題——怎麼改變自己的生活，卻正是英勇抗戰的中國人民所應該嚴重注意的。」

劇藝社在1941年底上海全面淪陷後被查封。日軍一進入租界，到處搜捕進步文藝工作者，逮捕了許廣平、柯靈、李伯龍等人。共產黨的工作方針順勢變為在文藝界以「交朋友」 的方式取代激烈的群眾運動，還提出了採取做生意的方法來經營劇團與刊物，既把抗日宣傳融於群眾娛樂，又能保證經濟自給自足。

吳祖光（二排左三）與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同仁合影，二排左七是時為戲校教務主任的劇作家曹禺

在西片缺席、國產片蕭條，觀眾自覺抵制日片的時候，話劇迎來了空前發展。1944年是話劇演出最興盛的一年，許多電影院紛紛改為劇場，最盛時全市有12個劇團同時上演。其中最有影響的便是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同茂劇團，與受影響最大的苦幹劇團。同茂劇社的創始人李伯龍就說，「為了使劇團堅持下去，我們通常是把有意義的戲和賣座率高的戲交替演出，但從不演有毒的戲。」苦幹劇團則擁有最優秀的導演黃佐臨、吳切之，最傑出的演員石揮、張伐，颱風嚴正、技藝精湛，多上演具有較高思想覺悟的劇目，因而在話劇界極有威望，成為繼劇藝社之後淪陷區劇運的一面旗幟。

在抗戰勝利前夕異常黑暗的環境里，職業演劇一度轟轟烈烈，最終也陷入困境。苦幹劇團進行了改組，更名為「苦幹戲劇修養學館」，一邊演出，一邊舉辦培訓班培訓演職員, 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而成功的抗戰話劇不僅收穫了良好的輿論反響，甚至是超高的票房。1941年6月4日，《申報》刊出上海劇藝社徵求劇本的評獎結果：「現在重慶戲劇學校執教的吳祖光的《正氣歌》獲首選」。當時吳祖光僅24歲，在大後方的國立劇專任教，是曹禺的同事。他用了近兩年時間創作了這一劇本。

文天祥是南宋有名的民族英雄，上演此劇的意義不言而喻。由石揮扮演文天祥，這是他從北京來上海，進入劇藝社後嶄露頭角的戲。他一上場就與權奸賈似道有一場舌戰——「你引狼入室，謀害國家……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如同一篇洋洋洒洒的檄文，一口氣演了五六分鐘，觀眾們連大氣也不敢喘，全被震住了。劇終時文丞相端坐獄中，石揮金石擲地般誦念：「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這浩然之氣乃是天地間的一股正氣……」滿場觀眾眼中噙淚聽完獨白，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石揮不久後就有了話劇皇帝的美譽。

淪陷期間，《正氣歌》又被改成話劇《文天祥》，廣告詞為「共天地不朽，與日月爭光」，在蘭心大戲院從1943年底演至1944年5月，賣座率僅次於火到一塌糊塗的言情劇《秋海棠》。當時也有日本觀眾觀劇，後來留下了這樣的文字：「那天，在蘭心劇場的觀眾中，恐怕只有筆者一個日本人吧。不知多少次，彷彿冷水流過我的背脊，台上啰唆地重複著說『還我大宋天下』『宋朝絕不會滅亡的！』『文天祥雖死，民眾之心永恆』，每念到這樣的台詞，台下的數百觀眾便發岀爆炸般的掌聲，此時，筆者只覺得全身顫抖。」

日偽對上海的戲曲演出，同樣進行嚴格的審查和限制。而那些在舊社會被輕蔑、譏為「戲子」「優伶」的戲曲演員們，猶如刀尖舔血般在高壓統治下反抗鬥爭，表現出崇高的氣節。

1930年代，西裝革履的京劇大師梅蘭芳

楊小樓、梅蘭芳、余叔岩，分別是當時武生、旦行、老生的領軍人物，不約而同在日軍大肆入侵國土淪陷時選擇放棄舞台。1937年梅蘭芳43歲，正當盛年，收入早是梨園頂級水平，齊如山說他每次到上海只演《嫦娥奔月》 《黛玉葬花》這兩齣戲，就能賺三萬多元。抗戰爆發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愛戲如命」的梅蘭芳蓄鬚明志，先後隱居在香港、上海，沒有演過一齣戲。期間他多次遭到日偽的騷擾威逼，要其登台表演，梅蘭芳屢屢婉言拒絕。一次日寇緊逼，梅蘭芳甚至請醫師給自己接連注射3次傷寒預防針，因為這樣「立刻會發燒」。日寇一行人闖進梅宅查實，發現他果然卧病在床，昏迷不醒，發燒近40度，這才作罷。梅蘭芳的表弟秦叔忍回憶，梅蘭芳當時早已備好安眠藥，萬不得已就以死相拼！

有人避而不演，與渾水劃清界限，也有人登台一搏，暗藏鋒芒。1938年至1942年4年中，麟派創始人周信芳的移風社，編演了《香妃恨》《亡蜀恨》《徽欽二帝》等蘊含愛國思想的新戲。《徽欽二帝》僅演了21天，就因內容激進、諷刺汪偽政權而被勒令停演。周信芳極為氣憤，公開登報聲明停演原因。他繼續編寫的新戲《文天祥》仍遭禁演。周信芳不顧恐嚇，仍將兩部新戲的預告用斗大的字寫了，掛在卡爾登戲院的舞台兩側，一邊是《文天祥》，一邊是《史可法》。觀眾一進戲院就可看見兩位民族英雄的名字，深受感染，這副「對聯」一直掛到移風社被迫解散為止。

《四進士》中的周信芳

上海淪陷後不久，日方主持的電台貼出公函，要求伶界參加播音；並聲稱「只要周信芳肯出來領導，上海全部演員都可以沒有問題。」周信芳斷然拒絕。1941年上海日偽特務機關76號邀請周信芳前去唱堂會，他又拒演。漢奸吳世寶惱羞成怒，派出特務將周信芳強押至76號，讓他參觀審訊室與犯人受刑慘狀，暗示如果不合作將會是同樣下場，周信芳始終沒有屈服。

還有一些藝術家在看似平常的傳統劇目中塞入抗日愛國的表演，「有技巧」地通過審查。1937年底，劇作家歐陽予倩在上海租界內組織了中華京劇團，自編自演了《梁紅玉》 《漁夫恨》 《桃花扇》三出主戰反降的愛國新戲，一時演出盛況空前，觀眾群情激奮。《梁紅玉》中，歐陽予倩扮演的梁紅玉義正詞嚴：「自古以來，那裡就是我們中國的領土。身為武將，守土有責，寸步不讓……」《桃花扇》中他又借老伶之口痛罵汪精衛漢奸政府。劇目很快就被禁演。歐陽予倩後來受到信中藏著斷指、房子被石頭砸等種種恐嚇。

留守上海的藝術家們，在日、偽政權的高壓下與之鬥智斗勇，巧妙進行抗敵宣傳，為抗戰貢獻出自己的力量。他們也為抗戰期間的上海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樣本，上海文藝事業得以保存積蓄了力量，守得雲開見月明，又是一方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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