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顧頡剛其人其事

文史 10-13

70年代攝於北京干西衚衕中國科學院宿舍的院子里

在中國史學界，特別是20世紀20至40年代的史學界，顧頡剛這個名字如雷貫耳。1923年，30歲的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一夜之間暴得大名，成為史學界一顆新星。大名鼎鼎的胡適熱情洋溢地稱讚道："……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以胡適當時之名,這樣的評價不可謂不高。半個世紀後，當代著名學者余英時也評論說："顧先生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之所以能在中國史學界發生革命性的震蕩，主要就是因為它第一次系統地體現了現代史學的觀念。"余英時認為，顧頡剛是"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1926年，顧頡剛出版其史學巨著《古史辨》(第一冊，先後出版七冊)，再次轟動史林，胡適稱之為"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古史辨》的出版，標誌著一個新的史學學派古史辨派的誕生，顧頡剛也當然地成了這一學派的創始人。

"江南第一讀書人家"

顧頡剛1893年5月8日生於蘇州懸橋巷顧家花園，祖父為他取名誦坤。顧家是蘇州有名的書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時，曾特地題寫"江南第一讀書人家"贈之。由於數代單傳，所以顧頡剛一生下來就成了掌上明珠，家裡不僅希望他能傳宗接代，更希望他能延續顧門書香。年僅兩歲時，祖父就迫不及待地教他識字，顧頡剛果然是一顆讀書種子，從小就對書感興趣，六七歲時已認識幾千個字，"能讀些唱本小說和簡明的古書"。被老媽子抱上街時，兩邊的招牌他都能一一認出，街上行人大為驚嘆。

母親因為患肺結核很少照顧他，小時候最疼他的倒是祖母。3歲那年因為尿床被母親趕下床，從此一直跟著祖母睡，直到結婚乃止。幼時祖母怕他受到傷害，一直讓人抱著他，不讓他下地，吃飯也讓人喂，碰到吃魚，一定要把刺挑凈了才給他吃……嬌生慣養的結果是，顧頡剛生活自理能力極差，6歲上私塾時還不會端碗，一輩子都不會吃魚。祖母在生活上對他十分寬容，但在讀書上卻特別嚴格。一次天下大雨，顧頡剛想逃學，祖母卻嚴厲地說：就是下鐵，你也得去。由於沒有什麼玩伴，童年的顧頡剛把興趣都轉移到了書本上，從中尋找自己的樂趣。當年觀前街一帶有20多家舊書肆，書很便宜，他常把吃零食的錢拿去買自己喜歡的書，一年下來居然可達五六百本之多。祖母對顧頡剛一生影響極大，在《玉淵潭憶往》中，他回憶說："我的一生，發生關係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簡直可以說，我之所以為我，是我的祖母親自塑鑄的一個藝術品。"

1906年初，蘇州第一所高等小學開辦，入學作文是《徵兵論》，顧頡剛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同時考取的還有葉聖陶。進入初中以後，除了課堂上的內容，每天晚上祖父還要給他親授《尚書》、《周易》，家庭環境對他後來走上治學之路影響很大。顧頡剛說："我的祖父一生歡喜金石和小學，終日的工作只是鉤模古銘，椎拓古器，或替人家書寫篆錄的屏聯。我父和我叔則喜治文學和史學。所以我幼時看見的書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學問上也有多方面的認識。"(顧頡剛《我與古史辨》)除了家學，少年顧頡剛還經常向舊書肆的老闆請教版本學、目錄學，像《四庫總目》、《匯刻書目》、《書目答問》之類的書，在十幾歲時已翻得爛熟。12歲那年，顧頡剛做了一篇題為《恨不能》的文章，表示"恨不能讀盡天下書"。

和許多人一樣，少年顧頡剛也曾做過一段文學夢。中學時代，他和葉聖陶等幾位好友成立了一個詩社，因為葉聖陶最具文才，便做了社長。顧頡剛開始還很熱心地跟葉聖陶學習寫詩填詞，後來發現自己沒有文學的"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靈感--編者注)，自稱"懷了創作的迷夢約有10年，經過了多少次的失敗，方始認識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質直的，描寫力是極薄弱的……從此不敢再妄想"吃天鵝肉了。" 於是決定棄文從史。

著名教育家葉聖陶先生

1913年3月，顧頡剛從報上看到北大的招生廣告，便與同學一起前往上海考點報考，結果以第九名的成績考取北大預科。4月底去北大報到時，畢業生還沒有離校，學校暫時安排他住在前門外西河沿旅店。從小，顧頡剛基本上都是在讀書求學中度過的，平時長輩管教極嚴，一次親戚吃東西時他多看了兩眼便遭到祖母一頓毒打，所以內心一直十分壓抑和孤獨，這時離開家庭，就像鳥兒飛出了樊籠。此時學校沒什麼事，住處旁邊又都是戲園子，票價又便宜，於是顧頡剛天天去看戲，很快就變成了一個"戲迷"。後來開學了也沉迷其間不能自拔，常常上午課間去買票，下午去看戲，有時連課都不上，自稱"全北京的伶人大約都給我見到了"。由於沉迷於看戲，又生病休學，再加上他選的農科中數學和製圖兩門課都非他所長，最後顧頡剛未能按時從預科畢業。本來按規定，預科沒畢業的學生是不能參加升學考試的。於是他急中生智，臨時給自己取了個"頡剛"的名字，1916年夏，顧頡剛以"自修"身份考入北大哲學系。

古史辨派創始人

進入北大哲學系是顧頡剛一生的轉折點。

這段時期有三個人對顧頡剛影響很大，一個是章太炎，一個是胡適，還有一個便是王國維。

接觸章太炎，是緣於同學毛子水的介紹。顧頡剛平時很佩服毛子水的治學與為人，毛子水又竭力向他介紹自己的老師章太炎，於是顧頡剛便對章太炎十分傾慕。1913年冬，聽說章太炎在化石橋共和黨本部講學，顧頡剛便和毛子水一起冒著大雪去聽講座。章的講座內容涉及小學、文學、史學和玄學。顧頡剛一向自視甚高，自稱從蒙學到大學，接觸教師無數，沒有一個令他佩服，這次聽了章太炎的課卻大為折服，"覺得他的話既是淵博，又有系統，又有宗旨和批評，我從來沒有碰見過這樣的教師，我佩服極了。" 可是毛子水卻對他說，這是章先生對初入門者講的最淺的學問，這一來顧頡剛對章太炎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然而好景不長，由於章太炎反對孔教會，講學不到一個月，就被袁世凱關進了監獄。雖然師從章太炎的時間很短，但顧頡剛的收穫卻是巨大的，"從此以後，我在學問上已經認清了幾條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條路時是應當怎樣走去了。" "這一個覺悟，真是我生命中最可紀念的，我將來如能在學問上有所建樹，這一個覺悟決是成功的根源。" "從此以後，我敢於大膽作無用的研究，不為一班人的勢利觀念所籠罩了。"(顧頡剛《北京歲月》)

章太炎

另一個對顧頡剛產生重大影響的人是胡適。顧頡剛真正與胡適接觸是大學二年級。這時胡適剛從美國學成歸來任北大教授，給學生講授中國哲學史。他沒有沿襲傳統的方法，從唐虞夏商開始，而是直接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顧頡剛回憶說："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胡適授課一反常規，開始許多人不以為然，但漸漸卻感到新鮮而有說服力，聽課的人越來越多。當時顧頡剛與學國文的傅斯年同住一室，經常交流心得，便對傅斯年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他還建議傅斯年去聽胡適的課。傅斯年本是黃侃的高足，聽了胡適的課後，對胡大為折服，從此成了胡適的信徒。

胡適

胡適的講課讓顧頡剛第一次領略到了西方先進的科研方法，開闊了視野，雖然胡適僅年長他二三歲，卻對胡十分佩服，視為自己的老師。"那數年中，適之先生髮表的論文很多，在這些論文中他時常給我以研究歷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摯地了解而承受；並使我發生一種自覺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學問乃是史學。""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於鄭、姚、崔三人的思想，從近的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兩人的啟發和幫助。"(《我與古史辨》)從這番話可以看出，是胡適把顧頡剛引上了史學之路。

1924年9月，顧頡剛（左五）與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同仁合影

1920年暑假，27歲的顧頡剛從北大哲學系畢業，留校任圖書館編目員。次年1月，北大成立研究所，沈兼士和馬裕藻邀他擔任助教，併兼任《國學季刊》的編輯。顧頡剛當時接受這一工作，主要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是可以看書，從事研究工作；另外也可以藉此掙錢養家。這段時間，他潛心閱讀了羅振玉和王國維的著作，從羅王二人身上獲益良多。"他們的求真的精神，客觀的態度，豐富的材料，博洽的論辨，使我的眼界從此又開闊了許多，知道要建設真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著手，才是一條大路，我所從事的研究僅在破壞偽古史系統方面用力罷了。"後來他多次在書信和日記中稱："在當代的學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國維先生。"甚至做夢都夢到王國維， "數十年來，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適的來往甚密，受胡適的影響很大，而不知我內心對王國維的欽敬，治學上所受的影響尤為深刻。""總以為他是最博而又最富於創造性的。" 顧頡剛曾專門給王國維寫信，表示願"追隨杖履，為始終受學之一人"。

顧頡剛對王國維的崇敬可由一事看出。王向以忠於清室著稱，曾任清宮"南書房行走"，做過溥儀的老師。溥儀出走後，王國維便丟了飯碗，處於失業狀態。出於對王的尊敬，顧頡剛給胡適寫信，希望胡適能把王介紹到清華國學研究院。經過胡適的運動，王國維果然被請到了清華研究院，但王國維始終也不知道此乃顧頡剛之功。

王國維

師從胡適等人後，顧頡剛更加用功，每天都讀書到凌晨三四點，雖然學業大有長進，但天長日久卻落下了失眠症，並且終生未愈。1922年，祖母突然病重，想到對自己恩重如山的祖母，顧頡剛決定辭職回蘇州盡孝。失去工作後，生計頓成問題，無奈之中，只好向胡適求援，胡適考慮到蘇州離上海近，便介紹顧頡剛為商務印書館編《中學本國史教科書》以增加收入。編歷史書時，顧頡剛把詩、書和論語中的問題進行了整理，但他卻對堯、舜、禹的先後地位產生了疑問，因為他發現了一個規律性問題：這些傳說中的人物，越是出現得晚，排名反而越靠前。結合以前讀史及看戲過程中產生的種種類似疑問，顧頡剛得出一個大膽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同年12月，錢玄同給顧頡剛寫了一封長信，討論經部的辨偽問題。顧頡剛回了一封長信，除了討論錢信中的問題之外，還把他一年來逐漸形成的有關古史的見解也寫在了裡面，希望得到錢的應和。但兩個月過去了，錢玄同音訊全無。恰好此時胡適來上海治病，請顧頡剛負責《讀書雜誌》的編輯工作，因久不得錢的回信，顧頡剛便把與錢在信中討論古史的一段文字發在了《讀書雜誌》第九期上，第一次公開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發表，"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緊接著，第十期上就發表了錢玄同的回信，他表示完全贊成顧頡剛的古史觀。與此同時，劉楚賢、胡堇人等人則來信反駁，從而在史學界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爭。贊成的，稱他"燭照千載之前，發前人所未發"，反對的則罵他"想入非非，任情臆造"。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

第一，"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

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

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這一學術觀點的提出為顧頡剛贏得了巨大的名聲，顧的學術地位至此可謂一鶴衝天。但找他麻煩的也大有人在，特別是來自學術圈以外的麻煩。當時顧頡剛正在為商務印書館編《中學本國史教科書》，此觀點一出，山東參議員王鴻一即提交專案彈劾此書，認為它"非聖無法"，要求查禁。戴季陶也給教育部寫信，認為顧頡剛的歷史教材竟然懷疑禹有無其人，實在是太過荒唐，容易誤導學生，不應作為中學課本，應予以取締。當時的國務會議上還有人提議應對這樣的書予以重罰。該書發行了大約160萬冊，以一本一元罰款計，要罰160萬。如果真的罰款，對商務會是滅頂之災。商務總經理張元濟聽到這個消息後連忙直奔南京，找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斡旋，最後終於化險為夷。

顧頡剛早期曾提出過一種大膽的假設："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禹為動物，出於九鼎"，這個假設後來他自己也放棄了。這本是一種正常的學術討論，後來卻被一些人曲解為"禹是一條蟲"，並藉此譏諷顧頡剛。陳立夫在一次演講中故意說："顧頡剛說，大禹王是一條蟲呢。"以此博聽眾一笑。1940年，時任教育部政務次長的顧毓來訪，閑談間，問及禹的生日有沒有考證。顧頡剛說禹是神話中的人物，有無其人都不一定，更談不上生日。不過川西一帶少數民族習慣把六月六日作為禹的生日。這本是兩人之間的閑話，不料後來卻被陳立夫曲解利用了。陳立夫在一篇文章中稱："大禹治水是我國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現在禹的生日已由顧頡剛先生考出來了，是六月六日，所以我們就定這一天為工程師節。"(《我與古史辨》)

《古史辨》第一冊書影

從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出版，至1941年，共出了七冊，彙編350篇文章，計325萬字，是史學界一大盛事。《古史辨》的出版，正式奠定了顧頡剛作為古史辨派創始人的地位。在從北大畢業後不到6年的時間裡，顧頡剛從一個默默無名的助教一下子擢升為研究教授，成了史學界一顆最閃亮的新星，這在當時是罕有其匹的。

甘把金針度與人

抗戰前，學術界喜歡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稱為"老闆"，當時北平學術圈內有三個人被稱為老闆，一個是胡適，一個是傅斯年，還有一個就是顧頡剛。由此可見顧頡剛當時學術地位之高。

與胡適和傅斯年相比，顧頡剛可以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純粹的學者。他認為："一個學者決不應當處處都以傳統的是非為是非，做學問是不好專看人們的面色的，看人們的面色來做學問，學問總不可能做好的，總不是真學問的。"(蔡尚思《顧頡剛先生治學的幾個特點》)存疑是顧頡剛治學的一大特點，"對待書籍亦要留心：千萬不要上古人的當，被作者瞞過；須要自己放出眼光來，敢想，敢疑。""一個人的進步，根本在這個人有疑惑的性情。"(顧頡剛致妻殷履安信，見顧潮《我的父親顧頡剛》)受家學影響，顧頡剛讀書一向多而雜，但他讀書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在書上加批註，並每每把讀書時的見解疑問等等心得寫成讀書筆記，一生共寫讀書筆記200多萬字，他的許多文章都是根據讀書筆記加工而成的。但他的研究和思考並不因為文章的發表而終止，常常是有了新的發現後不斷修改、完善，有時甚至完全推翻重來。上世紀40年代，顧頡剛在自己的寓所掛了一塊匾，上書"晚成堂"三個大字，以此鞭策自己。

顧頡剛早年受過嚴格的文言寫作訓練，後來仍習慣用文言寫作，如果要用白話文發表，就先用文言寫一遍，然後再譯成白話文。這樣一來，一篇文章通常要寫兩遍。他在致蔡尚思的信中說："……弟幼年習文言文甚久，作文言文反容易，白話則必須易稿數四。"

作為一代學人，顧頡剛對不同意見表現出了少有的寬容，不僅能夠容忍不同的見解，而且還特別歡迎別人批評他的觀點，與他爭論。他的史學名著《古史辨》就是爭論的直接產物。他在《讀書雜誌》上發表致錢玄同的長信後，劉、胡二人反駁他，他十分高興，來函照登，並在致胡適的信中說："我最喜歡有人駁我，因為駁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層層地剝進，有更堅強的理由可得。"離開中大後，他還把自己的文章寄給中大學生，請他們批評討論。他並不因為自己的成功而自滿，反而時時反思自己的研究。1927年1月，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說："我所發表的文字，都是沒有論定的，有許多自己承認是臆想。"這等胸襟，沒幾人能有。

1936年秋，時任燕大歷史系主任的顧頡剛因需要經常往返於北平研究院和燕大之間--兩地相距30餘里，為了節省時間，便買了一輛二手小汽車作交通工具。據說當時北大教授中只有兩人有小車，顧頡剛便是其中之一。

作為名教授，顧頡剛長於研究，卻拙於教學。對此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當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課時，顧頡剛總是穿寬大長袍，戴一副白色金邊眼鏡，微駝著背，顯得不苟言笑。雖然旅居北京多年，卻仍然脫不了一口濃重的蘇州口音，再加上有點口吃，所以上課時一般學生都不易聽懂。因此上課時他便揚長避短，很少侃侃而談，除了發給學生大量資料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寫板書，通常寫滿三四黑板，下課的鈴聲也就響了。這一點他的朋友錢穆也有同感："頡剛長於文，而拙於口語，下筆千言，汩汩不休，對賓客則訥訥如不能吐一辭。聞其在講台亦惟多寫黑板。"雖然顧頡剛不善講課，但他的板書內容卻是精心準備的讀書心得，很有見解，對學生很有啟發，所以時間一久，大家也就認可了他這種獨特的教學方法，覺得貨真價實，別具一格。

顧頡剛平時雖不苟言笑，卻也並不擺架子，對學生就像對待朋友，完全是平等交流，從不以名壓人。1930年譚其驤進燕大歷史系讀研究生，選讀顧頡剛的《尚書研究》，顧認為《尚書》的寫作年代應是在漢武帝之後，論據是《尚書?堯典》里說"肇十有二州"，而到漢武帝時才設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以州為名。譚卻認為十三部不是西漢，而是東漢的制度，便給顧寫了一封信提出異議。顧第二天便回了信，對他的一些觀點表示贊成，對另一些觀點則表示反對。譚其驤晚年回憶說："信中的措辭是那麼謙虛誠懇，絕不以權威自居，完全把我當作一個平等的討論對手看待。這是何等真摯動人的氣度！"

顧頡剛上課從不把自己的觀點直接灌輸給學生，而是給學生印發一堆資料，讓學生自己去研究判斷，自己下結論，他認為這樣對培養學生的獨立研究能力很有幫助。他考試也與眾不同，他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而是要求學生學會找資料，進行獨立的研究和思考，並鼓勵他們創新。考試時通常採用開卷的方式，讓學生把試卷帶回去做，但不許抄他的觀點，凡抄襲他觀點的試卷分數都極低，凡是提出自己見解的，即使是與他唱反調，只要能自圓其說，往往能得高分。他的目的就是要學生雞蛋裡挑骨頭。顧頡剛認為有的事可大題小做，但做學問要小題大做。他的學生徐文珊回憶說："這雞蛋里找骨頭的方法是我得自顧師的最得力的教育，一生享用不盡！"

顧頡剛愛才惜才是有口皆碑的。有的課選修的人少，他就讓學生到家中上課，目的是充分利用家中的圖書資料。在北京時，他家裡有五間大屋都擺著書，最多時有五六萬冊，他全部對學生開放。碰到學生提問，他就從架上抽下一本講解，由於對各類書爛熟於心，想要什麼書他隨時都能找到，這一功夫令學生嘆為觀止。顧頡剛不僅把自己的資料對學生公開，治學方法也毫不保留。顧頡剛要算同時代教授中編輯出版物最多的人之一了，是名副其實的出版家。"在他班上的學員，他往往指定題目，供應資料，教導寫作方法，文成以後，親加修改，水平較差的文章，他不辭辛苦為之補充潤飾成篇，仍用其本人名義，為之刊登。"(吳豐培《顧頡剛先生的"人生一樂"》)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樣地使許多有志有為的人，都得到他的適當的名譽和地位，豈不是人生一樂？"在廣州中大時，他就一直利用辦刊物出書的方式對學生進行獎掖扶持，"他們沒有研究的題目我就替他們想，他們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們找，他們做的文章辭不達意我就替他們改。"因此在學生中很有威望，培養了一批學人，班上一個很喜歡打扮的女生在他的指導下居然也走上了研究之路，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議。他離開中大時，學生們都依依不捨，有一個學生乾脆就跟著他北上了。

關於他的愛才，還有幾個故事。童書業最初在江西省圖書館附設的校印所任校對員，連中學都未畢業。1934年他把自己的《虞書疏證》寄給顧頡剛，向他請教，顧頡剛覺得他是個可造之才，熱情邀請他到北平協助工作。1935年6月，童書業到北平時，顧頡剛親自到車站迎接，並安排他住在自己家中，每月從自己的薪水中付給他幾十元工資，後來童書業也成了一名歷史學家。

國學大師錢穆的出道也與顧頡剛有著相當大的關係。1929年顧頡剛回蘇州養病時，偶然讀到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書稿，大為欣賞，當即對錢穆說：你不合適在中學教書，你應該到大學教歷史。隨後即推薦錢穆到燕大，並請他為《燕京學報》撰文。不久，錢穆就撰寫了一篇名為《劉向歆父子年譜》的文章，該文章在偽造經書問題上完全與康有為唱反調。雖然顧頡剛是康有為的擁護者，但他接到錢穆的文稿後卻毫不以為忤，並且還為文章改了更合適的名字。此文在《燕京學報》一發表，立刻引起軒然大波，錢穆也因此一舉成名。顧頡剛不久後又力薦錢到北大任教，在致胡適的信中，他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這樣賣力薦人的，在學術界並不多見。數十年後，錢穆回憶起這件事，仍然充滿感激之情："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余至燕京任教。此種胸懷，尤為余特所欣賞。"(錢穆《師友雜憶》)

錢穆的侄子、著名科學家錢偉長早年進清華物理系也得益於顧頡剛的大力幫助。錢穆的長兄英年早逝，錢偉長一直跟隨錢穆讀書，錢偉長的名字亦系錢穆所取。1931年9月，錢偉長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歷史國文成績優異，歷史更是考了個滿分，但物理數學考得很不理想，其中物理只考了18分。受錢穆影響，錢偉長準備讀歷史。不久後，"九一八"事變爆發，熱血青年錢偉長一改初衷，想轉學物理，走科學救國之路。清華物理系一向門檻很高，以他的成績絕無希望被錄取，錢穆也不同意他放棄歷史。無奈之中，錢偉長想到了顧頡剛，請他去做叔叔的工作。顧頡剛對錢偉長的想法十分贊成，最終幫他說服了錢穆。當時的情況很有戲劇性，一方面是物理系主任吳有訓堅決不收這個低分考生，另一方面歷史系主任陳寅恪則在到處尋找這個歷史滿分的考生。顧頡剛與錢穆商量，由他去做吳有訓的工作，讓物理系收錢偉長；錢穆則去做陳寅恪的工作，讓他放棄錢偉長。經過這樣一番努力，錢偉長終於如願以償進了物理系，後來在物理學界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晚年錢偉長回憶起當年顧頡剛對他的幫助時，感激地說："今天我之所以能從事科學工作，顧先生是幫了很大的忙的。"(顧潮《我的父親顧頡剛》)沒有顧頡剛，也許就沒有科學家錢偉長。

成名給顧頡剛帶來了極大的榮譽，也給他造成了負擔。過多的社會活動對他後來的治學產生了負面影響，使他很難像以前一樣潛心研究，為此他感到非常痛苦。他後來與好友傅斯年失和，也多半為此。1948年，他被推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同年10月，該院召開首屆院士大會，邀請他參加。對學者而言，這是一個極大的榮譽，也是許多人一輩子夢寐以求的事，但他卻拒絕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於此者"。

也許一般人會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但這就是顧頡剛。

本文來源：《國學》雜誌2008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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