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人物行止錄(七)
百年人物行止錄(七)
陳遠 輯
大約是1932年4月,梁思成從寶坻調查回來――
林徽因(哭喪著臉對梁思成說):「我苦惱極了,因為我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麼辦才好。」
梁思成(心裡在說,她和我談話時一點不像妻子對丈夫談話,倒像個小妹妹在請哥哥拿主意。聽到這事我半天說不出話,一種無法形容的痛苦緊緊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連呼吸都困難。但我感謝徽因,她沒有把我當一個傻丈夫,她對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該怎麼辦?我問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還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個人反覆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覺得儘管自己在文學藝術各方面有一定的修養,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學家的頭腦,我認為自己不如老金。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結論告訴了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選擇了老金,我祝願你們永遠幸福。」(梁和林都哭了。)
金岳霖(當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話告訴老金時,老金對林徽因說):「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梁思成後來對他的第二任夫人林洙說:「從那次談話以後,我再沒有和徽因談過這件事。因為我知道老金是個說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個誠實的人。」
後來我們從其它材料中獲知,梁、林、金三人對他們之間關係的評價完全一致:
林徽因說:「老金和思成真好」。(摘自1947年10月4日林徽因在北京的醫院病房裡寫給費正清夫婦的信。)
梁思成說:「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摘自林洙寫的《我所認識的林徽因》,1991年)
金岳霖說:「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親密的朋友。」
大約在1935年冬天,一個學生約見胡適,胡適在電話中告訴他明天上午7時相聚,學生誤聽為下午。當下午7點去時,門房告訴他胡適已經離家,這學生正欲打轉回去,胡適回來了。當接見時,胡適問:「上午一直等你,為什麼沒有來?」學生說:「誤聽為下午。」胡適笑道:「我也是懷疑你誤聽,所以特地返回來了。」
潘光旦除了教學、著書之外,從1935年又兼任清華大學教務長,負責全校的教學組織工作。有一次,安徽省主席劉振華想讓他的兩個兒子來清華旁聽。潘光旦回信婉言拒絕:「承劉主席看得起,但清華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為它按規章制度辦事。如果把這點給破了,清華不是也不值錢了嗎?」
瞿秋白得知臨死的消息時,正在伏筆寫絕筆詩,他一邊手不停寫,一邊靜靜地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著黑色中式對襟衫,下身穿白色抵膝短褲,黑線襪,黑布鞋,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一位臨場記者當日報道:瞿來到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餐畢,出中山公園,步行二華里多,至刑場,系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沿途唱歌,《國際歌》是用俄語唱的。到達刑場後,瞿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飲彈灑血,從容就義,時年36歲。
抗戰初,清華教授們從長沙往昆明遷移,途經鎮南關,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照辦,只有馮友蘭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
西南聯大時期,昆明有個牛肉館,老闆異想天開,招牌以「瀟湘館」為名。吳宓本以「怡紅公子」自況,鍾愛的就是林妹妹,見這家館子膽敢對林妹妹如此褻瀆,十分不滿。趕著人多的時候,他找上門去,提起手杖一頓打,鍋盆碗盞,盆盆罐罐,被砸碎了一地。不止於此,他停手之後,還讓老闆馬上將招牌摘下。吳宓是社會名流,老闆也奈何不得,只好自認晦氣。
金岳霖
金岳霖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據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學生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從文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麼。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他把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
清華大學校長周詒春離開清華之後,一直在金融界和政界任職,但是熱愛教育、熱愛清華的初衷不改。1938年,他在幾位清華校友的鼎力贊助下,創辦了貴陽清華中學。他為貴陽中學奔走勞碌,卻從來沒有在學校報銷過任何開支,總是自己掏腰包;乘汽車,司機工資以及汽油都由他自己開支,而且很少乘坐。有人回憶:「周老生前為官十幾年,每天上下班,不論寒冬酷暑,總是拿著手杖安步當車地來回步行,很少看見他坐公家小車。有時在本地區聯繫工作,除路遠或者同行者要坐車外,一般他一個人出來都是步行。有人問其為什麼不坐車,他說『現在我在台上給我車坐,一旦下了台,誰來給我車坐?還是不坐車少坐車為好』」。清華校友中有人記得這樣的一件事:某日周詒春忽然對他說:「明天有個約會,我的鞋似乎不太雅觀,不知你的鞋合我的腳否?」原來他的鞋已經斷裂。
據說有個時期,周作人家裡有個下人,負責里外採購什麼的。自然手腳不太乾淨,常常揩油。當時用錢,要把銀元換成銅幣,時價是一銀元換460銅幣。一次周作人與同事聊天談及,堅持認為是時價二百多,並說是他的家人一向就這樣與他兌換的。眾人於是笑說他受了騙。他回家一調查,不僅如此,還有整包的大米也被偷走的。他沒有辦法,一再鼓起勇氣,把下人請來,委婉和氣地說:「因為家道不濟,沒有許多事做,希望你另謀高就吧。」不知下人怎麼個想法,忽然跪倒,求饒的話還沒有出口,周作人大驚,趕緊上前扶起來,說:「剛才的話算沒說,不要在意。」
還是在北平周作人任大官時期,一個北大的舊學生窮得沒辦法,找他幫忙謀個職業。一次去問時,恰逢周屋裡有客,門房便擋了駕。學生疑惑周在迴避推託,氣不打一處來,便站在門口耍起潑來,張口大罵,聲音高得足以讓裡屋也聽得清清楚楚。誰也沒有想到,過了三五天,那位學生得以上任了。有人問周作人,他這樣大罵你,反而用他是何道理?周說:到別人門口上罵人,這是多麼難的事,可見他境況確實不好,太值得同情了。
民國二十九年冬,三十年春,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江恆源、冷懷打算成立一個政治團體,定名為「國訊同志會」,黃等人與蔣介石談及,蔣說:「可以」。即由黃、江、冷三人出面寫一文件呈蔣,蔣親筆批「交社會部依法辦理」,黃炎培等人就持著蔣的批文交給谷正綱,要辦理立案手續。谷正綱與陳立夫、朱家驊商量後,決定無論如何不讓組織,但是既經過蔣介石親自批准,又沒有任何借口不準組織,於是就由谷、朱去恐嚇黃、江、冷三人,說:「共產黨太厲害了,我們國民黨有五十年政治鬥爭的歷史與經驗,還搞不過共產黨,你們要成立一個政治團體一定會被共產黨操縱,那時我們固然不好辦,你們也負不了這個責任。」黃炎培經此一嚇,就此不敢成立,以批評國民黨一頓了結。後來民主政團盟成立時,原定由黃炎培任主席,黃因「國訊同志會」未組成,他沒有「政團」,未加入同盟,其後民盟名稱刪去了「政團」兩字,黃始參加。
1941年,在一次會議上,張奚若尖銳地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蔣聽不下去,就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不要太刻薄!」張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開會,他接到會議通知和往返路費後,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議,路費退回。」
曹錕在保定河北大學校內常召集教職員工和學生們訓話,但對教授們很客氣,經常主動地與教授們談心,常自稱他本人是一個推車賣布出身的老粗,要依靠教授們辦這個學校。有一次召集學生們訓話,他說:「你們要尊敬教授。這些教授們都是由我從南北各省精選過聘請來校的。今後如發現你們對教授有不禮貌的越軌行為,那麼我就要你們的腦袋!」說得學生們面面相覷。有時教授們下課到休息室休息,曹錕就進來慰問。天氣炎熱,他看見教授們在課堂內講得滿面流汗,就命令校工們以後上課時要送毛巾到課堂內給教授們揩汗,並在教室內裝置了土冰箱等設備。每到發薪時,他囑事務處改用大紅紙包好薪金用托盤送給教授們。
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有一次請一位在軍界做事的朋友到飯館吃飯。飯畢,飯館侍者到他們飯桌邊收費,他就從鞋墊底下掏出幾張鈔票付賬。他朋友很詫異地問:「郁兄,你怎麼把錢藏在鞋子里呀?」郁達夫笑笑,說:「這東西過去一直壓迫我,現在我也要壓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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