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談「宋朝商業風氣」

「商人」按照《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販賣貨物的人」。據說最早的商人是《尚書·大傳》中的「舜販於頓丘」。可見商人這個職業在中國的歷史可算久遠了。到了夏商私有制已經確立，人們對於財產的歸宿更加強化，私人佔有財產逐漸多了起來，商人多了，商業也隨之興起。商朝末年，商紂王昏庸殘暴，周武王聯合其他反商部落，對商紂王進行討伐，商朝軍隊臨陣倒戈，商朝滅亡，周朝建立。

周朝統治者對於商業從開始就予以重視，《逸周書·程典》中就有「士大夫不雜於工商，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成治」。意思是：士大夫不參與務工經商。商人資財不厚，工匠技藝不巧，農夫不儘力務農，便不能治理。並且還布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游旅使無滯。」翻譯過來就是：商旅當廣泛外出，愉快的交流貨物。坐船過渡，路上住宿，感到所至如歸。如果覺得錢幣輕，就作大錢以代替小錢流行。物資交流，價格的高低要公平，要使商務不停頓。由此可見，在中國早期的朝代，政府對於商業並不排斥，而且是積極鼓勵支持的，並且為其經營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周朝中央的權威喪失，各國為了獲得霸主地位，或者為了保家衛國，更是想盡辦法富國強兵，而富國強兵最重要的莫過於重視工商業，中國的商業也因此迎來了一大興盛期。同時商人的地位也隨著國家對商業的重視逐漸提高。齊國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為相，他大力發展經濟，主張貿易，並且實行「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的輕稅政策，使得齊國迅速崛起，成為諸侯國中的霸主。

但是到了戰國時期，各國政治局面已經出現變化，春秋時期被奉為圭臬的政策開始被質疑。到了秦孝公時期，他為了強化中央的權力，打擊豪紳貴族，任用商鞅進行改革。商鞅的治國根本在於「重農重戰」。重農必然抑商，所以對於商人進行嚴厲打擊。秦國除了政治上對商人給予歧視，並且稅收上還徵收重稅，而且將從前國家放任不管的行業紛紛收歸國有，這一些列政策從根本上阻滯了商業的發展。漢朝建立後，大方向上依舊延續秦朝時期的抑商政策，這樣的好處是強化了政府的集權，國富兵強，使商人不能依靠自己的財富左右政局；但是壞處則導致財富過度集中於政府手中，國民經濟無法更進一步發展。

唐朝初期，對於商人，政治上始終是排斥和歧視的。所謂「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商人及其子弟都是不允許參加科舉考試的。甚至有些清高的士大夫，連家裡的婢女與商人接觸都被認為是可恥的行為。但是安史之亂髮生後，這一切開始改變，政府不再重申關於商人入仕的禁令，因為很多商人通過一些手段，以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實力，加入了官僚階級的行列之中。

五代時期，官吏經營商業的風氣非常普遍。王辟之在《澠水燕談錄》中寫道：「周顯德中，許京城居民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於宋門內臨汴水建十三間，世宗嘉之，以手詔獎諭。景威雖奉詔，實所以規利也。今所謂十三間，樓子者是也，景威子瑩，國初為樞密使。」可見當時，官員經營商業，類似周景威從事「房地產」的開發，政府還是讚許的，甚至連皇帝都要「獎諭」。

到了宋朝，正因為有五代這樣的風氣，雖然也延續唐朝的工商雜類人「不得與士齒」，禁止「工商雜類」參加科舉考試和做官，但是隨即對這類禁令放寬了限制，允許商人中的「奇才異行者」應舉。政府既然放鬆了管制，商人參加考試自然多了起來。同時官員也延續五代時期公開營商。《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開寶六年五月，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言趙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這裡面固然參雜盧趙二人的政治鬥爭，但是，官員營商在當時確實不爭的事實。當時不僅文官如此，武將也是如此。軍隊將領公然進行放高利貸，謀取私利，不算新鮮事。

宋太宗登基後，對於宋太祖趙匡胤曾經默許甚至支持的行為，開始進行規範與禁止。《續資治通鑒長編》當中記載：「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丙寅，五代藩鎮多遣親吏往諸道回圖貿易，所過皆免其算。國初大功臣數十人，猶悉舊風，太祖患之，未能止絕。於是詔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傳出入齏輕貨，邀厚利，並不得令人於諸處回圖，與民爭利。有不如詔者，州縣長吏以名奏聞。」五代時就已經是著名的大將張永德，在太原派遣親信官吏販茶規利，並且販賣羊頭，被轉運使王嗣宗告發，結果罷為左衛使大將軍。

政府雖然出台法令，但是要杜絕這種風氣，卻是相當困難。《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真宗咸平五年十月，侍御史知雜事田錫給皇帝奏摺中說：」臣睹近敕，戒勵大臣，謂其不守廉隅，多置貨產，祿厚而不知恥者，尚懷歉恨；官崇而能自省者，豈不憂慚？況近畿闤闠之間，悉大臣資產之地，好利忘義，未知云何擅富兼貧，一至於此。可以檢郡縣稅籍，自然見公卿戶名，其務殖貨財，不知紀極。以貪化下，安得風俗淳和？忘國憂家，豈令官吏廉潔！今敕命施行之後，兼文武豪富之家，可於敕書更布新令，食厚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居崇官者不得在處回圖。此乃申明舊章，備載前史，可師古制，以戒貪夫。」

田錫後來一直被認為是宋朝士大夫中的楷模人物，但是在當時，宋朝士大夫圖利的風氣還很興盛，直到宋仁宗初年，風氣才逐漸轉變。轉變的原因固然有政府的禁令的限制，之外便是士大夫流行思潮的轉變。當時一大批士大夫「戒利好名」，這樣做不僅能給他們能夠提供更好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待遇，還可以重塑士大夫的形象，改進社會風氣。所以，士大夫如果繼續營商就顯得非常不體面。正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

趙匡胤建立宋朝，鑒於唐朝末年軍閥的跋扈，導致國家一發不可收拾，始終充滿戒懼，所以竭力提倡文治，因此較之武人，更加善待文人。在傳統的輕商風氣和現實壓力下，商賈人家竭力想擺脫被歧視的境遇。當時很多商人有錢後，紛紛用高薪聘請老師教授子弟，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此種流毒，直到現在還能看到。不過，對於朝廷來說，重農也好，輕商也罷，幾無分別，因為得利的始終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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