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被電視劇騙了，宋代的聖旨其實是這麼出台的

（上圖就是胡扯出來的「聖旨」）

我們看古裝影視作品，往往會覺得以前的君主金口玉言，口出為敕，口含天憲，是吧？皇帝如果心血來潮，或者想辦某一件事，就會喝一聲：「傳——擬旨！」然後口授一道聖旨。聖旨寫出來，馬上就是效力至高無上的法律，誰敢有異議，就是「抗旨」的大罪。假如你相信這是真的，那你就被狗血電視劇帶進陰溝里了。

事實上，君主的詔書從草擬到生效，通常都需要經過非常嚴密的程序。我們以宋朝為例，來看看正常情況下，所謂「聖旨」的出台流程。所有的聖旨，都是以君主的名義發布，君主當然有權力直接授意擬旨，但更為常見的情況，是宰相機構先將意見寫成札子（這個意見往往要經廷臣合議），進呈皇帝，獲認可，再授意草詔。

不管這旨意是來自皇帝本人，還是出自執政的宰相機構，按照宋朝的制度，當它進入草詔的程序，一般都歸中書省的中書舍人（元豐改制前為知制誥）起草，並不是說皇帝指定哪一個親信太監大筆一揮就成。

元豐改制後，中書舍人的職責有二，一為「制詞」，即根據皇帝的旨意（這叫「詞頭」）起草詔書。但宋代的中書舍人又有一項特權：如果他覺得「詞頭」不合法度，無論這詞頭出自皇帝的意思，還是宰相的意思，他都可以拒絕草詔，這叫做「封還詞頭」，是宋朝法律明確賦予中書舍人的權力：「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頭」。宋仁宗朝時，蔡襄當知制誥，「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

中書舍人若「封還詞頭」，而皇帝又固執地非要下詔不可，那麼可以由次舍人草詔，但次舍人同樣可以「封還詞頭」。理論上，只要中書舍人達成「拒不草詔」的一致意見，便可以將一道不適宜的詔書「扼殺於萌芽狀態」。

不妨來看一個例子：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參知政事王安石欲將自己的親信、新法的支持者李定破格提拔為「監察御史里行」，皇帝也同意了。但李定這個人人品很壞，聲名很臭，知制誥宋敏求即拒絕起草任命李定的詔書，封還詞頭，並於三天后辭職；接替他的另外兩名知制誥蘇頌、李大臨，也以「愛惜朝廷之法制」為由，再次封還詞頭。為讓李定順利通過任命，神宗與王安石免去蘇頌與李大臨之職，任命聽話的人當知制誥，總算將李定弄進中央政府當了御史。

如果負責草詔的中書舍人認為詞頭並無什麼失當，或者他懶得多事，總之將詔書起草好了，也寫得很漂亮，便可以進呈皇帝「御畫」（簽署畫押），「錄黃」（抄在黃紙上）行下。但這不代表詔書就能夠順利地頒發下去，還要經中書舍人「宣行」，這就涉及到宋代中書舍人的另一項職權：「授所宣奉詔旨而行之」。

由於草詔的中書舍人與宣行的中書舍人未必是同一個人（因為中書舍人是輪值的），如果宣行的中書舍人認為詔書不當，他還有權拒絕「署敕行下」，即拒絕在錄黃上簽名，實際上就是駁回詔書。元祐元年（1086）七月二十九日，時任中書舍人的蘇軾就駁回了一道計劃「給散青苗錢斛」的錄黃：「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如果負責宣行的中書舍人並無異議，便可簽名表示通過，這叫做「書行」，再由中書省長官（宰相）署名，發至門下省審核。

負責審核錄黃的門下省機構是給事中（元豐改制前為「封駁司」）。給事中如果認為詔書不當，也有權力封駁。宋代給事中封駁詔書的權力也是法定的：「若政令有失當、除授非其人，則論奏而駁正之。」即將錄黃駁回去，不予通過。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南宋初，有個叫做王繼先的御醫，因為治好了高宗之病，高宗想封他為「武功大夫」，旨下，被給事中富直柔封駁，因為這種破例的人事任命不合宋代的「伎術官法」。高宗說，「這是特例，繼先診視之功實非他人比，可特令書讀行下，仍諭以朕意。」富直柔不屈不撓，再次封駁。最後高宗不得不「屈意從之，所有已降指揮可更不施行」。

給事中如對錄黃沒啥意見，便簽署下自己名字，表示審核通過，這叫做「書讀」。給事中若未「書讀」，門下省長官（宰相）先簽名，則為「違制」。顯然，中書舍人不「書行」、給事中不「書讀」，都對皇帝的聖旨構成了合法的封駁：「凡事合經給事中書讀並中書舎人書行者，書畢即備錄、錄黃過尚書省給札施行。如不可行，即不書而執奏，謂之繳駁。」

一道詔書經過中書舍人「制詞」、「書行」與給事中的「書讀」等三道關卡之後，如果都沒有發現問題，就可以成為正式的政令，交給宰相機構的分支——尚書省執行了。

但這裡我們還要補充一點：作為正式政令的詔書，必須有宰相副署。宰相如果不副署，詔書也無法生效。北宋初乾德二年（964），范質等三位宰相同日辭職，宋太祖隨後任命趙普為相。但在頒發任命詔書時就碰上了一個程序上的大麻煩：詔書沒有宰相副署，不具備法律效力；而范質等宰相又已經辭職。太祖想從權，對趙普說：「朕為卿署之可乎？」趙普回答皇上：「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最後，還是由領有「同平章事」（宰相）銜的開封府尹趙匡義副署，才簽發了這道詔書。

詔書生效之後，如果再發現詔書有失當之處，該怎麼辦？還有最後一道關卡——台諫。台諫擁有論列政令得失、審查詔書乃至追改詔書的法定權力：但凡「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逾制、誅求無節、冤濫未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

說到這裡，我要將前面提到的李定那個例子補述完整：宋神宗與王安石雖然通過更換知制誥的辦法，終於如願以償地將李定任命為「監察御史里行」，不過也別高興得太早，御史陳薦、林旦等人隨後又以李定拒絕為母親丁憂為理由，展開對李定的彈劾，最後迫使李定狼狽辭職。

現在我們可以總結出宋朝時一道詔書的出台程序了：皇帝授意詞頭——中書舍人起草（此時中書舍人有權封還詞頭）——錄黃行下——中書舍人宣行（此時中書舍人有權封駁錄黃）——給事中審核（此時給事中也有權封駁）——宰相副署（宰相若不副署，則詔書無法律效力）——台諫彈劾。

在整個流程中，各個環節都對君主的權力構成制度性的監督與制衡。以為皇帝就可以口含天憲，那是狗血電視劇與「封建專制」歷史敘事塑造出來的想像而已。

當然，宋代的君主也可以繞過中書舍人草詔、給事中審核等法定程序，也不用宰相副署，直接下詔，這叫做「手詔」、「內降」、「內批」。歷史上也不鮮見。然而，這類私旨在法理上並不具備合法性，所謂「不由鳳閣鸞台，蓋不謂之詔令」也；政府也完全可以拒不執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宋仁宗朝時，宰相杜衍對皇帝私自發下的「手詔」，一概不予放行，「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皇帝也拿他沒辦法，只好稱讚他「助我多矣」。

從所謂聖旨的出台程序來看，我們可以說，在政治正常時期，宋朝的君權是受到多重製度性制約的，皇帝不大可能「有權就是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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