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制科研為何不利於產生諾貝爾獎水平的成果？

每年十月都是科學界的嘉年華，各項諾獎獲獎名單將陸續公布，這場盛會日益成為大國之間展現科技實力的舞台。隨著近年來中國科技的飛速發展，國人對諾獎的急切心情與期待也是水漲船高。客觀地說，只要保持目前的發展態勢，未來會有很多中國科學家獲得諾獎，這應該是一種必然趨勢，但要清醒意識到，趨勢只是對未來的研判，屬於將來時而不是現在時。科研實力的積累是需要花費時間的。也許此刻，更應該認真思考我們的科技體制改革還需要在哪些方面發力，如何在通向未來的路上，把那些有助於促進科學家自由探索的制度能量都釋放出來，這才是當下整個社會應該有的共識。

獲諾獎的成果大多具有如下特點：1.成果大多集中在基礎研究領域；2.研究者通常是在約束較少的自由狀態下從事研究；3.成果具有高度獨創性，其對未來影響深遠。形象地說，諾獎成果是科技界的奢侈品，是有其獨特品位的。這種研究品位的養成並成為一種習慣，是需要長期的熏陶與培養的。

中國科技的快速發展也就是這20年的事，剛剛完成從「窮科學」走向「小康科學」的階段，基本的科學品位尚處於剛剛形成中，現在就奢求大舉收穫諾獎，顯然是不符合科技發展規律的。與其臨淵慕魚，不如退而結網。因而，當下的科技管理部門亟需解決如下兩個問題：其一，改善資助模式，給自由研究留出空間和時間；其二，塑造與培養科學共同體的科學品位。相對於集中投資幾個諾獎人選來說，科技生態系統的建設對於未來的意義更為深遠。

任何科學成果的產出都是需要投入的，但是投入方式的不同，會帶來完全不一樣的後果。當下中國科技的投入方式採用從上到下的項目制管理模式，項目總類繁多，涉及到科技行業眾多領域。

對於科技界而言，項目制科研對於管理者而言具有如下的優勢：其一，通過項目，可以加強對於科技界的全面掌控與計劃；其二，項目制的實施可以把管理做到顯性化以及各種規訓技術可以介入科研領域，從而獲得對於科技界調控的合法性與認同；第三，項目制塑造群體內在偏好，在探索科研方面尚待加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共同體的創造性與想像力。

項目制科研之所以不利於諾獎水平成果的產生，原因有四：

其一，項目可以越過所有中下層單位設置的壁壘，直達行動者個體；

其二，項目制採取的申報機制，看似規範嚴格，實則把很多超前的想法在第一關就篩選出局，這就變相地屏蔽了自由探索的可能性；

第三，項目制適合應用研究領域而不適合基礎研究領域，一切按計劃運行，後果可以高度預期，這對於管理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顯性政績指標；

第四，整齊劃一的申報模式，以及後續的評審、檢查、中期彙報與結項等流程，可以把管理者的意志、目標與偏好很好地嵌入科研過程，任何偏離這套流程的研究都將面臨無法交差的困境。久而久之，科技界的品位被塑造成為利益的科研，而非為真理的科研。

項目制在優勢累積與資源使用效率方面的狀況是有待評估的，但往往將成果的重要性放在第二位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在基層的評價體系下，項目制科研運行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其實際成效可能並不十分理想。筆者看過網上公布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30年經費科學家排行榜Top100的名單，這個榜單里最後一名的經費都有3188萬（23個項目）。更有數據顯示，獲得經費資助總額在1億元以上的科學家有9人，5000萬以上29人，1000萬以上有1017人。筆者一直想知道，那些掌握大把科研經費的人是否都取得應有的原創性成果？雖然科技界不能搞平均主義，但差距如此懸殊也絕非好事。早些年筆者曾提出，科技界應倡導負責任的研究與有情懷的研究，其初衷無非是想說，捍衛權責對等原則以及培養科學研究的品位。

1982年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勒（Stigler）在諾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中指出：若沒有投入大量時間、智力和研究資源，人們無法完全掌握一個新想法，無法將其發展為暫時為人接受的假說，也無法對其展開某些實證研究。反觀當下，2015年中國的R&D經費投入強度（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07%，其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支出所佔比重分別為5.1%、10.8%和84.1%。這個投入格局，大體可以判斷我們的科技成果產出的分布格局。投入最少的領域卻想獲得最高端的科技成果，這是不切實際的。發達國家投資於基礎研究的比例大多在10%-15%之間，因此，我們當下需要改變科技投入的結構，逐漸加大基礎研究所佔比例；同時，逐步縮小競爭性科研項目的比例，為一些優秀人才提供穩定的非競爭性長期資助（個人要麼選擇長期穩定資助，要麼選擇競爭性項目，不可兼得），從而為自由探索留出合理的空間與時間，只有這樣，才能把一些人從項目制的制度下超脫出來，真正做出一些有品位的科學成果，這樣的成果才有可能是具有高度原創性的。

我們之所以對中國科技的未來報以充分的信心，是因為我們擁有數量龐大的科技人才隊伍。目前我國的全時當量科研人員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一。另據報道，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中國大學招生人數將突破一個億。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未來科技繼續進步的根基與土壤。

只要政策稍微做一點調整，將會導致很大數量人才選擇方向的改變，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具備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採用兩套管理系統，在主系統（項目制）改變不大的情況下就可以讓科技副系統（自由研究）產生規模效應，而且這種分流也與當下科技資源分布結構相匹配，一旦基礎研究領域產生溢出效應，那麼副系統的運轉將得到鞏固，並在兩個系統中形成競爭，從而更好地提高科技資源的使用效率，並能以市場化的方式調控人才的流動。根據分工原則，科技主系統全力滿足經濟發展主戰場的需求，而科技副系統則專職探討未知世界和真理，到那時，諾貝爾獎不就是我們科技副系統這塊自留地上將要收穫的果實嗎？

（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標題為「為自由探索留出合理空間，收穫諾獎將是在自留地上摘果子」）

來源：中國科技工作者之家「科貓」APP|李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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