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下令槍斃涉貪的北京市長，其實對方只受賄了五百元！

（電影《建黨偉業》中的袁世凱）

客觀地說，袁世凱在內政治理方面有一定的成績。辛亥革命後，各省相繼宣布獨立，都督們各擁實力，儼然藩鎮，形同割據。袁世凱利用政治軍事等多種手段依次削平，除西南諸省外，地方統治權都被收歸中央。

民國初建之時，北京政府既無稅款可收，地方收入更無人上繳，除靠零星借貸維持現狀外，可以說是一無辦法。爾後有了第一筆善後借款，財政經濟狀況才得以緩解，但那本身是個飲鴆止渴的辦法，全部借款扣去還款和所有指定用途，最後沒剩下多少錢。

如果沒有穩定的後續財政收入，連政府機關都難以維持，同時社會發展也會受到限制和影響。於是在收歸地方統治權的基礎上，袁世凱又設國稅廳於各省，將全國財政歸於統一，從而使得政府的財政收入得到了很大增長。

（民國時期的廣州）

袁時代的另一大政績是整肅吏治，嚴懲貪污。他利用特設的肅政廳，向各部院派出許多肅政使，專門檢查是否有貪污受賄、買官賣官等情況。前總理趙秉鈞有一個心腹，叫王治馨，曾先後出任內務部次長、京師警察廳總監、順天府尹（相當於現今的北京市市長）。既是趙秉鈞的心腹，自然也就是袁黨的人，然而在肅貪風暴中，王治馨也被彈劾貪污，隨後被袁世凱下令逮捕，不久即予以槍決。

其實王治馨在任上才受賄了五百元，區區之數，本來罪不致死，之所以要處罰得如此嚴厲，說白了，無非是要借他的人頭來立信、立威，並確保其它整肅行動暢通無阻。

袁世凱當政初期，社會經濟開始復甦，辛亥革命時期北洋系內部曾經存在的「忠清忠漢」之爭和「造反成嗎」的懷疑，也都漸漸消失，此時的袁世凱無論權勢還是聲望都極一時之盛。

在第一次中華民國國慶紀念日宴會上，袁世凱曾大飲其酒，顯得特別高興。他由衷地對眾人說：「多賴諸君努力，國是得以粗安，繼此以進，不難臻於隆盛之治……」

（民國時期的上海外灘）

1915年2月，日本趁歐美國家忙於一戰，無暇東顧之際，通過出兵方式，奪取了德國原在山東的一切特權。緊接著，又秘密向袁世凱提出了簽約不平等條約的要求。該條約共分為五號二十一個條款，所以被稱為「二十一條」。有評論認為，如果中國全部接受了「二十一條」，就會成為亞州的第二個印度，即日本的保護國，但要是拒不接受，日本也會以此為由大舉侵華，而且同樣可以把中國逼到亡國的邊緣。

作為甲午戰爭的親歷者，袁世凱比別人更清楚中日軍事水平的實際差距。發現「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他只能在政治策略上動足腦筋，即一面讓外交部同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盡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權利」，一面暗中向報界泄露條約的部分內容，以期讓英美對日本施壓。

這種雙管齊下的策略被證明並非完全無效。在「二十一條」的第五號條款里，規定了中國政府必須聘用日本人為政治、經濟、軍事顧問，以及中日合辦警察、兵工廠等。所有條款裡面，以它對中國的危害最大，袁世凱稱之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點」，因此以今後再行協商為由堅決予以拒絕。迫於多方壓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同意刪去此條款。

（反對「二十一條」的群眾遊行）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限48小時內對「二十一條」做出答覆，否則「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隨後日本擺出大戰的姿態，陸軍紛紛出動至奉天、山東，海軍艦隊駛進福州、廈門、吳淞、大沽口等處。

5月8日，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在總統府討論此事。袁世凱認為既已取消第五號條款，其他條款不是亡國條件，在萬得不已的情況下，可以考慮接受。

5月9日，晚上11點，在英美駐華公使都勸告中國「應避免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的情況下，中國對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條」中一至四號的部分要求。這就是後來簽署的「中日民四條約」，該條約使得日本在滿蒙、山東的在華利益得到鞏固和擴展，但對比原案，損失已降低到最低程度。

「民四條約」簽訂後，袁世凱發誓要帶領國民奮發圖強，以便有一天能夠與日本「抬頭相見」。在他授意下撰寫的《中日交涉失敗史》一書印了五萬冊，他當時咬牙切齒地說：「這一次我們吃了一個大虧，將來有一天我們翻了身，這部書就可以公開發行了。」

可是袁世凱剛剛說完狠話，轉過頭去做的，卻不是如何抓緊時間富國強兵，而是如何更快更無阻礙地登上龍椅，這給他自己和整個國運都造成了巨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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