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近代人文教育：起源、理念及其內涵

文化批評家馬修·阿諾德曾以「菲里斯丁」一詞來諷刺維多利亞時代庸俗的中產階級生活風格，在他看來，這個階層固執地排斥「甜蜜與光明」，過著一種令人「鄙視和不自由的生活。」阿諾德堅持以貴族式的古典文學教育理想來審視維多利亞時代普遍的精神和文化狀況，這標誌著古典教育體制在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帝國的衰落局面。為此，阿諾德認為，「我們的文化目標是了解我們自身和這個世界，為了獲取「批評人生」的手段，我們必須要了解世界上最優秀的思想和言論。」文學，即古典文學的學習應當服務於這樣一種高尚的文化目標，「文學足以包含讓我們了解自身和這個世界的材料」。阿諾德的上述貴族文化主張遭到了推崇進化論思想的哲學家赫胥黎的質疑。他認為，沒有任何國家和個人能夠處在領先世界的地位，假如其民眾的知識儲備當中缺少了物理科學的話。阿諾德爭辯道,赫胥黎把文學狹隘地理解成了「美文學」，即詩歌、戲劇等等，認為單純追求「美文學」就會導致勒南所說的「淺陋的人文主義」，沒有實證科學的知識，人們便無法以批評態度來探求真理。在阿諾德看來，學習古典文學並非只是止於學習古典語言的辭彙和文法，而更多是為了了解古希臘羅馬人的品格，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才能，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了解我們能夠從他們那裡獲取什麼價值，簡言之，文學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了解我們自身和這個世界。同時，古典文學追根溯源的學習方法本身就是科學的，通過古典文學的學習，我們亦能夠了解古希臘和羅馬人對數學和自然的認識。針對主張削弱文學教育、加強自然科學教育的所謂「進步的朋友」，阿諾德強調保持文學教育在整個教育體制中的突出地位。他認為單純進行自然科學教育會使人們忽視「人性養成」的問題。自然科學只是些零碎的知識，阿諾德說，而我們人類具有一種天然的慾望，要把這些零碎的知識與我們的行動感和美感聯繫起來，而這構成了生命的力量，自然科學不願意也不能夠滿足人類這一天生的慾望，只有人文學術（humaneletters）能夠做到這一點。

假如說在維多利亞時代，文學與科學教育的衝突漸露端倪，那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文學文化與科學文化則分裂成了兩個互不溝通的知識領域。1959年，英國物理學家兼小說家C·P·斯諾發表了題為《兩種文化》的講演，其批評的矛頭直指英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生活和教育體制中日益明顯的科學與文化相衝突的現象。具備教育戰略思想的斯諾指出，當今西方社會分裂成了兩極，「文學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後者尤其是指「物理學家」，人類知識的兩極之間橫亘著一條無法填補的鴻溝，分屬兩個陣營里的人們（特別是年青人）之間甚至相互懷有敵意和厭惡之情，他們彼此對對方產生了扭曲的印象，甚至在人類最容易溝通的情感方面，二者也找不到任何共同的基礎。斯諾認為，文學與科學文化的分裂不僅是整個社會的損失，同時也是人類思想和創造力的損失——兩種文化的交流和溝通是人類創造性的根本來源。就英國的情況來說，這種分裂源自傳統教育所追求的專門化和英國社會形態不斷走向僵化的趨勢。造成這一狀況的歷史和政治原因在於，儘管英國的工業革命領先於其它歐洲國家，但文學知識分子們未能真正地關注和理解這場偉大的革命，反之，傳統教育日漸脫離了工業革命的實際需求，片面地培養青年人從事管理工作，培養他們到印度從事殖民事業，或者從事使文化持久化的工作，卻「從未能在任何情況下培養他們去理解或置身於工業革命當中去，這一教育方針導致英國沒有能夠及時培養出大批適應工業革命需要的實用人才，而在同期的德國，雖然其工業革命落後於英國，但他們能夠抓住時機從普通民眾當中培育出了許許多多技術人才。與生活在70年前的阿諾德不同，斯諾面臨的問題是英國在未來科學革命中如何才能夠領先於其它國家的問題，他為英國教育改革開出的方子自然是偏向科學文化教育的。難怪他的教育戰略主張會招致當時的大批評家李維斯的謾罵，後者嚴厲地指責斯諾完全忽視了文學、歷史、文明史和工業革命所包含的人文意義，作為一個小說家，李維斯譏諷道，「他對文學創作完全一竅不通」。

誠如斯諾所言，邦國林立的政治現實延緩了德國工業革命的發生。但與英國相比，德國的教育革命卻遙遙領先於歐洲其它國家。19世紀初，第三次拿破崙戰爭的失敗使普魯士喪失了半壁江山，從而淪為一個歐洲弱國。作為結束戰爭的條件，哈勒大學被法國佔領軍關閉，原本在那裡執教的施萊爾馬赫不得不來到柏林。然而，普魯士國家並不甘於戰敗與落後的現狀，她亟須在柏林創辦一所新式的大學，其目標在於繼續保持在「高尚的人文教育」方面領先於德意志諸邦的地位，藉此增強自身的國力，「以期與自然地理意義上的德意志國家保持一種活生生的聯繫」。在這一歷史條件下，施爾萊馬赫隨即投入到了由威廉·封·洪堡領導的柏林大學的創建工作當中。在教育史和哲學家鮑爾生看來，新創建的柏林大學因此承載著普魯士國家的歷史和民族使命。用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三世的話來說，「國家必須以精神力量投入的方式來彌補現實中所失去的東西」。1809年2月，洪堡被施泰因男爵任命為普魯士文化與教育部負責人，並著手按照鮑爾生所說的「新人文主義」理想改革普魯士的教育體制。古典人文主義注重教育為《聖經》的閱讀和信仰服務，「新人文主義」則強調教育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其最終目標在於促進人性的發展。根據「新人文主義」這個術語的提出者鮑爾生的說法，18世紀70年代，在德國繼啟蒙運動之後產生了一個新的世界。在此之前，哲學和科學均遵循著伽利略、霍布斯、笛卡爾和斯賓諾莎所奠定的原則，以數學－理性主義的範疇來理解現實的世界。物質世界如此，精神世界亦是如此，語言、風俗、宗教、國家等皆在一個高高在上的理性那裡得到解釋，理論上如此，實踐上亦是如此。比如，傳統的詩歌教育的內容僅僅局限在創作詩歌的技法等等。新生的世界不再滿足於這樣一種貧乏的機械解釋方式，轉向了一種更為豐富的有機觀念。「生成和變化，內在的發展，這不僅僅是自然和精神事物的發生方式，而且也是藝術作品的發生方式：藝術並非是按照某種空洞的計劃和建議而製作的，它在天才那裡孕育而成。」新人文主義理念最早出現在以F·A·沃爾夫為代表的古典語文學研究當中，新人文主義使這門學問變為服務於通識教育的學科，其目標在於「促進純粹的人性教育，促進一切精神和情感力量的提升，以期達到人性內外完美的和諧」，這是新人文主義教育的核心思想。萊辛、赫爾德、溫克爾曼、施萊格爾兄弟、歌德、席勒和洪堡等人都積極強調古典語文學的人文傳統，他們主張直接從古希臘的語言、文學和藝術中尋求完美人性的典範，藉此反對當時的教育僅在培養官員和商人的「實用主義」思想。在與沃爾夫的通信當中，洪堡希望通過對希臘語文的學習，讓人們認識到這個民族的精神氣質構成了人類理念的典範表徵。然而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洪堡的以古希臘為範本的人文教育（養）理念恰恰順應了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追求統一德意志諸邦的政治願望。其創建柏林大學之舉，一方面出自於在如費希特、施萊爾馬赫等普魯士知識分子當中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訴求，而其直接的動機則源於普魯士國王上述切近的政治目標。1807年9月4日，普魯士內閣通過建立柏林大學的動議，在遲疑良久後，洪堡才於1809年5月向腓特烈二世上書陳述自己創建新大學的計劃。在這份吁情書中，洪堡不無恭維地說，在啟蒙和精神生活方面，普魯土國家在引領鄰邦的過程中與其它德意志邦國建立了親密的關係，這層關係非但沒有因為剛剛遭受的失敗而鬆懈，反而得到了加強。其原因是，在這一危機的時刻，國王仍然念念不忘支持和改善國家的科學研究機構，希望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繼續領導德意志諸邦，最終實現德意志國家統一的總體目標。洪堡並不諱言，正是崇高的、統一德意志國家的政治目標吸引了大批在普魯土境內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的有識之士，他們以非凡的熱情投入到建立柏林大學的工作當中，在這些大學教授和學者的心目當中，新創建的柏林大學將成為普魯土邦和整個德意志國家的精神象徵。洪堡認為，普魯土國家現有的眾多科研院所和醫科大學存在著嚴重的系科分離狀態，這不利於以培養學生完善的人性為目的的「科學教養」，嚴格意義上的「大學」（Uníversit?t）應當不排除任何一門科學，應當使教學機構取得「學術研究的尊嚴」，儘管教學機構的水平足夠得高，但假如其尚未能夠成為大學的話，那麼她的建設就是不成功的，因為她從未使機構這個概念固定下來。這就是說，無論是包含物理、地理等現代自然科學在內的哲學系，還是包含生理學、生物學在內的醫學系，所有單獨的學科均應當在大學這個學術機構中熔鑄成綜合的、統一的、促進人性培養的普適性的知識。反之，因為理論與實踐課程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僅僅基於實際用途而建立的機構則而是危險的。在大致上寫於1810年左右、而於上個世紀初始得發現的一份題為《論柏林高等科學機構的內外組織》的手稿中，洪堡主張高等學校應當建立在脫離於國家政治之外的、純粹的科學概念之上，其本質在於客觀科學與主觀教養的內在結合。同時，由於人性中的精神效應是諸多效應的綜合，因此高等學校的組織應當創造和保持一種連續的、永遠保持著生命力的、非外力強制且沒有目的的綜合效應。科學研究應當被視為教授者與學生們共同的、無休止的知識追求和精神生活本身。科學應當是來自精神深處的創造，而非諸多單獨科學門類知識的簡單積聚，「只有來自內心且在內心中生長的科學才能夠改變人的品格，對於國家來說，科學研究並非只是養成人性中的知識和言論，而它更多地關注於人的品格和行為」，科學應當致力於「學生所有能力的和諧養成」。因此，我們可以說所謂「洪堡的大學理念」應當是普魯土國家政治統一訴求與新人文教育理想相結合的產物。以此為原則，洪堡開始以柏林大學的建立為契機來改革整個普魯土的教育體制，建立施萊爾馬赫所說的「德國意義」上的大學，而後者正是區別於當時的法國大學的、屬於德國人的「創造」。

拿破崙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1808年建立了帝國大學（Universitéimperiale），這個統一的行政組織通過學校管理人員將全國從大學到小學的各類各級學校組織起來，在舊有的、遭到法國大革命摧毀的大學之上，建立了獨立的、有組織的新型大學。她關閉了神學系，並將哲學系劃分為「科學門」和「文學門」，這使大學完全淪為國家的考試機構。其目標不在進行科學研究本身，而在於培養直接服務於國家的行政官員，其中法學和醫學則直接服務于軍隊和教會，教師作為國家教育官員，其任務只是準備讓註冊大學生通過由各個科系舉辦的國家考試而已。與此相反，洪堡的大學理念強調政治上脫離國家的直接需要，經濟上則不再使大學成為國王的負擔，力主大學「通過自身的能力和國民的捐贈」來維持自身的發展。與當時的法國教育體制偏面注重實用性學科如法學和醫學教育相比，洪堡的大學課程設置首在培養學生的精神力量，這樣一來，哲學系就自然成了首要的科系，它能夠起到引領其它單獨科學的作用，並為後者提供思想和方法指導。因此，數學、物理、地理等等現代意義上的自然科學統統被整合進了哲學系裡。正是基於上述觀察，哲學家、教育史家鮑爾生指出，柏林大學的建立使舊式大學中的大學作為一個統一學術團體的特徵固定下來。不同的是，她不再建立於中世紀教會統一體的基礎之上，轉而建立在近代人性思想的統一性之上。她失去了中世紀大學的修道院特徵和地方特徵，成了探求真理的學術機構，她超越了教會和國家的界限，這使得德國的大學代替中世紀的巴黎大學成為了國際性的大學，吸引了大批來自歐洲其它國家乃至東方的學生。應當說，「德國意義」上的大學的上述發展趨勢不但實現了洪堡創建柏林大學的初衷，而且也超過了其本人的預期。在上腓特烈二世的籲請書中，洪堡曾說，「學校和中學會對其所在的國家產生最為重要的用途。只有大學能夠超越國家的邊界發揮相同的影響，而且能夠促進整個操同一種語言的民族的形成。」

但是，19世紀初期知識分化的複雜狀況使得按照洪堡的理念試圖整合各個門類科學的大學改革方案顯得十分艱難。知識分化帶來的學科分化現象首先出現在新人文主義發端的語文學領域，以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為代表的日爾曼語文學衝破了沃爾夫、洪堡等人的希臘主義藩籬；再者是由支持洪堡進行教育改革的施泰因男爵親自參與、以蘭克和尼布爾為代表的歷史學派的興起激發了一種德意志的民族主義思想；第三，19世紀20年代數學－自然科學的興盛使得生理學、物理學脫去了在古典自然哲學框架當中的思辨色彩。上述三種知識分化和學科分化現象使哲學作為大學首要系科的地位受到嚴峻的挑戰，康德試圖以批判哲學為框架來綜合自然與歷史的嘗試漸漸失去了效力，這使哲學本身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和不信任。而且，即使傳統的神學也不斷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產生了所謂實證神學和以大衛·施特勞斯為代表的歷史批評派神學。傳統的法學研究對象亦由「自然法」轉向了「實在法」。在法國的佔領行動結束之後，儘管洪堡的繼任者們延續了其建設普魯士統一學制的改革方案，但他們也根據當時的社會現實漸漸做出了一些調整。1817年至1819年間制定的課程法規定，國家作為「大教育機構」應當實施相應的「國家青年教育任務」：小學、國立學校和中學按照統一的國家目標而設置。為服務於國家建設，中學相應地增加了實用的課程。古希臘語因不具實用性而漸漸再次讓位於拉丁語，而德語、德國歷史教學比重則有所增加。到了1840年左右，當威廉四世上台的時候，人們普遍認為，古典語文學研究並沒有那麼重要，也並不是為一種高尚的教養所必需的東西，哲學和自然科學、國家科學和政治學、神學批評和現代文學比起古典語文學來說更為重要和有趣味。人們甚至呼籲中止正在進行的人文主義教育改革，因為古典語文學並非時代的需要，它雖然能夠為未來的官員、學者、醫生和技術人員提供一些古典語言知識，但在日常的知識和商業交往中，人們更需要現代語言、更需要熟悉數學和自然科學，在作為科學研究的前提方面，它不比對現代文化發展的理解更弱；而且一種對本民族精神發展有深度的、有學養的理解對於將來成為這個民族的領導者們而言至少是適合的。這位注重實際效用的普魯士國王試圖糾正新人文主義教育的偏頗，他主張「並非對所有事物的知識，而是在有限領域方面的能力才能造就一個幹才；主因並非「教養」，而是「思想」，教養不但不能夠促進思想，相反，它還會給後者帶來危害，尤其是教養顯露出單單製造傲慢和淺薄，從而小覷卓越的和真正的勞作傾向之時。

顯然，洪堡的大學方案並不能滿足正處於工業化時代開端的德國政治和社會現實的需要。僅就大學的課程設置而言，為了強調人文教育的完整性和統一性，它未能將自然科學從中世紀大學裡的醫學系和哲學系中分離出來，而是將它們完全歸入哲學系裡。然而，早在1800年就已建立起來的哥廷根和哈勒兩所大學已經將化學、植物學和動物學劃為醫學系或國民經濟系；數學、物理學和礦物學則或被歸入哲學系，或被歸入國民經濟系或醫學系，而新建立的柏林大學則將化學、植物學和動物學重新納入到哲學系裡。於是，在1830年代至1890年代間德意志的大學出現了諸多自然學科門類從醫學系和國民經濟系退出，悉數被歸入哲學系的過程。但是，隨著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分化以及大學教師職位的不斷增加，哲學系內部各個學科之間潛在的衝突也在不斷地加劇。1863年，應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們的要求，圖賓根大學成立了第一個自然科學系，儘管這遭到了哲學系教授們的反對。接著，斯特拉斯堡大學在1872年也成立了自然科學系，從1860年代開始，自然科學紛紛從哲學系中分離出來。如果強調知識分類與學科獨立是現代大學的特徵，那麼早於柏林大學建立的哥廷根大學和哈勒大學應當是德意志大學的典範，而非進行系科整合的洪堡型大學。有德國學者進一步指出，洪堡的大學理念既沒有出現在19世紀初期的教育討論中，亦沒有在制度層面上得到落實，而所謂建立在其大學理念之上的「柏林模式」只不過是20初期興起的新觀念論思想所製造的「洪堡神話」而已。製造這一神話的新觀念論，則在人文學科面臨自然科學挑戰之際重新強調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尤其是強調人文科學所建立的新的德意志民族認同，如日爾曼學和民俗社會學等等。依筆者之見，這一點恰恰凸顯了洪堡大學理念的本有的民族主義內涵。

來源：中華讀書報20171011 13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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