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 漢語中的梵音
漢語中的梵音
《長阿含經》為《四阿含》之一種。後秦弘始十四年至十五年(公元412—413年),由賓(今阿富汗南部、克什米爾)僧人佛陀耶舍誦出,涼州僧人竺佛念譯為漢文,道士道含筆錄。
2002年,在去雲南中甸的飛機上,我讀《長阿含》,見晚年的釋迦牟尼為肉身所苦,他說:「吾患背痛」,他獨自坐在一棵樹下,這時,一個名叫波旬的妖魔蹦出來叫囂:「佛意無欲,可般涅 槃,今正是時,宜速滅度。」
佛說:「止!止!波旬!佛自知時不久住也,是後三月,於本生處拘屍那竭,娑羅園雙樹間,當取滅度。」於是,魔即念:「佛不虛言,今必滅度。歡喜踴躍,忽然不見。」
我忽然覺得,此時的佛是軟弱的,那是類似於受難的耶穌的軟弱。釋迦或耶穌,宗教創立者包容和承擔著人類的軟弱。
「止!止!波旬!」這是佛的聲音嗎?翻成現代漢語,那個名叫釋迦的老人也許正說:「且慢,別急……」他的聲音是慈祥的、寬容的、疲憊的?
《四阿含》是聲音的奇蹟。佛陀入滅後,弟子迦葉在靈鷲山召集五百羅漢共同編訂釋迦訓誨,編訂的方式今日看來匪夷所思:先由侍佛二十五年的弟子阿難誦出釋迦一段言行,迦葉提出質詢,阿難答出相關的時間地點、前因後果,最後眾人合誦,確認無爭議、無訛誤,遂定為一經,如此形成了漢語譯文長逾百萬言的《四阿含》。
也就是說,整個過程不立文字,佛之言阿難聽了,阿難之言眾人誦之、傳之,神聖的經文存於聲音之中、口耳之間,存於記憶,存於心。
文明的普遍趨向是對聲音越來越不信任,聲音是風,是水,是紅塵,是身體,是人類生活中比較嘈雜、比較混亂的部分,是世俗和大眾,相比之下,書寫是浮出海面的礁石,它穩固、超越,更像「真理」。人類曾力圖以字跡覆蓋聲音,黃仁宇寫《萬曆十五年》,主要困難之一是聽不到明朝的「聲音」,他不知那時的人怎樣說話,他意識到,落在書面上的一切已遠離人的身體和人的心。
然而,在文明的上游,幾個人安詳地發出聲音,釋迦、孔子、蘇格拉底、耶穌,他們說出真理,他們坦然地以轉瞬即逝的方式呈現永恆。他們何以如此?他們是絕對的天真還是絕對的悲涼?難道正是由於聲音之脆弱、微渺,他們成為了人類的偉大導師?
天花亂墜。讀《長阿含》,遙想當日我佛說法,必是絢爛、壯美。即使是家常情景,只要釋迦開口,你一定會目眩神移。如果釋迦和耶穌坐在一起,耶穌就是個寡言的木匠,而孔子或蘇格拉底則是簡樸的夫子,釋迦也許是其中最具神性光芒的一位,他曾是王子,他的聲音中有浩大的富麗,是無窮無盡、洶湧澎湃的繁華。
可以想像,一千幾百年前的中國人將為之迷醉。兩漢是黑色的、白色的、黃色的,雄渾,然而單調,想起漢代、想起三國,你肯定不會想到「繽紛」、「豐饒」、「繁複」,佛經的傳入不僅是宗教事件,還是一個審美事件,熱帶的思維、感性和想像如暖濕氣流灌注我們的心靈。
我一向認為印度人是最羅嗦、最煩瑣的民族,多年前讀佛經,總是驚嘆於他們可以在一個點上紋絲不動而任由言語四處蔓延,他們是能指揮遊戲的高手,他們要用八萬四千隻狗去追一隻兔子,他們的耐心舉世無雙,你會感到,那經文無論是被書寫還是被念誦,書寫和念誦行為本身就是對「永恆」的模仿。
《長阿含》是佛教原始經文,比較而言,它本色、質樸,但讀它依然需要耐心。我在中甸讀完了《長阿含》,但我一再自問,為什麼讀它?它對我有何意義?
沒什麼意義。我不是佛教徒,我迷戀世間苦。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傾慕釋迦莊嚴而安詳的語調,那種夢幻氣質,那種博爾赫斯式的玄思,當然,準確合理的說法是博爾赫斯有釋迦式的玄思。在《閣尼沙經第四》中,關於「摩揭國人命終生處」,整個敘述隱含著令人暈眩的時間迴環,你越往下看,越找不到邏輯上和時間上的起點和終點,一切都是在終結之處開始,或者說此時的一切都已經發生……
但這終究是遙遠的,與我無關。遠處是大雨中的中甸草原,這裡已經正式改名為「香格里拉」,一個西方人的夢境覆蓋和篡改了這座高原古城。
我聽到一個長須飄拂的僧人正流水般詠唱,他的面容就像電視新聞里阿富汗群山間的老者,他的音調低沉悠長,但我想起印度電影里熱烈的歌曲,我一直覺得印度的語言最具音樂性,在我的想像中,印度人說話就像唱歌一樣。
佛陀耶舍在背誦,他的聲音通過另一個人變成另一種聲音,第三個人讓這聲音落在紙面上。這個場面令人震撼,也令人惶惑。佛陀耶舍的聲音是千年以前那個人或佛的回聲嗎?對此我們如何確證?而當這聲音轉為漢語、落為漢字時,什麼留下了,什麼消失了?留下的一切在什麼程度和什麼意義上改變了我們的語言?
想想是有趣的,當我們使用「思維」、「覺悟」、「成就」、「歡喜」等等無數詞語時,公元前六百年北印度的陽光、樹葉上的露珠、吹拂衣帶的風、一個人的微笑,也許一切都隱秘地留存於我們的聲音里……
摘自《讀經》
※法以契機為最妙
※傳記 北周靜藹
※開示 把握自心
※持名與實相念佛的統一
※兩位聖者的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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