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被俘後，忽必烈為什麼一直沒有殺他？原因有二

公元1283年，元朝大都的刑場上，一位被俘的南宋官員向南方跪拜之後，從容就戮。他本可以成為元朝宰相，卻為了心中的道義；在生存與毀滅的問題上毅然選擇了後者。他就是——文天祥。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位名留千史的民族英雄用他心中的大義照亮了後世華夏民族的青天！

關於文天祥的事迹後人有很多的歌功頌德，他的生平也被各種歷史典籍、文學小說，廣為流傳。在這裡五識我簡短的概括一下文天祥的生平。

文天祥出身望族，家境殷實。不僅是個高富帥，而且還是超級學霸。20歲就被點為狀元。37歲就因得罪權奸賈似道受到排擠早早退休。十多年後元軍攻破襄陽，宋軍長江防線崩潰。文天祥散盡家財組織上萬義軍勤王，不料義軍干不過元軍鐵騎，退守餘杭。後來為探元軍虛實，捨身赴險到元軍大營談判，期間大罵元軍主帥、遂被扣押。逃脫之後本想聯絡抗元的兩淮官員，卻被誤認為叛國前來招降，反而被宋軍通緝和元軍追捕。後因與福州南宋朝臣張世傑等人意見不和離開，趕赴江西抗元，寡不敵眾、妻妾子女被俘。後被盜賊引元軍突襲部隊，文天祥再次被俘，自殺未成。隨後文天祥目睹宋元兩軍崖山海上決戰，宋軍全軍覆沒。陸秀夫背著8歲幼帝跳海自殺，趙宋王朝最終滅亡。文天祥被押往元大都，途中想絕食而死，未能如願。後被關進大牢三年，期間元世祖忽必烈不僅多次派人勸降，更是親自出面許諾高官厚祿，文天祥寧死不降、最終慷慨就義！

忽必烈一直沒有殺文天祥，原因有二：一是佩服他忠於所事，希望通過對待文天祥的態度，給臣下立一個好榜樣。

二是愛惜其才。忽必烈在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獲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身邊有一個龐大的漢人幕僚集團。元朝建立後，他十分注意搜羅漢地人才。文天祥是宋朝的狀元宰相，自然是重點爭取對象。

但元廷中也有人反對忽必烈的這種做法，比如右丞回回人麥朮丁。麥朮丁曾擔任江西宣慰使及江西行省左丞，當年文天祥在江西戰場上的聲勢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麥朮丁不僅派人到獄中收走了文天祥的棋弈、筆墨、書冊，而且「每倡言不如殺之（文天祥）便」，從而導致「自是上（忽必烈）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

到至元十九年（1282）初，忽必烈對於殺不殺文天祥仍猶豫不決，然而接下去的幾件事，則促使他下了決心。

據鄧光薦《文丞相傳》記載：至元十九年春，福建有一名懂得星象的僧人，向元廷進言說：十一月，土星冒犯帝座星，懷疑國家將有變亂。另外，中山府有個叫薛寶住的人，聲稱是宋室幼主，聚集了數千人，說是要來取文丞相。

不久，元廷又截獲了一封秘密書櫝，稱：「兩衛軍盡足辦事，丞相可以無慮」，又說：「先焚城上葦子，城外舉火為應。」元朝大臣們認為，書櫝中所謂的「丞相」有可能是文天祥。這件事導致京師戒嚴，元朝將瀛國公趙等趙氏宗族遷往了上都。

十二月初七日，司天台上奏：「三台（星官名）拆。」這又似乎印證了「土星犯帝座」的讖語。

這些事件，雖然與一直關在獄中的文天祥並無聯繫，但是元廷中主張殺文天祥的大臣，卻將這些事或多或少地往文天祥身上牽扯。儘管如此，這些事件雖然可能造成忽必烈的精神緊張，卻不足以讓他匆忙決定殺害文天祥。

當時，元朝的統治已十分穩固，中山府的小股百姓鬧事對大局無妨，大可不必過於緊張。至於「兩衛軍盡足辦事，丞相可以無慮」的話，也經不起推敲。首先，且不說這等機密書信為何落入元軍手中，就事情本身講，這件事的謀劃者冒著泄密的危險，想事先告知文天祥，對於大局有何益處？

其次，既然兩衛軍已不可靠，史書為何沒有忽必烈對兩衛軍進行「清洗」的記載？所以，「兩衛軍」云云以及「先焚城上葦子，城外舉火為應」的話，顯然是虛張聲勢，作為成熟政治家的忽必烈並不難看破。

因此，單純是這些事還不足以使忽必烈受到很大震動，這裡面還有更深層次的背景。

就在至元十九年春，元朝爆發了立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政治危機——阿合馬被刺。阿合馬是中亞色目人，通過察必皇后的父親，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中統三年（1262）領中書左右郎、兼諸路都轉運使。其後20年間，歷任中書平章政事、制國用使、平章尚書省事等職，權重一時。他為人貪婪驕橫，朝中蒙漢官員多次彈劾他，都遭到打擊報復。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忽必烈前往上都避暑，阿合馬留守大都。益都人王著與高和尚等密謀舉事，參與者有數千人之多。十七日，他們一部分前往控制居庸關，另一部分則竊用皇太子真金的儀仗，謊稱太子回京做佛事，潛入大都。這天深夜，王著一行來到東宮南門，矯傳太子詔令，讓阿合馬出迎。阿合馬慌忙出見，王著用袖藏的銅錘將他擊斃。宿衛趕到，王著、高和尚都被抓獲。

忽必烈在上都接到消息，大驚失色，即命親信大臣馳返大都，平息暴亂。阿合馬被刺案實質上是元廷中儒臣派漢人官僚，與理財派的色目人集團之間矛盾的一次總爆發，這次事件在元朝高層引起了極大的恐慌。

忽必烈認為，小股的草民流寇舉事並不可怕，而漢人官僚集團中隱藏的不滿情緒卻很危險。事後，忽必烈只將明顯涉嫌的樞密副使張易處以極刑，對其他受牽連的人則網開一面；同時將阿合馬開棺戮屍，以緩和漢人官僚的情緒。另外，忽必烈開始重用和禮霍孫等儒臣派，儘力消除元廷中民族矛盾的隱患。

此時，「土星犯帝座」的讖語和薛寶住的舉事，必然觸動忽必烈最敏感的神經，加上元廷中某些大臣的捕風捉影與推波助瀾，忽必烈於是作出了將趙氏宗族遷往上都，以及儘快處置文天祥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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