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清三代的城市生活，你更喜歡哪一種？

明朝士大夫的精緻生活。圖/明代杜堇《玩古圖》

在《前朝夢憶》一書里，歷史學者史景遷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記述了士人張岱念念不忘的晚明的生活意趣。

「張岱一族住在紹興，紹興人幾乎生來就會品賞燈籠，蓋因此地富庶繁榮，住起來舒適愜意，多能工巧匠，亦不乏識貨之人。張岱曾說紹興人熱衷造燈，不足為奇，『竹賤、燈賤、燭賤。賤，故家家可為之；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為恥』。每逢春節、中秋，從通衢大道至窮檐曲巷，無不張燈生輝。紹興人通常把燈掛在棚架上，棚架以竹竿立於兩端，中間以橫木固定，簡單而結實。橫木可掛七盞燈——居中之大燈喚作『雪燈』，左右各有三個圓燈，稱為『燈球』。」

明代畫作《上元燈彩圖》，作者佚名，主要描繪了明朝中晚期南京地區的元宵街市盛景

「這類往事栩栩如生，深深烙在張岱的心中：『從巷口回視巷內，復疊堆垛，鮮妍飄灑，亦足動人。』紹興城內的十字街會搭起彩繪木棚，棚子裡頭懸掛一隻大燈，燈上畫有《四書》《千家詩》的故事，或是寫上燈謎，眾人擠在大燈之下，抬頭苦思謎底。庵堂寺觀也以木架作燈柱掛燈，門楣上寫著『慶賞元宵』『與民同樂』。佛像前有紅紙荷花，琉璃火盞，熠燈生輝。附近村民都會著意打扮，進城東穿西走，團簇街頭，擠擠雜雜買些東西。城內婦人女子或是挽手同游，或是雜坐家戶門前，嗑瓜子、吃豆糖，至夜深才散去。」

華燈，只是張岱的眾多癖好中的一種，他說自己「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

明代畫家商喜的名作《明宣宗行樂圖》

年輕時，他的癖好經常變來變去，難以持久；但在明亡後寫就的《陶庵夢憶》（也就是史景遷記述他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素材）里，他追憶自己畢生所好時，卻充滿深情，彷彿把它們當成安身立命的依託。

多年前，傳媒人李方寫過一篇《我最願意生活的十個時代》。這是一個有趣的測試題，問你最願意生活的時代，其實是想讓你回答最喜歡的時代，從中可見你的三觀以及對生活方式的理解。

李方最推崇的，是11世紀的北宋。他的理由是：「這一百年里，五個姓趙的皇帝竟不曾砍過一個文人的腦袋。我是文人，這個標準雖低，對我卻極具誘惑力。」後來，李方寫有一篇《我們都是宋朝人》，引用了嚴復的一個觀點：「中國所以成今日現象者，為惡為善姑且不論，宋人所造什八九。」

南宋劉松年《宮女圖》

如果從國力強盛的角度來看，唐朝、明朝、清朝會位居「我最喜歡的朝代」前三位；如果從生活方式的角度來看，宋代固然備受推崇（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就認為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稱其為中國的「近代早期」），但像李白和杜甫的唐朝、名士時代的東晉、張岱和文震亨（寫《長物志》那位）的晚明、李漁和袁枚的清代，都會進入人們的選項。

李方在《我們都是宋朝人》中寫道：「我們被稱為漢人唐人，沒人說我們是宋人。但我們還是漢人唐人嗎？粗線條的、氣象宏闊的、雖遠必誅的……我們更像宋人：商業的、享受世俗生活的、情感細膩的、注重倫理觀念的、不喜歡打仗的……嚴復的意思是說，今日中國，是從宋朝開始形成的；再往前的漢唐，那簡直是另一個國家。」

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市民生活方式，始於宋代。有人說，中國的文藝復興發生在宋代，人們發現了自己內心真正的需求，隨之發展起一種追求世俗生活的商業文化。

宋徽宗趙佶《聽琴圖》（局部）

李方不禁浮想聯翩：「北宋曾經佔有全世界超過一半的財富，她的人民的富裕程度遠遠超過後來的明清，她的商船隊遍及亞洲各海域，她的知識分子崇尚一種優雅（可能過於纖細）的生活方式，她發展起來領先全世界的技術文明，甚至她的最後一任統治者是一位造詣非凡的書畫家和藝術品鑒賞家……如果這個時代不被打斷，中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

歷史沒有假如，穿越回去改變歷史進程，也終究是妄想。元朝統治者摧毀了宋代精緻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摧毀了對日常生活的美感的信仰。以品茶為例，寫有《茶之書》的日本學者岡倉天心說，中國也有過講求境界的茶道，宋人的「點茶」就是浪漫主義的，但異族的入侵導致禮崩樂壞；日本反而承接唐宋古禮，並把禪學融入茶事，最終在15世紀形成茶道。

南宋劉松年《攆茶圖》

歷史研究者吳鉤比較了三個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圖》——分別是北宋張擇端本（即去年北京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特展」展出的版本），明代仇英本（現藏於遼寧博物館），清代陳枚、孫祜、金昆、戴洪、程志道五名宮廷畫師繪製的清院本（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發現在宋、明、清三代，中國的城市治理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區別。

由於年代不同，這三個版本的《清明上河圖》的參照對象也不同：張擇端以北宋東京為藍本，仇英筆下的其實是明後期的蘇州，清院本則參照了清代的北京城。

從畫面上看，不同時代的城市的區別，首先體現在城防上：張擇端本的東京，城門是不設防的，沒有士兵把守，城牆上也沒有防禦工事；進入城門之後，也沒有城防機構駐紮，進城的貨商只需向靠近城門的商稅所交稅即可。

北宋張擇端本《清明上河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而仇英本和清院本中，城防嚴密，城門外設大柵欄，城門內有瓮城，還有士兵把守的城防機關，掛出「固守城池」「盤詰姦細」等警示牌。其次是內城，張擇端本和仇英本、清院本的最大差別，就在於前者不像後二者那樣，在街巷口設有大柵欄。

明清時期的城市裡設大柵欄，是夜禁制度的產物。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朝代，都實行夜禁令：每到黃昏，城門緊閉，居民無事不得在街上行走，否則就是「犯夜」，要被罰的。唐代的長安城就是實施夜禁令的模範：黃昏時候，承天門擊鼓四百下，城門關閉；鼓聲再響六百下，城內的坊門一律關閉；行人犯夜，笞打二十。

到了明清時代，犯夜者面臨的處罰依然是笞打，依時辰不同分別「笞三十」「笞五十」。在清代，北京內城所設的大柵欄數量，有人做過統計：皇城內116個，皇城外1199個。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朝則是中國古代難得的、幾乎取消夜禁令的時代。主因之一，宋代的都城布局打破了實行一千多年的「坊（里）市制」，居民區「坊（里）」與商業區「市」之間不再界限分明，夜禁難以執行；其次是執政者的態度。喜歡夜行的宋太祖將宵禁時間延遲到三更，五更即解除宵禁，禁止夜行的時間只有兩個時辰，使得東京城內普遍出現了「夜市」與「早市」。

到了南宋時期，夜禁制度更是名存實亡，據《夢粱錄》記載，「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更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矣」。宋代城市夜生活的繁盛，在張擇端本中也可窺一斑：「腳店」（小型旅館）和「正店」（豪華旅館）門前均有「燈箱廣告」，作用類似於現代都市的霓虹燈廣告。也就是說，宋代的城市，是日夜向市民開放的，更加自由、開放。

趙孟頫《鬥茶圖》（局部）

改朝換代之際，新政權的統治者往往採取嚴厲的制度，禁絕前朝的風氣。比如朱元璋禁絕通俗娛樂和民間博彩：「在京軍民人等，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娼優演劇，除神仙、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不禁外，如有褻瀆帝王聖賢，法司拿究；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造逍遙樓，見人博弈者、養禽鳥者、游手游腳者，拘於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

但隨著朝廷控制力的日漸鬆弛，以及生產力的發展，人們被壓抑的享樂欲抬頭，整個社會所崇尚的奢靡氛圍，與前期的嚴肅氛圍截然不同。晚唐、晚明、晚清的情況皆是如此。

以明朝為例，據《涇縣誌》，明初時地廣人稀，人尚儉樸，丈夫力耕稼，女子勤紡績蠶桑，「衣不過土布，非達宦不得輒用紵絲。居室無大廳，爭高廣惟式」；但到了成化、弘治之後，「生養日久，輕役省費，民彌滋殖，此後漸侈」。

明朝人的元宵節。圖/《明憲宗元宵行樂圖》

庶民的購買力與購買慾，已經超越官方原來所規範的消費形式，如「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綴獸頭」（見《吳江縣誌》），被稱為「僭越」。這種種僭越的消費現象，衝擊了原有的身份等級制度，於是，明朝廷屢屢發布「禁奢令」。

據學者巫仁恕在《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一書中的統計，明朝廷發布了約119次禁奢令，其中憲宗成化年間以前只有11次，其他都是之後發布的。可見越到明朝後期，社會奢侈的風氣越盛，禁令也只是徒有成文而已。

追逐時尚的明人，有些人穿著奇裝異服如從朝鮮傳來的「馬尾裙」，有些人則追求復古風。馮夢龍的《古今譚概》就記載了一則笑話：「翟耆年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髽髻，著犢鼻褲，躡高屐出迎。翟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只容得你唐裝？』」

明代仇英《漢宮春曉圖》

在晚明，帶動流行時尚的，不全然是上層社會和精英階層，還有商人及商人婦，甚至妓女。士大夫階層對此的反擊，一是從輿論上抨擊奇裝異服為「服妖」，二是從美學的角度，發展雅俗之辨，把平民消費奢侈僭越的變化，說成「愚俗」，以此凸顯品位和身份。比如晚明士人將傢具「文人化」，甚至在傢具上銘刻文字，其實是藉助將物品特殊化的手法，抵制商業化。

就像張岱在《湖心亭看雪》中所寫，大雪三日之後的西湖，「湖中人鳥聲俱絕」，此時獨往湖心亭看雪，如置身圖畫中：「霧淞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了亭中，赫然發現有知音，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此時此景，舟子是俗的，痴相公是雅的——這就是文人所引領的生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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