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物誌傳二三事

一、撰寫人物傳的特殊困難性

人物傳既重要，又難寫。難就難在它所寫的對象是關係複雜，變化多端的人。如所周知，人是具有縱橫交錯的各種社會關係的。寫一個人物就會直接間接或多或少牽涉到一些具體人物和一些社會問題。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又說：「人們的政治關係同人們在其中相處的一切關係一樣，自然也是社會公共的關係。因此，凡是有關人與人的相互關係問題都是社會問題。」（《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4頁）關於撰寫人物傳的特殊困難，清代人龔煒早已在《巢林筆談·修志難在人物傳》中談得頗為透闢。他說：「修志之難，難在人物傳。黷貨，眩勢，震名，徇情，有一於此，表章失實，文雖工弗善也。」龔煒的這番話很足以發人深思，今天仍不失其現實意義。也許正是為了這種情況的出現，所以我國自古以來，在寫史修志中就有一個「生不立傳」的習慣法。當然，有些人即使是已經不在世了，但他們（她們）也還是會有這樣那樣的社會關係和影響的。不過這要比起仍在活動著的人來，事情畢竟是要簡單得多了。周揚同志在《尊重歷史，給歷史人物以應有評價》一文中，當談到對作家的研究時，也涉及到了這一點，他說:「研究當代作家……在某種意義上比研究古代作家還麻煩。當代作家有的還活著，或者同他有關係的人還活著，正因為是朋友熟人，研究時難免夾一些感情」。（1983年8月30日《人民日報》）作家孫犁同志也說過：「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數都是寫在改朝換代之後。人物都已死去很多年。時過境遷，淘汰沉澱，對他們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固定的評價。這樣寫來容易客觀。即本朝國史館立傳，也在蓋棺論定之後。排除人事紛擾，再為一個人立傳。這是歷史傳記寫作的一個優長之處……給活著的人立傳，材料看來易得，實在存在很多困難。干擾太多，不容易客觀。」（1986年2月20日《光明日報·文學與藝術》）為了盡量減少外界的干擾，保證人物傳記的最大限度的真實性，不為生人立傳，至今仍為一可行良策，值得史志工作者重視。

二、人物傳的基本內容問題

作為人物誌中的人物傳（人物簡介、人物表除外），究竟需要寫上哪些內容呢？綜合考察古今中外關於撰寫人物傳的情況，我們認為應當是這樣：在傳主的姓名之下，大致要寫出其人的字、號、別號、籍貫、生卒時間，家庭情況（包括政治經濟人口等）學歷、學位（如果沒有者自然可省）、主要社會關係、工作經歷、相貌性格特點，以及同代人的有價值評論等。

如果一個人的別號或筆名或革命化名相當多的話，自然也沒有必要——羅列。但是，特別通行的是需要寫上的。古代有類似今天的筆名的學號或別號，反比字和號更為人們所熟知樂道。如明代王陽明這個別號，就比王守仁（本名）或伯安（字）；王船山這個別號，就比王夫之（本名），而農（字）、薑齋（號）更為通行。又如現代作家中，恐怕有人甚至還只知道魯迅、茅盾，而尚不知道周樹人、沈雁冰的昵!象這種情況，不寫出筆名、別號怎麼行呢？寫籍貫時，倘若籍貫有變化的話，一般應先點出原籍，然後再點明何時經何人始遷至現藉。《舊唐書·王維傳）》中寫王維的籍貫說：「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徒家於蒲，遂為河東人。」《舊唐書·杜甫傳》中寫杜甫的籍貫說：「本襄陽人，後徒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關於生卒時間，我國古代史書，一般是開頭就點明生時，最後方寫明卒時。《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者，秦莊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古書中也有許多完全沒有點明生卒年月，或僅有卒年而無生年者。嚴格說，這類紀傳是不夠完整和規範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在這一點上是非常認真的。馬克思寫人物傳時，總是一開始就點出傳主生卒的年、月、日，然後再在傳尾補敘一段卒時和情況。如他在《布律恩》中就這樣寫道；『『這個法蘭西元帥是1763年3月13日生於布里夫一拉一蓋阿爾德，1815年8月20日死於阿維尼翁……」。到文章末段才又追敘其事說:當布律恩於1815年8月20日到達阿維尼翁的時候，「這個城市已被保皇派惡棍控制，他們進行了15天燒殺，布律恩被認出後遭到槍殺。一群人拖著他的屍體沿街走，並把他拋入尼羅河。」在寫家庭情況時，列寧對於馬克思的家庭經濟政治只用了一句高度概括的話說：「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卡爾.馬克思》）而在人口方面卻不厭其祥地分別寫出了馬克思的三個女婿：「三個女兒嫁給英國和法國的三個社會主義者：愛琳娜嫁給艾威林，勞格嫁給拉法格，燕妮嫁給龍格。燕妮的兒子是社會黨黨員。」列寧之所以如此寫法，大概乃是因為這三個女婿都是有影響的人物。當然這同時也是馬克思的社會關係。列寧在寫到馬克思的家庭成員和社會關係時是相當全面的，他既寫了進步革命面的，也沒有迴避落後反動面的。他說：「1843年，馬克思在克羅茨納赫同童年時代的女友燕妮·馮·威斯特華結婚……燕妮出身於普魯士一個最反動的貴族家庭。她的哥哥在一個最反動時期（1850—1855）當過普魯士內務大臣。」（同上文）請看，列寧在這裡是多麼忠實全面地秉筆直書啊!列寧為什麼能做到這一步呢？正是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最講實事求是，最沒有唯成分論的意識。社會是複雜的，人的社會關係也是複雜的（也會有一些人的社會關係比較簡單一些）。人都不是生活在絕對純一的理想國中。一生中僅僅和清一色的進步和革命的人物發生關係，而和落後甚至反動的人物從沒有任何的直接或間接的、這樣或那樣的關係的人，恐怕是極少數的吧？尤其是在舊時代，這種情況就更難想像了!有了一點複雜的乃至陰暗面的家庭或社會關係，固然值不得誇耀渲染，但如果一字不提，這能算是實事求是嗎？我們認為，有了落後乃至反動的家庭或社會關係，不僅無損於一個進步者、革命者的光輝形象，反而更足以顯示出這些人物的出於污泥而不染，能夠和這種家庭或社會關係劃清界限、實行決裂的革命品質。所謂學歷，主要是寫出最後的學習單位和學習科別。列寧寫馬克思的學歷說：「馬克思在特爾中學畢業後，先入波恩大學，後來入柏林大學，研究法學，但研究得最多的是歷史和哲學。1841年大學畢業時提出了一篇論伊壁鳩魯哲學的（博士）學位論文。」列寧寫恩格斯的學歷說：「1838年，由於家庭情況，恩格斯在中學還沒有畢業的時候，就不得不到不來梅一家商號去當辦事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職稱要寫最高的一級。職務要寫最後的職務。經歷則需要依據具體情況而各有側重之點。軍政人員，應集中寫政績或戰績。學者作家要重點寫思想學說、主要著作。列寧所寫的馬克思的小傳一《卡爾·馬克思》的副標題就是《傳略和馬克思主義概述》，重點至為明顯。《馬克思的學說》這一部分幾乎為「傳略」部分的7倍。能工巧匠要著意描述其特殊技巧的深度，有哪些超越前人之處，有多麼強烈廣泛的社會反響。教師則需突出其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教學方法、教學態度以及反映在學生身上的教學效果。司馬遷寫春秋時代大教育家孔丘，除了有《孔子世家》外，還又特意作了《仲尼弟子列傳》，記載了孔子的「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還舉出來孔門弟子中的「德行」、「政事」、「語言」、『『文學」四科的代表學生顏淵、冉有、子貢、子游等。這種記述一個偉大的教師、一個有重大成就的教育家的傳記，顯示出了司馬遷的獨具慧眼的創造手法。這對於今天的撰寫教育人物傳仍有啟發作用。經歷是人物傳中的主體部分，從而應占較多的篇幅，實際上也可說是一篇人物傳之成敗優劣的關鍵所在。在這一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對於學歷和經歷，不論是屬於正面或反面人物，都不可忽視其發展的過程。要有來龍，有去脈，原原本本，線索分明。因為任何一個進步者、革命者，或落後者、反動者，都既不是先天的，也都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都有其具體的發展過程。就象馬克思、恩格斯那樣的偉大天才，也都不是一舉成名的。列寧指出，當1841年馬克思畢業於柏林大學時，尚是一個「黑格爾唯心主義者」。恩格斯也同樣曾經是「黑格爾的信徒」。原來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也是經歷了三個階段的，這就是：從1838年到1841年，馬克思還只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和唯心主義者；從1842年到1845年，他從初步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從1846年到1848年，建立起了國際無產階級政黨和制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綱領，馬克思才成了一個科學共產主義者。反面人物，也各有自己所走的道路。就拿胡適來說吧，他在『『五四」時期也曾是起過積極作用的。周恩來同志在1922年作的《評胡適的》一文中就說過：「胡適先生本是我們所敬愛的一個人，他的思想和言論很有些令我們佩服的地方」。（《「五四」前後周恩來同志詩文選》）夏衍同志也說過：『『胡適，五四運動前後起了很大作用。說他一貫是壞人，不能那樣說，後來壞了。」《夏衍同志談文化遺產的重要性》，1980年第1期《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又象周作人，他原也是「五四」時代一名倡導過新文化運動的風頭人物。也是後來變糟了的，終至抗日戰爭時期一度淪為可恥的漢奸。他和魯迅是在「五四」以後才在激劇的社會階級鬥爭中，兄弟分道揚鑣，一個成為人民敬愛的民族偉人，一個成為萬眾唾棄的民族罪人的。作一篇反面人物的傳，如不實事求是地指出其一步步變質的過程，是不能全面認識其人的，從而也是不能算是一篇完整的人物傳記。總的說來，一個人由好變壞，都不外是個人主義，即名、權、利三者，或其中的某一兩項思想惡性膨脹的結果。但是具體的情況卻又是千差萬別，人各有殊的。這種具體的差別就需要在傳記中交代清楚。

為什麼還要寫出人物的相貌和性格特點呢？這是因為相貌是一個人的外部生理特徵。人各不同的相貌特點，在從外部識別人上有一定的作用，尤為重要的是，因為性格是貫穿在一個人全部言行中的比較穩定的心理特徵。性格既是在生理素質的基礎上，經過社會實踐形成和變化的，它迴轉過來又要影響到一個人的實踐活動和事業成就。因此，作為一完整的人物傳，對於相貌和性格，特別是對於性格，是不可不提的。回顧我國古代的史傳，對於這一點一向都不曾忽視過。只是時間久了，寫的多了，有些就難免公式化，重複化了。這表現為寫正面男性人物，不是體軀魁偉，雙目有神，凜凜堂堂，一派英武氣概，即是眉目清秀，溫文爾雅，好個才士風度；寫正面女性人物，總是端莊大方、穩靜秀麗的淑女儀範。這樣一來，就流於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如清代學者章學誠所批評的那樣：「千人一律，難為寫生」（《章氏遺書》卷24《通志檢稿》）。這種情況當然需要改變。但如果今天寫人物傳記時，乾脆就以取消了之，那也未必不是矯枉過正，扶得東來西又倒，又何嘗恰當。再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他們就從不輕視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多次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我國的魯迅等關於人物相貌性格的描述。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的《說明》中就指出來本卷里的傳記文章是「對各不同的軍事和政治事件的參加者進行卓越的歷史評述的典範，是善於從個別人物的生平中不僅突出個人特點，而且突出那些反映時代、時代精神和這些活動家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本質的特徵的典範。這些傳記表明馬克恩和恩格斯——無產階級歷史科學的奠基人——是描繪歷史肖象的巨匠」。這裡所說的『『歷史肖象」，應當也指歷史人物的相貌性格。如馬克思在《布呂歇爾》中描繪他的性格特點說：「作風樸實，談吐粗魯，而在必要的場合，也善於慷慨陳詞，在戰鬥中無比英勇，在需要緊張的時候，他不知疲倦……他既有非凡的勇氣，又善於細緻地判斷地形，危機中能當機立斷，在防禦中沉著頑強，在進攻時勇猛堅決」。在《庫霍爾恩》中描繪荷蘭的這位將軍和工程師是:『『在為人方面，他直爽、正直和勇敢，憎恨阿諛奉承」。尤其是對於18到19世紀的英國政治活動家、輝格黨領袖之一的帕麥斯頓，馬克思更繪聲繪影地再三描述其性格，如在一處說他『『有驚人的記憶力。永遠保持著鎮靜和機警，具有上流人物所應有的那種園活……在遇到複雜的情況時，他能應付裕如，從容不追；迎合群眾的偏見……厚顏無恥使他對任何突如其來的攻擊，都能處之泰然，利已的心腸和園滑的手段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極端的輕佻，十分的冷淡，以及貴族的傲慢態度使他永遠不致激動。他善於說十分巧妙的俏皮話，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歡心。他從來不發脾氣，因此能戲弄暴跳如雷的敵手，他天生好動而不知疲倦，所以不耐清閑」（《帕麥斯頓勛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甚至還把路易十八的「肥頭大耳」的模樣也寫了出來。這固然和政治並沒有什麼關係，但卻增添了人物的形象性，從而並可由此引起人們對於這個復辟分子的憎惡感，所以馬克思就寫上了。馬克思難道會是毫無意義的浪費筆墨嗎？恩格斯也曾在《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一文中，對「正義者同盟」的三個領袖的相貌和牲格都作斷了細緻的描繪。他形容沙佩爾說：「他身體魁偉，果決剛毅……雖然思維有些遲緩，但絕不是不能較深刻地理解問題，並且一經理解就更加堅定地奉行……他是個純粹的人」。形容亨利.鮑威爾說：「他是個活潑靈敏而詼諧的小夥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體里也蘊藏著許多機警和果斷」。他形容約瑟夫.莫爾說，『『這是個中等身材的大力士……在毅力和決心方面無論如何不亞予於他的兩個同志，而在智慧上則勝過他們」。列寧也談到過一些人的性格以及此種性格對於其人的工作事業的影響。他說布哈林是一個具有『『軟蠟」般性格的『『非常溫和」的人。列寧認為布哈林之所以犯有比托洛茨基所犯的錯誤總和還大一百倍，就和布哈林的這種「軟蠟」般的性格有關。魯迅也描繪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李大釗的相貌說；「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又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柜」（《

我們看到過的某些人物傳記，其所以顯得大同小異，千篇一律，恐怕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迴避或忽視了相貌性格方面的描述。這樣一來，便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了一種有骨架而無血肉，甚至有點類似不畫格子的人物簡歷表。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這有力地說明了人物相貌、性格的區別性。如果適當指出這種區別，則張三、李四、王五等那種千人一面的現象也就可以消除了。

還有，同時代人對於傳主的評論語句的徵引往往也是必要的，有其作用的。古今中外的史書中也不乏這一方面的例子。如凍壽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首段里。緊接著曹操的籍貫、家世和性格特徵的敘述之後，便引用了橋玄對於他的評語：「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這是借用喬玄之口，給於曹操的高度評價。又在《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中通過孫權的哥哥孫策的話肯定了孫權的才幹，即孫策臨死之前，向孫權交班時對孫權所說：「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三國志》卷46）馬克思在《布律恩》中也引了拿破崙流放在聖海島上評論布律恩的話：「布律恩、馬森納、奧熱羅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是大無畏的破壞者，……他（指布律恩）有一定的功績，但是總的說來，與其說是令人生畏的軍人，不如說他是genereldetrilune[看台上的將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40—143頁）此種和傳中人或有密切交往，或曾長期共事，或是父子兄弟的同代人，由於他們對傳中人物最了解、最熟悉，因而常常能夠提供很有價值的評價性的資料。對此也不可漠然置之。

三、作者對傳中人物感情的表達問題

諺云：「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人既是政治的動物，又是感情的動物。一個正常人在對人對事中，是不可能沒有喜、怒、哀、樂、愛、惡、欲諸種表情的。作為社會主義時代的一個無產階級的史志工作者，每么可能沒有人的感情，更怎麼能夠不是熱愛光明、進步、真、善、美，憎惡黑暗、落後、假、丑、惡的正直之士呢？但是，如所周知，史志乃是一種科學，它是和文學藝術大不相同的。在科學上最忌諱的是無原則的感情激動或感情用事。這樣一來，就會產生一個看起來似乎是無法調和的矛盾。這個矛盾實質上也是一個革命性與科學性如何統一起來的問題。，那末，究竟應該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呢？簡言之，那就是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既要有充沛的無產階級的感情，但又不能感情用事。鄧小平同志早在《日前的形勢和任務》一文中告誡我們說：「評價人物和歷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學的觀點，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這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才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鄧小平文選》第208頁）周揚同志也說過：「科學研究也不能沒有感情，特別是對歷史人物的研究需要有感情，時代的感情，革命的感情。但不能感情用事。」（《尊重歷史，給歷史人物以應有評價》）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既要有熾烈的感情，有愛，有恨，敢愛，敢恨，愛所當愛，恨所當恨，不能對任何人物和事件都熟視無睹，無動於衷。但是，作為科學，則又必須首先是摒棄一切私人的感情因素，拋開所有的個人成見，冷靜考察，認真分析，從而說明某種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它反映了什麼問題？又會怎樣發展下去？將要產生什麼影響？等等。對於人物，同樣需要考察分析，弄清其所以會在特定場合出現，並形成某種社會地位，以及這種地位會產生什麼樣的現實的和歷史的影響？等等。對於所寫的人和事，都要進行實事求是的考察分析。人物和事情的本來面目是什麼樣子就寫成什麼樣子。無論對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能有任何的虛構、歪曲、誇大、縮小、溢美和醜化。如系所謂正面人物，要根據事實，該肯定表揚到什麼程度就肯定表揚到什麼程度；如系所謂反面人物，有多大罪惡就是多大罪惡，應否定剄什麼程度就否定到什麼程度。在肯定和否定，表揚和譴責上面，也不搞親親疏疏，以我劃線。即使是對於最醜惡的人物，如果不是根據可靠的材料，作出準確的敘述分析，而徒然只是激昂慷慨地大罵一通，那也是沒有什麼歷史的和科學的價值的。恩格斯說得好：「道義上的憤怒，無論是多麼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做象徵。」（《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9頁）憤怒可以出詩人，但不能出科學家，當然只憑激情也不能出優秀的史志家。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第二版《序言》中說「在與我這部著作差不多同時出現的論述同一問題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兩部：維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崙》和蒲魯著的《政變》。維克多·雨果只是對政變的負責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擊…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他對這次政變所作的歷史的說明，卻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人所作的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說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一種條件和局勢，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98—599頁）恩格斯在該書的第三版《序言》中也說：「有的人出於道義上憤怒大聲詛咒它（指政變），有的人把它看做是從革命中解救出來的辦法和對於革命誤入迷途的懲罰，但是所有的人對它只是感到驚異，而沒有一個人理解它。」（同上第601頁）恩格斯認為，只有馬克思，他既對路易·波拿巴給予了以應得的蔑視，又作了透徹的洞察和卓越的理解。由於有了這種深刻的揭露和科學的分析，就使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既是一部事實可信的人物傳記，又是一部理論精徹的科學論著。也就是一部革命性和科學性有機結合的典範。總而言之，今天要作人物傳記，既要有主觀的革命的感情，又要有客觀的科學的敘述。這實質上就是一向通常所說的「寓論於史」。也可以名為寓抒情於敘事之中。這也就是要求作者既可以而且必須表達出來自己的愛憎之情，但又要一定立足於可靠的事實基礎之上，進行科學的闡述。即用客觀的內容來體現主觀的感情，從而寫出恰切的人物傳記，同時也是正確的人物評價。

摘自《廣西地方志》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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