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热催生盗墓，民国资深玩家竟被外甥造假货骗了，从此退出江湖

文化 10-14

民国盗墓活动的疯狂，与当时“市场规律”的过度刺激是有直接关联的。

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清政府的腐朽和无能更加明显。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希望中国走现代文明的发展之路，“民主”和“资本主义”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所以，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现在看来发育并不健全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了，在这种背景下，文物古玩市场得以发展，在北京、南京、西安、洛阳、长沙等地，都有“古玩一条街”，古玩市场畸形繁荣。

图：湖北曾都盗墓出土青铜簋（一级文物）

图：湖北曾都盗墓出土青铜簠（一级文物）

存世的“熟坑货”数量毕竟有限，而市场又特别需要，怎么办？唯一的选择就是盗墓，找“生坑货”。可以说，收藏和文物交易的过度活跃，是民国盗墓活动背后最大的推手。

传统收藏行为与盗墓的关系

挖宝，并非盗墓的全部动机，但挖宝却是盗墓的第一动机。

中国盗墓为何比域外更为普遍，持续时间更久？除了随葬品自身有价值外，主要是有人喜欢收藏。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人的收藏习惯，是中国盗墓活动长久存在、一定会存在的基本原因之一。

图：现代盗墓工具，其中带圆盘的是地下金属探测仪，使用时相当灵敏，地下深处有金属立马提示，有了这些专业工具，“干活”很方便。

图：辽宁朝阳警方破获的一起盗墓大案中使用的金属探测仪，该盗墓团伙多达175人，涉全国10多个省，有“共和国盗墓第一案”之称

“墓里挖出的东西能卖钱”，这应该是盗墓者当初最直接、最原始的想法。但是，盗墓现象在中国自古即有，非自民国始，为何民国盗墓活动会比以往更猖狂呢？它与“墓里挖出的东西能卖大价钱”有莫大的关系。在利益的诱惑和刺激下，专业的、非专业的盗墓者，在民国年间纷纷登场。

墓里挖出的东西在民国时为何能卖大价钱？这与“挖出的东西都卖给了谁”又有很大的关系。民国盗墓出土物都卖给谁了？一是卖给本土的收藏家，二是卖给了国际玩家，而后者对民国盗墓的刺激最大。

图：湖南永州江永县警方曾破获一个盗墓团伙，半年盗挖126座古墓，图为警方缴获的部分文物

玩收藏，在中国人看来是一桩雅事，是品位和身份的象征，所以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皆以古玩为宝，以手中有几件藏品为荣。如宋徽宗赵佶，当皇帝不合格，但书画金石样样精通，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出了名的收藏家，《宣和博古图》中便著录了他在位时宣和殿收藏的大量藏品，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藏品多达839件。

如果家里连个收藏品都没有，便谈不上是文人雅士。

图：湖北襄樊警方破获一起盗墓案，查获大量珍贵文物。图为向文物部门移交的58件贵重文物，这些文物如果到了市场，按白菜价也能卖大几百万。所以丰厚的利润，促使盗墓者挺而走险。

清代前期，乾嘉学派兴起，此学派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但这股学术之风也有副作用，重视考察和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却意外带出了盗墓之风（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的滥觞）。一些王公大臣也喜欢附庸风雅，收藏风气比任何时候都盛行，私自挖坟掘墓现象也不时出现。

到了清末，金石学再度兴起。

它承袭了乾嘉学派之风，由于重实物重考据，对文物的需求明显，间接助推了收藏和文物交易的发育、发展，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在清末民初的繁荣，便有这层原因。这一时期，出现了陈介祺、端方、王懿荣、吴大澂、刘鄂等一批金石学家、收藏家。这些收藏家，影响了民国文物的收藏走向。由于他们对文物的消费能力很强，所以对民国盗墓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

图：辽宁朝阳警方破获的盗墓大案中收缴的部分红山时期文物。该盗墓团伙多达175人，涉全国10多个省，有“共和国盗墓第一案”之称

不可不提的是，中国的一些藏家又常常喜欢在死后把自己的“宝贝”随葬到墓内。

说到随葬品，还有一桩笑谈，民国时有个大收藏家、古玩商，名叫吴启周，此人在上海买了一批青铜器。事后才发现，这批货竟然是其外甥与吴县古玩商洪玉琳一起找人伪造的“苏州造”。舅舅竟然让外甥给骗了，吴启周为此大动肝火。此事曝光后，也不能再在江湖混了，从此不再经营古玩，并嘱咐叶叔重，“死后把这堆假货同我一起入葬。”

这些假货是否真陪葬给了吴启周，没有人知道，但从这件事情上，可知中国随葬风俗对民国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