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千年朝代交替，京都變遷竟有規律？原來北京首都來歷是這樣
中國三千多年，大部分時間的首都，主要設在西安、洛陽、北京、南京與開封這五個城市及其附近。這五個城市中又有所區別，西安、洛陽、北京相對而言更重要一些，下來則是南京，為都時間最短的則是開封。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五個城市從地理位置上又可以分成兩組：東西向的西安、洛陽與開封，南北向的北京與南京。這兩組城市作為首都的歷史恰巧也可以區別開來：前一組是中國歷史前半段的首都，後一組則是後半段歷史的都城。中國歷史上國都的遷移，往往在同一時期里有兩個位置幾乎同樣重要的都城並存，甚至在一個朝代有兩都並建的情況出現。如在西周到唐代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裡是西安與洛陽，在唐末到北宋二百年間是洛陽與開封，最後則是從金朝到今天是北京、南京，長達八百年。
今天的西安作為首都，始於周人。周的先人為了向東開拓，到周文王終於定於豐。武王再將政治中心遷到與豐隔水相望的鎬。不久，武王伐紂，周取代商朝，統治了中原地區。而地處天下之中的洛陽，對控制東方更為有利，武王因此萌生了在洛陽建都的想法。不過，洛邑的建設到周公相成王時才全面完成。
洛邑建成後，成為與宗周鎬京並立的都城。不過，建成後的洛邑，其實是含有陪都的意味。因此，終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鎬京未遷，但成周始終是周人鎮服東方敵對勢力的重鎮。
宗周位於關中，自然條件優越，糧食供應充足，這是第一。第二是四塞之地，有險可憑，也可以就近抵禦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擾。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這裡是周人的發源地，是文化的淵源與政治的保證。但豐鎬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地處西鄙，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東周時期，王權衰落，內控外御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將都城東遷王城，遠離外敵侵擾，就近控制內部。
洛陽處天下之中，優勢當然在於對全國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貢賦的調集，商貿上的往來也處於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優點突出，缺點也十分明顯：中州平原是四戰之地，伊洛小陳平原更是無險可守。真正打起仗來，這裡就如張良所說的：「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比起豐鎬所在的關中來，無論是外禦敵侮，還是內控叛亂，洛陽的安全性差之千里矣。
與周人相似，秦人一樣是從西邊遷來，秦國的都城最後定於渭河之北的咸陽。秦國以咸陽為根據，一一擊敗東方六國，咸陽自然也就升格為統一王朝的首都。秦亡漢興，劉邦在洛陽呆了三、四個月，後來是在聽了婁敬、張良的建議，西遷長安。
因為，從御外的角度，秦與西漢所面對的北面強敵都是匈奴，建都關中有利於抗擊強敵。事實上，秦正是憑藉關中而收復被匈奴佔據多年的河套地區，並將這一新收復地區建設成新秦中。到了武帝以後，國力強盛，以關中為基地打擊匈奴於西北，西取河西五郡地，而且開闢西域地區，將今天的新疆地區的大部分納入版圖之中，遠遠超過了秦的疆域。這時，位於關中的長安幾乎成為全國領土的中心了。
數百年後，唐太宗又重演了當年漢武帝抗擊匈奴的故事，將唐王朝的疆域一直拓展到了帕米爾高原，只是對手換作了突厥。
所以，若王朝進取則定都長安，若守成則定都洛陽，這幾乎成為中國歷史前期的一個定律。比如，東漢國力遠遜於西漢，於匈奴於西羌均有力不能勝的難處，所以只能建都洛陽以求自保。隨後的西晉比東漢更弱，也只能定都洛陽。介於東漢與西晉之間的曹魏僅有半壁江山，自然以洛陽為都城。
李唐再繼隋而立，仍然拿來主義，把隋的國都、制度一併照搬，省卻了不少氣力，效果卻出奇的好。但細比起兩漢，情形已有些變化。
隋唐時期，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雖然仍在黃河流域，但已經不佔有絕對的優勢。在東晉南朝的全力經營下，長江流域已顯現出勃勃生機，江南地區成為平衡整個中國的重要法碼，隋煬帝的南巡江南，並非僅是為了淫樂消遣，另一個用心是仿效秦始皇，宣示國威。因此，儘管隋代定都於關中地區，並精心修建了一座美輪美奐的大興城，卻視洛陽十分重要，顯然是考慮到這裡控制長江流域更為便利。唐代也基本如此。所以，隋唐時期與秦漢已有所不同，洛陽與長安並肩，甚至還略佔優勢：隋煬帝以居洛陽為常，唐高宗乾脆移居洛陽，稱為東都。他的夫人武則天稱帝後，正式定都洛陽，長安反倒成了陪都。雖然，後來李唐復辟後，還都長安，不過洛陽仍是割捨不掉的至愛，玄宗前期就曾五次移居洛陽。顯然，這時長安的地理形勢已彌補不了它的區位缺陷，需要靠洛陽的居中地位來補救。這當然也隱隱露出長安為都的敗象來。果然，到了唐末，昭宗最終被朱溫逼迫遷都洛陽，此後長安便永遠失去首都地位，只有極為短暫地做過後唐的陪都西京。
北宋以後，長安即使從理念上也永遠與都城地位告別了。儘管明初朱元璋在立都時，御史鬍子祺認為「夫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朱元璋也頗以為然，還專門派太子朱標巡撫陝西，似有立都之意。但事實上，朱標回到南京後卻並無下文，看來，朱元璋對建都關中，也不過是一時的念頭而已。
長安為都的最後一次迴光返照，是在國民政府時期。一?二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洛陽辦公。鑒於南京地處前線，一旦中日戰爭爆發，首都地位難以保全。因此國民黨決定以洛陽為行都的同時，再行設立陪都西安，並定名西京。甚至還委派了張繼等人組成「西京籌備委員會」。但最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陪都選的卻是重慶，並非先前打算好的西安。
武則天
從西周到唐代大約兩千年的時間，之所以首都一直在洛陽與長安之間徘徊，是因為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一直到唐代中期之前，我國的文化、經濟重心一直都在黃河流域。所以，早期的首都自然也就落在黃河流域了。
但中唐以後，隨著文化、經濟中心的逐漸南移，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僅長安，從財賦所出的江南一帶來看，再往東方的開封，地位也就漸漸的重要起來，到了唐末開封就真的成為了政治中心。不過，這一轉移並不是直接從長安到開封，而是借洛陽中轉了一下。當時控制了李唐政權的宣武軍節度使朱溫，先是強迫唐昭宗遷都於洛陽，待後梁篡唐而立以後，就直接定都開封了。
大運河
開封利用運河更加方便，可以直接把江南地區的財富漕運過來，經濟上的優勢十分明顯。
事實上，在北宋建都之時，開封憑藉著發達的水路運輸已成為重要的經濟中心。「安史之亂」以後，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大量人口的向南流徙，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因位於貫通南北經濟命脈的大運河中樞，開封則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到了五代時，開封已成為「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湊集」的北方大城市了。不過，開封的確是四戰之地，無險可守。所以，同時洛陽仍一直作為陪都。
北宋之後，開封再作為首都則是在1214年，金宣宗貞祐二年。女真人為了躲避蒙古人的壓迫，將首都遷往陪都南京開封。此後，直到1233年（天興二年）金哀宗出走，南京陷落，開封作為陪都與首都的地位最終也結束了。開封作為首都，最後的機會是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後，同時以開封為北京。據說，這是因為他仰慕宋朝的制度，不僅明代的行政管理制度模仿宋朝，比如都、布、按三司分立就是仿效宋朝轉運、安撫、提刑諸監司分立，甚至還有過建都開封的想法。只可惜這時的開封周邊水道淤塞，交通優勢盡失，無法成為首善之區，朱元璋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真正的將首都建在長江流域，應該說始自南朝。
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的都城建設開始有了離開長安洛陽一線而發生南北位移的現象。當時對於北朝來說，依然有建都長安洛陽的可能，但南朝則只能建都於長江流域了。在長江流域可供選擇作為首都的城市很少，幾乎只有一個城市無論是從地理形勢，還是從經濟考量都符合要求，這就是今天的南京。
南京背依長江三角洲平原，農業發達，經濟繁榮，佔據著極為有利的經濟地理區位。而從軍事形勢來看，前據大江，南連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所以，諸葛亮對此地的形勢深加讚賞：「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因此，自東漢末年起，最適宜做半壁江山首都的地方，幾乎非南京莫屬了。
孫權
東漢末年，孫權將當時稱為秣陵的南京改稱為建業，以此地作為吳國都城。此後，南京作為孫吳、東晉及宋齊梁陳六朝都城的時間長達330年之久，統治著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因此史稱南京是「六朝古都」。
不過，南北朝以後，南京幾乎就喪失了作為首都的地位。南宋宋高宗卻沒有恢復全宋的雄圖，寧願躲到更安全的杭州，可以有長江與錢塘江兩道防線。後來，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由南向北得天下的明初與民國年間，南京再次作為首都，但也只維持了十分短暫的時間，而替代者都是地處蒙古高原與華北平原交界的北京。
今天看起來是首都的不二選擇的北京，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上卻一直地處中原邊緣，長期以來只是一個州郡級的首府而已，輝煌一點的歷史是北京一帶在西周時曾做過燕國的都城。儘管燕國作為戰國七雄之一，但也只是北方的一個弱國。早期的北京之所以沒有受到重視，還是因為對於華夏文化的核心區來講，它的位置過於偏北，甚至在中國歷史上，那些只佔據北半個中國的分裂王朝都沒有考慮過用它作為都城。但是，隨著中國北方政治地理格局的改變，北京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逐漸從一個邊城發展成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
契丹
中唐以後，威脅中原王朝，主要來自於東北地區。比如契丹族就崛起於東北，對中原地區的政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五代時，後晉石敬瑭就迫於壓力把幽雲十六州的土地割讓給契丹，遂使契丹國的南界擴展到了今河北中部一線，並且把政治中心的一部分職能放在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938年，契丹改國號為遼，同時所做的一項工作就是改幽州為南京幽都府，後來再改為析津府，作為陪都。因為這裡曾為戰國燕的地域，所以又稱燕京。今天我們把遼作為與北宋、西夏鼎足而立的中原王朝之一，所以北京作為有影響的都城就是從成為遼的陪都開始。
十二世紀初，遼的部屬女真族繼起於東北，僅用了十幾年就先滅遼，再滅北宋，建立了橫跨北中國的金朝。金的南疆一直到了秦嶺淮河一線，遠過於遼，但由於根據地仍在東北，所以仍仿遼制，建遼南京為陪都，正式改稱為燕京。1153年，為加強對中原地區的控制，金將首都遷到了燕京，改稱為中都大興府。這是北京第一次成為首都。十三世紀初，蒙古人崛起於北方草原，元世祖忽必烈就於1267年把首都遷到了中都城，隨後改稱為大都。從此以後，北京就從半個中國的首都到全中國的首都直到今天，其間短暫遷往南京。
北京山前小平原處於華北平原的最北端，從北方而下，經過太行山山麓通道，可以直達中原核心區域；從此往北，通過燕山山地諸山口就進入到蒙古草原，再往東北可沿渤海邊緣大路進入松遼平原。這種控扼天下的形勢，對金元以後蒙古高原以及東北地區已納入中原王朝控制的局勢來講，當然是建都的最佳選擇。這一點，金人梁襄早已揭明：「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奧，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諸關，東西千里，險峻相連，近在都畿，據守尤易。」其實，他說的就是一種地理上的氣勢。
清人入主關內，出現的依然是遼金元以來不斷重複的政治態勢。由於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國北部幾乎囊括全部蒙古人部落，西北包容準噶爾與回部，西南領有西藏地區，遠遠超過漢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像過去那樣偏向北部，而顯得相對比較適宜。而且這時的北京從遼代以來，已經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與首都地位，氣勢早已養成。再往後，北洋政府時期的中華民國以及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首都的定位無不依仗這一氣勢。
西安是以西駕東，而北京則是以北臨南。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格局所決定。唐以前，山東地區，即黃河下游地區是可以與關西抗衡的政治與經濟力量所在，當時的政治格局是東西對峙。宋以後，發生了九十度的轉向，政治力量的對立是南北方向。當東西對峙時以西安為上，而南北對峙則以北京為上，形勢使然。
中國首都選擇，形勢往往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傳統觀念。這一點有時要勝過經濟中心的重要性，西安與北京可以說是兩個最突出的以形勢取勝的都城。
北京與南京的關係是共生共長。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時以南京為首都。朱元璋之子朱棣從他的侄子手中奪取帝位後，一開始就打算遷都北京，因為朱棣封為燕王，在北京有比較牢固的政治基礎；但最重要的因素是明朝的主要外敵是北逃的蒙古勢力，建都北京有利於抗敵。朱棣六次親征蒙古，都是以北京為基地。所以，建都北京對鞏固明朝邊防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
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間多次反覆，但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北京作為全國性首都條件的確比南京優越，所以，經過來回往複之後，明王朝的首都最終還是定在了北京。
民國時期，北洋政府的政治基礎在北方，定都北京自然是不二的選擇。但到了由國民黨建立的國民政府時期，其政治基礎是江浙財團，實際控制區域也沒有達到清代的範圍，所以自然是選擇南京作為首都。南京之所以被選為明初與國民政府的首都，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明代與國民政府的統一行動都是由南而北完成的。至於元、清兩代則恰好相反，所以作為軍事行動的策源地，也為定都加上了一個重要的砝碼。
英國地理學家柯尼希（V.Cornish）對首都的地理條件作了詳細的研究以後認為，建都地點大致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自然倉庫（natural 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資源豐富，糧食充裕，能滿足首都需要；二是交通樞紐（crossways），即首都應位於要道交匯處，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rongholds），便於防守V.Cornish，The great capital，London；1923.。這三點對首都而言的確十分重要，放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如此。
西安一帶作為首都，其地理區位與上述三點全部符合。雖然西安不處於天下之中的位置，於全國行政管理有其不便之處，但西安一帶還是位於交通要道上，西通隴右，南達巴蜀，東至中原，北抵塞外，均十分方便，可以彌補其不在地理幾何中心的缺陷。待到經濟重心南遷長江流域，政治重心轉向北方後，首都自然就可能出現南北分化了，這就是北京崛起的原因。
顧祖禹
另外，在傳統中國，地理「形勢」也是建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所謂形勢，其實就是一種政治地理特徵。居高臨下，坐東鎮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種勢，一是氣勢，二是地勢。這是一種中國文化與中國人文地理的特徵。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講過。他在分析順天府，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形勢時，說：「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強形，號稱天府」；在分析陝西，也就是關中的形勢時，則說「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蓋陝西之在天下也，猶人之有頭項然，患在頭頂，其勢必至於死，而或不死者，則必所患之非真患也」。
在中國的古都中，以西安與洛陽比較，西安的形勢勝；以北京與南京比較，北京的形勢勝。中國歷史上的首都也確實以西安及北京最為強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