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滅了方臘也滅了自己

宋江不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他這輩子，傻事做了不少，最蠢的幾件，除了放高俅，就是打方臘。

認真說來，宋江和方臘，是難免有一場惡戰的。他們兩個都不是滿足於佔山為王的「毛賊」，而是想有一番作為的「大寇」。這樣的大寇，出路無非三條：招安(如宋江)，被剿(如方臘)，或是居然成了氣候，改朝換代，自己當皇帝(如朱元璋)。李逵無疑是傾心於第三種選擇，他多次表示，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宋江不肯(或不能、不敢)。倘若宋江果真依了李逵，他與方臘之間，更會打得你死我活。因為方臘也是想當皇帝的，而中國的皇帝，歷來不准許有好幾個並存。如果大家都想當，就只有打，打到只剩一個為止。

宋江不敢稱帝，也不願被剿，因此選擇投降。既然投降，就是「朝廷的人」，說白了，就是朝廷的鷹犬。鷹犬的任務不是逮兔子，就是抓狐狸。朝廷要宋江去打方臘，宋江不能不去。

打歸打，不該是宋江這種打法。

戰爭的目的是消滅敵人，壯大自己。不到寡不敵眾，不得已和敵人決一死戰的時候，不能硬打硬拼，也不能失大於得。就是說，打仗固然難免損兵折將，但不能傷了元氣，更不能一無所獲。更何況，朝廷派宋江打方臘，用意有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要「以匪制匪」，讓「強盜」打「強盜」。宋江接下這份差事，則和他決計投降一樣，是要為梁山的弟兄們找條出路，尋個歸宿，謀個前程。這個前程，既得由朝廷來給，又得靠宋江去要。就是說，得靠宋江和朝廷不斷講價。要講價，就得有本錢，這本錢，一是戰功，二是實力。無功固然不能受祿，倘若把實力拚光了，也是一錢不值，什麼也討不來。像宋江打方臘那樣，人馬越打越少，地盤越打越小，就是犯傻。

怎樣才能不犯傻呢?首先要旗開得勝。旗開得勝，朝野震驚，梁山這支隊伍在世人心目中，就有了分量。其次，要適可而止。比如打下一兩座城池，不宜輕舉妄動、再接再厲，應該待在城裡招兵買馬，養精蓄銳。一面要朝廷封官許願；一面向方臘暗送秋波，和兩方面都討價還價，這個價錢顯然是講得成的。這時，方臘已經嘗到宋江的厲害，朝廷也看見梁山的驍勇，官匪朝野雙方，都要刮目相看，另眼相待，誰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怎麼樣。朝廷原本打不贏，除宋江外，沒什麼指望，自然必須籠絡；方臘已經吃不消，宋江如肯倒戈，當然求之不得，豈有拒絕之理?所以，宋江完全可以兩邊要價，待價而沽。

事實上，當宋江成為「剿匪」主力時，他就成了朝廷與方臘之間的第三股力量，而且力量還不小，正所謂「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和當年韓信攻下齊地時的情況一樣。因此，戰爭的主動權，實際上是握在宋江手上。如果方臘不識相，則揮師南下，一鼓將其「蕩平」；如果朝廷不答應，則反戈相向，和方臘做個「聯手」；如果雙方都拖拖拉拉，就在已打下的城池裡先待著，喘口氣也是好的。怎麼著，也不至於像後來那樣，把自己的一點本錢賠得乾乾淨淨，害得弟兄們一個個都做了刀下冤鬼。

可惜，宋江也和當年韓信一樣，沒能利用這天賜良機，當然只能落得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下場。

即便站在道德立場上看，宋江也犯不著那麼傻。他投降後去打方臘，無非就是想從「匪」變成「官」。在中國古代，官匪之間，原本是沒有什麼道德界限的。作為「官」的高俅，未必比作為「匪」的方臘道德高尚，王英強搶劉知寨老婆和高衙內調戲林沖娘子也很難說有什麼善惡之別。既然「成者王侯敗者寇」，焉知方臘不會變成「官」，宋王朝將來不會變成「匪」?何苦對方臘那麼「嫉惡如仇」，勢不兩立，必欲除之而後快呢?

宋江似乎並沒有想那麼多。他傻乎乎地一心一意只想為朝廷盡忠，以為這樣一來，他和他的弟兄們就可以青史留名。他哪裡知道，在官方眼裡，強盜就是強盜，哪怕受了招安，平了叛亂。可不是么?平了田虎、王慶，群臣朝賀，宋江和盧俊義卻被安排在殿外涼快；滅了方臘，兩個人一個被餵了水銀，一個被下了慢葯，哪有什麼好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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