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最佳懸疑電影！在語言囚牢中，真相與謊言相互纏鬥

文 | 思桐

封閉的密室，理應是一切詭計的策源之地，但是留給我們的，卻是一個想像性的誤讀。在《看不見的客人》里，一個男人在敘述他所見聞的真相：遭到重擊的他和醒來後發現突然倒地的情人，而上鎖的房間和滿地的歐元，卻同時指向了一個不可見的第三者——看不見的客人。

《看不見的客人》（2016）

它給觀眾帶來三個困惑，客人是誰？客人使用了什麼樣的作案手法？客人的作案動機又是什麼？

這一切，都有待於我們去發現。

一、語言的遊戲與敘述的詭計

稍微對推理小說有些了解的人都能看出來，這是在推理作品裡最經典的模型——密室殺人。按照普遍推理作品的邏輯，我們的偵探需要根據作案現場留下來的線索，一步步還原事實的真相。

但是在這部作品裡，我們無法身處於作案現場，只有男主角和他的律師在房間里的互相交談，一切的案情都呈現在了語言的敘述中，真相只有一個，但是真相被深深的隱藏著，它不在偵探的發現和現場的迷霧裡，我們只能在語言的蛛絲馬跡中去尋找。

所以，僅僅將《看不見的客人》理解為傳統的推理作品是偏頗的，我們還原故事的現場，這裡只是一個言語的場域，簡單的理解，它更像是一局語言的邏輯遊戲——天黑請閉眼。

那麼，除了經典的推理三問，我們還需要問一個問題，這裡面，是誰在說謊？如果連唯一目擊者陳述的證言都不靠譜的話，我們該如何探求真相呢？

所以，有見識的觀眾應該可以看出來，我們觀看這部電影的目的，不在於尋找兇手，而是關注詭計是如何形成的。推理作品的樂趣就在於一同參與推理的過程，而在一般的敘述性詭計的作品，作者會有意地通過敘述技巧去誤導讀者，這導致了我們必須通過作者的手去撥開迷霧，但是在《看不見的客人》里，敘事的重點不在於案情的推理，而是純粹的語言判斷，因為留給我們的唯一線索，只有口供。

（為了防止劇透，我會在下文盡量減少原劇情的代入和加入一些其他作品的文本進行比較。）

首先，我們可以將電影看做一個完整的語言推理來看，在邏輯學中，如果沒有什麼明確的情形表明在所有前提為真的情況下，結論不是真的，那麼這個推理才是有效的。

但是在電影里，我們對所知的稱述的認識不可靠的，這時我們就會陷入一個經典的悖論環境——甲是一個從不會說謊的人，但是甲說，他說的下一句話是謊話，那麼問題就出來了，如果甲說的是謊話，那麼他就不是一個從不說謊的人，如果甲是一個從不說謊的人，那麼甲說的下一句就不應該是謊話。

這是一個難解的悖論，除非我們能夠重新改變甲說話的規則。但是，在電影里，只當做純粹的邏輯判斷，那麼就會忽略人性本身的空白，因為電影還是在講一個擁有完整情感的故事。人性在這部作品裡，就類似在「甲的悖論」中修正規則的力量，讓「人性」也成為一種前提的可能，這在結尾，男主的情感變化也應證了這一前提。

所以如果有一種類似悖論只成立在男主所敘述的語言里，我們無法考證情節的真實性，那麼就對敘述者本人的真實性做一個判斷，即他從頭到尾都是謊話。而且，在我們考察此命題——即男主不是殺人兇手為真的情況下，在敘述中出現了一些不相干謬誤，例如第一次路過的司機，這是在語言中有意豎起，以迷惑對方。

其次，我們可以根據語言中細節進行推理，這在部電影里，律師強調過讓男主多講一些細節，這其實也是導演的提示。而細節越多，則謊言暴露的可能性越大，即自相矛盾與細節成偽的部分變多。

類似的作品，例如日本動漫《戀物語》則更有意思，講故事的方式是謊話，推動故事情節的也是謊話，男配角欺詐師貝木為敘述者，他答應了戰場原黑儀去欺騙千石撫子的委託，最後在他的講述里，他被之前被他欺騙的學生打死，然而我們無從推斷，這是一件真實發生的事情，還只是貝木所講的一個故事。

欺詐師貝木

一個猜測，這種敘述方式的推理作品，源頭應該是愛倫坡的《你就是兇手》，同樣是賊喊捉賊，運用心理破案。與《看不見的客人》同類型的，還有一個更經典的電影《羅生門》，日本文學家芥川龍之介的小說《竹林中》改編。

《羅生門》（1950）

他們同樣都運用了一個經典敘述方式——不可靠敘述。在《竹林中》里，我們也無法考察每一個證人證詞，甚至當每一個證人第一次稱述證言時，我們都會選擇相信，因為在故事裡，視角全部聚集在我們所關注的這個人身上，因為視角的局限性，我們無法得知全盤的局面。

在《看不見的客人》里，同樣的不可靠敘述，但對話主體只有兩個人，律師與男主，我們大多時候，都被限制在男主的單一意識的聚焦下。

當敘述者在以「我」的視點去講故事的時候，就產生了敘述的不可靠性，這是創作者的有意隱瞞，當我們無法使用全知視角，只能聽男主所陳述的那些案情，就無法得知每個人內心情感和隱秘動機。這樣，也就使得講述案情的這個行為，變成了一個故事裡需要我們具體關注的事件。

而在電影里抽絲剝繭般的將視角從律師在挪移到男主的行為，故事在他們的言語里進行一次次的變形和延展，讓故事套在了故事的故事之中。

二、謊言與真相之間

謊言與真相之間有多遠的距離？這是我理解的《看不見客人》所探討的主題，在這裡，導演的態度應該是悲觀的，雖然它在最後實現了一個爽快的復仇結局，但是整體的故事所呈現的依然是一個悲劇。

這不得不讓我們對語言本身的真實性有所懷疑，正如小說本身就是謊言的藝術，但我們卻對文本創造出來的現實確信不疑，在一些先鋒讀物里，戳破了小說本身就是虛構的這一現實。而我們生活本身就充斥著謊言，每一個敘述者也只會陳述對他有利的事實，因此，探尋真相就成了必要之舉。

但是我們誰會相信真相呢？我們又怎麼確定你所說的真相就是事實呢？這裡面體現的問題，就是話語與真相之間關係。

正如歷史典籍里所記載的那些故事，我們又怎麼能夠保證那些都是真實的歷史，即使它們名為正史，有據可查，但我們也無法得知，陳壽在寫《三國志》的時候，是不是代入了自己的立場，清朝史官修明史，是不是也使用了一些曲筆？

在後現代史學觀里，這一危險的觀點被證實，歷史是根據現實的需要裁剪而來，正如同我們的話語里總是不免謊言與欺騙成分。更讓人感到心驚的，是如果一個謊言被大多數人相信，那麼它是不是就成為了真理？

正如這部電影里，如果沒有層層的鬥智去抽絲剝繭出真相，如果只聽信了一面之言，那麼沉冤就永遠不會被昭雪。被掩蓋的真相（真相）與被大眾相信的真相（謊言）正如同二律悖反定律一樣可以同時存在。

電影通過探討話語與真相之間的距離問題，提供了一定的批評性，在這裡，我們引入無知之幕的概念，最理想的社會討論環境，是把彼此身份不同的人聚集在一個誰也不知道誰身份的幕布下。

電影里的男主及其情人，正是因為自持身份是社會精英，所以才會欺瞞罪行，喪失了一個公民的責任與義務。與他對抗的就是被他所傷害的普通老百姓艱難尋求的真相。

這裡面隱藏著一個大眾對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態對立性問題，讓話語還原為真相的過程，正是對意識形態的虛假性戳破的過程，我們可以很明顯的從電影中發現，作為悲劇主體的普通老百姓實現復仇的時刻，正是男主成為歐洲著名企業家，資本風頭最熱的時候，最終撕下來了這位既得利益者虛假的面具，還原了意識形態下面真實狀態——有罪者應當伏誅。

然而不免讓我們感覺悲涼的是，往往一種意識形態，不管背後是多麼扭曲的幻想，當它成為了大多數階級所相信的東西時，就會從「社會意識」變成「社會存在」，謊言被說多了，就會變成真理，正如齊澤克所說：「它自稱能夠獲得真理，即它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謊言，而是一個被體驗為真理的謊言，一個被假裝嚴肅對待的謊言。」

那麼這個世界上又有多少被我們體驗為真理的謊言呢？也許話語與真理之間，更多的是被欺騙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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